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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右翼极端主义势力有所抬头，自2002年法国大选中极右政党领袖勒庞首轮胜出后更是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国内许多重要媒体也对此进行了评论和分析。这些评论和分析主要集中在“原因”和“评价”两方面。在“原因”分析上，主要分析了直接原因（如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全球化的冲击，政治治理结构失衡等）。在评价方面则认为目前的极右势力大部分与老法西斯并无瓜葛（新纳粹除外），真正支持他们的人也并不多，因此很难成大气候。笔者认为对直接原因的分析虽然很到位，但显然缺乏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历史的，本质性的认识。人们在接受这种原因分析时，还是不禁要问：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饱受右翼极端主义之害的欧洲大陆，为什么还有右翼极端主义的市场？在对右翼极端主义前途的评价上，笔者也承认目前尚难成大气候。但仍有必要指出，当年的纳粹党由一个边缘性的小党数年之内就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意大利法西斯党更是第一年成立（1921），第二年就上台执政。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对社会问题的评价和判断主要来源于对问题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和认识。右翼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有历史延续性的思潮和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因此只有对其进行历史的，本质的分析，才能对其作出本质的，历史性的评价和判断。这个任务应由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界承担，搞国际问题报道的记者和一些食洋不化的所谓国际问题专家是无法胜任的。
二十世纪欧洲德、意法西斯主义是右翼极端主义的最高、最极端的历史形态，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伤痛至今难以抹平。它从边缘到中心,从支流到主流的演变给世人深刻的启迪。它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还是一种社会运动其暴虐性由于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已经为世人所认识。但其具有的欺骗性、诱惑性则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它产生的根源，勃兴的历史条件至少在我国的学理界尚未得到很好的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当今右翼极端主义的评价和研究，使我们只能拾西方媒体解释的牙慧，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历史虽然不可重复，但历史长河中的某些东西却是可以复制的。只要这些东西产生的根源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存在的。因此从右翼极端主义的最高历史形态——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来考察西方右翼极端主义仍有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加深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历史的，本质性的认识。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右翼极端主义的基本社会根源
从历史上看，西方右翼极端主义不论具体主张如何，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两点：一是极端民族主义；二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方面无论是作为政治主张，社会思潮，还是社会运动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以往社会生产方式的最根本特点是为价值而生产，确切地讲是为剩余价值或利润而生产。这从本质上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的贪婪性和无限扩张性。资本的属性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属性。资本的贪婪性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就必须通过殖民主义扩张汲取乳汁，待到成年期，资本内在扩张力的无边界性与现实世界的有边界性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客观规律下产生了这样的历史现象——极端民族主义。
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与征服宣示的是封建贵族、僧侣的个人贪婪，那么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战争和征服则宣示的是资本的属性。由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生的，因而资本的属性又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这种民族主义最初是与自由主义连姻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价值观为殖民主义自由地对外掠夺提供了道德支撑。而民族主义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非普适性提供了道德辩护。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承载着资本属性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外壳和扩张空间相对狭小的矛盾更加凸显。这时民族主义开始和帝国主义联姻，打起了争夺民族生存空间的旗号。1895年，一位英国政治家的话充分表达了垄断资本面对矛盾的选择：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工人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
“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列宁选集》中文版，二卷，第642页）】
当帝国主义这位老者披上种族主义的外衣，拄起社会达尔文主义拐杖时，它就具有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形态。因此可以说西方极端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变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衍生物。它用所谓种族优劣和生存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来为帝国主义政策和种族灭绝，种族歧视进行辩护。德、意法西斯主义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最高表现形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国际垄断资本矛盾冲突的产物，是资本属性的最极端的表现。而作为这场战争结果的“凡尔赛和约”使德国丧失了1/7的领土，大量的工业资源和海外殖民地，也没有满足1915年伦敦密约许诺过的意大利的领土要求。这样两国资本的扩张空间和扩张能力受到了很大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环境最终是由资本的属性所营造的，也是由资本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资本生存环境受限必然直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环境。而当年在德国（意大利也如此）受影响最大的是中间阶层和下层劳动群众。日益狭小的生存机会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按最初的赔款安排要赔到1988年）不但使他们生活拮据，前景暗淡，也极大刺伤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在这种背景下以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根据的法西斯主义的“生存空间论”就找到了它的社会基础。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使他们将个人的痛苦，阶级的压迫看成是民族、国家的痛苦和压迫。要摆脱这种痛苦和压迫就要夺取生存空间。而作为优秀种族也有资格夺取生存空间，种族歧视乃至种族灭绝是夺取生存空间所必须的。一旦资本的生存空间表现为民族的生存空间，资本无限扩展的属性披上了种族主义的外衣，帝国主义就完成了向其变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蜕变。
二次大战后就出现，冷战结束后进一步发展的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右翼极端主义虽然大部分与当年的法西斯主义没有直接的历史联系，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资本无限扩张的属性。二次大战后以资本扩张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逐渐取代了殖民化。这种资本统治方式，扩张形式的变更，在给国际垄断资本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动荡，恶化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给西方国家自身带来了大量移民。同时，资本扩张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梯度转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为自身造就了竞争对手。这必然加重发达国家的所谓失业问题，恶化社会问题。事实上，这是发达国家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产生的回波或反弹。这就犹如击球。当球的前进方向没有障碍或边界，球将不再回来。如果有边界，球必然反弹。资本就其本性有无限扩张性，而实际扩张又是有边界的，一旦达到全球化的边界就必然出现回弹，全球化问题国内化，外部问题内部化（国际资本竞争转化为国内就业竞争，国际政治动荡转化为国内社会动荡），从而为右翼极端主义提供温床。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的另一核心——极端专制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强调所谓民族利益（实质是资本的利益），往往主张用极端的手段对待少数民族或边缘化的种族。一旦民主政治无法保障他们的所谓民族利益，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主张，极端专制主义就成为必然要求。当年德、意法西斯的上台就是鲜明的例证。一位意大利学者在描述当年的情况时说：
【“在意大利，由一名前社会党人领导的法西斯民族主义政党面对的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且它在1922年10月毫无困难地便从君主制国家元首那里获得了组建政府的权力。在1930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面临的是无力解决政党林立所带来的问题，无力使领导集团担负起政府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
（萨尔沃.马思泰罗纳《欧洲民主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235页）】
当资产阶级民主制无力保障所谓民族利益，无法满足民众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热情时，极权制的登台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一点目前仍有现实性，只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内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转化为国际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当国际政治生活民主化无法满足资本全球化扩张的要求时，国际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霸权主义就成为必然选择。
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属性始终是西方右翼极端主义的基本根源。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右翼极端主义就不会根除。这也是为什么在饱受右翼极端主义的最高形态——法西斯主义之苦的西方国家，右翼极端主义仍有生存空间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危机和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危机是法西斯主义主流化的条件
虽然西方国家存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营造的右翼极端主义的土壤，而且也普遍存在右翼极端思潮和右翼极端势力。但是这种思潮和势力由边缘走向中心，由支流变为主流却取决于一定的条件。这在当年法西斯主义勃兴过程中表现的极其鲜明，也颇富历史教益。
众所周知，1929年爆发了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而肩负战争赔款的德国又成为欧洲受经济危机打击最大的国家。到1932年，萧条达到最低点时，生产下降31%，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均仅为1928年的59%。失业率达到30%以上。其中社会中下层群众受打击最大，生活的困顿，失业后的无所事事使他们普遍需要归属感。在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下，他们成了纳粹的主要社会基础。这场经济危机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发酵剂：被危机毁灭了生活希望的大众，政治上日益极端化。因此从1930年开始，投票支持极端主义者，反民主政党的选民日益增多，不久就占了大多数。
这场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意味着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已无法充分容纳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对自由经济的干预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客观需要。当时为这种干预提供的现实政治平台是议会民主制。但如果在这一平台上无法使干预见效，那么当时的历史条件也为搭建另一政治平台——极权制提供了可能。这主要表现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德国和意大利。在意大利，民主政治从1922年之后就呈现过时之状。而德国，1920——1930年10年间，换了13届政府。政党林立，莫衷一是成为魏玛共和国后期民主政治的一大景观。这种软弱涣散的民主政体一遇到经济危机很快就会形成政治危机。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大危机面前，除了发一点救济以外，对解决失业等重大问题一筹莫展。由于它无法回应经济危机状态下社会各阶层的经济诉求，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社会公众就普遍将这些苦难与魏玛共和制联系在一起，对软弱的议会民主制给予了相当的否定。正如一部西方政治著作描述的那样：
【“在1930至1933年，各届政府似乎都无力行动。一种绝望的情绪在许多群体中蔓延，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和风险，必须作点什么。 （Macridis and Ward〈morden political system:EUROPE〉p138）】
“如果你要开枪，请不要对准自己”这一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诗句，悲剧性地刻画了德意志的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自称能够振兴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并将枪对准这种极端主义指向的任何目标。当然，这种选择首先并且主要是由大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作出的。但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政治危机却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可能，为搭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平台提供了条件。
法西斯主义的主流化,不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产物,也是文化危机的产物。文化危机是一种价值危机,是一种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根本否定还是肯定的信任危机。它带有根本性和延续性。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诉诸理性是资产阶级对抗封建蒙昧主义的利器，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不断发展，经济、政治危机不断深化。非理性主义开始出现并走上前台。虽然非理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警醒和批判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很大的。正是它的某些思想和主张（唯意志论、超人哲学等）成为右翼极端主义的最高形态——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一旦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以大危机的形式出现，它就从书斋中思想家的狂想变成对公众有巨大影响的社会思潮，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选择。据统计，在1929年大危机之前，1/3的德国选民（甚至部分支持共产党的选民）就认为世界是被强权统治的，没有极端的无情，什么事也作不成。正因如此，支持法西斯的比例从1928年的3%上升到1932年的33%。而这种支持主要来自中下层群众。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受到了主张“精英”意志的理论家帕累托的直接影响。帕累托作为著名经济学家面对自由市场体制遇到的巨大挫折，从维护自由经济秩序出发提出了反民主的理论。他认为民主进程是对事物的真正秩序、对自然秩序的扭曲。因此民主的思想在政治中是行不通的。民主作为政体实际上无法实施。这类理论为当时广为蔓延的“亲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从而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亲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现象。正象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这是一个“文人背叛”的时代，他们屈从于自己的在行动价值面前贬低知识价值的欲望，并时刻准备成为非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代言人。在他们的鼓噪下，人们普遍相信，民族感情最终将使有害于国家利益的分歧归于消失，贫困、失业能够通过强有力的秩序来战胜。这样，亲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观趋于成熟，法西斯独裁者可以心安理得地作出法西斯化的决断了。
历史证明，右翼极端主义的最高历史形态——法西斯主义的主流化是以经济危机和特定条件下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为条件的。缺乏这些条件，它就只能是边缘性的。同样，当代右翼极端主义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也很难主流化，这些条件目前来看还不具备。但要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框架下，经济、政治、文化危机始终存在，条件产生的背景是始终存在的。虽然现在西方学者将一般的右翼极端主义用后现代右翼概括以区别于目前完全边缘性的新法西斯主义。可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具有盲目扩张性和单向趋利性，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存在复杂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反冲力如何尚不能确定，加之发达国家本身一直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危机、价值危机，所以，当前的右翼极端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合流并主流化的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近些年一些右翼政党的胜出所引发的社会抗议，实际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欧洲社会对这一趋势的潜在的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