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锐在毛时代的努力为何没有回报 李锐为了当上总理，花费大量精力写了一本偶像化的传记，照说毛泽东应该很欣赏他才对，但却没有见过像样的回报。应该说，李锐花了大量的投入，产出基本上为零，这就不能引发对雇主的怨恨——就如同讨要拖欠工资的打工仔那样。 李锐这么写，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毛泽东肯定会喜欢他这么写的，非如此就无法在毛那里能够交换到对等报酬——譬如毛泽东因此认定他拥有着总理之才。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指靠是落空了，似乎，李锐没有思考过他为什么高投入的零产出原因，有没有可能毛泽东不喜欢这么写呢？李锐拒绝反思这个。 如果毛泽东不喜欢李锐的“偶像化写法”的话，显然这个小证据会支持一个不喜欢阿谀奉承的形象来，这就有悖于毛后时代李锐着意刻画的毛氏新形象了，李锐再次有着高度的自觉：就此停止了进一步的思考。 在李锐思考停止的地方，我们有条件帮助他把反思进行下去，如果毛泽东不喜欢阿谀奉承的话，显然李锐的写法就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因此收益为零。当然，这不是为了反驳李锐晚年精心刻画的毛泽东形象，而是说一个人很倒霉的时候，会怎么样。 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毛泽东特喜欢拍马屁，但对过分拍马屁人的人，有着很高的警觉，这也可能是李锐失算的地方。我们知道，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影响很大，毛泽东对此有过评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完全有可能毛泽东原本喜欢阿谀奉承的，但是偶然情况下产生了另类的警觉，结果导致李锐的高投入就打水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是赫鲁晓夫的恶劣表现，损害了李锐的总理道路。 还有一点，毛泽东毕生与机会主义作战，对于各种“好话说尽”的聪明人也看得多，认识很深刻：“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样一来，各种背离实事求是的聪明人，都有机会主义嫌疑，且不值得信赖。 有了赫鲁晓夫和王明的例子，毛泽东看人下判断，难免会产生一点点变化，无妨假设毛泽东看了李锐的传记心理很舒畅，但对照着赫鲁晓夫和党史上机会主义者的例子，也难免因此而产生各种怀疑情绪，这就断送了李锐的期待，浪费了他写书的高投入。也许正是如此，毛泽东才没有重用和提拔李锐当总理，不过，从毛后时代李锐言说的历史演变看，李锐真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如同赫鲁晓夫在苏联一样，向中国读者非常经典而完整地演绎了毛泽东那个判断：从前恨不得把毛泽东捧上偶像化的神坛，现在则恨不得把他贬到低下九千丈。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毛泽东都是同一个人，他所说的那些话和做的那些事都已经进入历史，不可能改变。起了巨大变化的仅仅外在的形势，从前是期待拔高描写获取投机政治收益，但是，现在投机的方向要一百八十度转弯了，只要是投机政治收益的方向却发生了改变，追求个人的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投机方向就要跟着改变，所以，李锐需要适时地改变自己。 四、为特权集团的特殊利益维护而奋斗终生 不得不说，李锐哪怕在国民党的兵锋威胁之下，也能够随时以跑跑脱身并且还不妨碍其逆境翻身的聪明人来说，在毛时代却长期陷入高投入低产出，也算是前所未有的挫折了，心里有点怨愤也在所难免吧。 有了李锐这样的历史经历，很容易确立那种一百八十度转弯的选择——从此投身于权势地位的自觉维护事业，李锐在毛时代的“憋屈记忆”，最适合被选拔出来从事“拨乱反正”业务。不管是在组织工作岗位上，还是李锐积极从事的非毛化事业，都悠关文革群众组织起来批判的特权集团的特殊利益维护工作，不得不说，李锐的分内工作及其分外的非毛化事业，均服务于维护特权集团不受挑战地位的建设工作。 等到毛后时代，李锐作为组织部高官主持选拔第三梯队，他积极而自觉地把文革早期在北京街头杀人伤人的犯罪嫌疑人提拔进入第三梯队，把参加批判特权和资反路线的群众领袖和大学生“记入污点档案且永不重用”，这应该算是他一生之中“职责之内”的主要业绩了。李锐在这个方面的努力，非常直接而明白地揭示出他本人对于“自来红”接班的支持力度，表现出对特权和地位进行世代传承的高度赞同。 与此相关，捍卫特权阶层的权势利益不受挑战，对于晚年李锐来说是相当积极和自觉的。有高官说要永远把毛泽东作为开囯领袖来纪念，李锐就创造性地提出那个著名的三段论——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错、文革有罪，这个三段论的每一段评价，都直接牵扯到官僚特权阶层的权位利益的加和减：建国成功那个官僚阶层成了最有权势的群体，而治国方面毛泽东明显选择了不利于权势换金钱的路线因此就只能够评定错误，等到文革发动群众批判当权派的机会主义，大部分官员丧失了权势地位那显然就有罪了，这个三段论的背后一以贯之的是权势集团的利害关系检验。 与自觉关心权势集团的地位紧密相关，李锐晚年在大跃进问题上深耕熟蓐（他大多数著述的主题都集中于此），目的都是为了洗白当权派喧嚣一时的机会主义表现，这个方面的对照梳理，参阅老田的考据文章《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 李锐颠倒黑白，竭力把屎盆子扣在毛泽东头上并不是目的本身，他借此洗白建国后共产党官场最大规模的机会主义狂潮之后，就间接地反驳当权派具有“可批判性”——这样就间接地驳倒了文革必要性的论证。只要是确立了特权集团自身就能够实现“伟光正”，那么在反面就可以佐证政治与普通劳动者无关的“彻否政治结论”，这就与特殊时期的党中央就保持了高度一致。 有人把李锐这种状况称之为出卖灵魂，但李锐依然具有特殊性，他是在忍痛出卖灵魂的。毕竟，他晚年竭力洗白和为之鼓吹不已的“共产风团队”，就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他和彭德怀诸人视为异己和威胁，要致他于置之死地的力量。一个人当然可以为了权势利益而出卖灵魂，但是，把灵魂出卖给伤害过自己的势力，还要昧着良心把那伙人的污浊洗白，心里总不会没有疙瘩。这种情况也许造就了一种自我麻醉状况，李锐表现出极度痛恨毛泽东的种种，带着情绪去歪曲事实的种种，反逻辑的解释种种，说到底是一种麻醉——要不然还能够怎么样呢？灵魂不卖了吗？麻醉是为了出卖的正常进行，要不然就无法说服自己以坚持下去，为什么人生要有那么多艰难和无趣呢？ 在一定程度上，李锐的社会高度，是由学术的低度去证成的，李锐暴得大名且至今受到某些势力的追捧，本身是现实政治力量格局折冲过滤的结果。李锐的存在及其言说方式，显然意味着追寻土共历史真相的难度，以及认真研究中共政治历史的不可能性。这个方面的种种状况，可以等待逝者安息之后，再慢慢去展开和探寻。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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