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弹一星到运十下马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30年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奠定了大国基础，但没有实现“富民”。这与过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有关，与中央计划体制的僵化有关，与 应对战争威胁有关，特别是因为中国在1960—19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仍然专注国内的政治，没有更早地注重经济建设并发展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这些 因素导致中国技术进步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滞后，正如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言：“我国在五十年代新建设的工业，当时在技术上是比较先进的。近二十年，工业先进国家进行了几次技术革新，而我国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因而也扩大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1979，第220页）。

于是，在“强国”的前提下实现“富民”就成为“文革”结束时的社会主流愿望，体现在中国政府于1974年首提并在1976年之后重新确认的“四个现代化”上。在那个历史关头，重 新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赢得了中国社会的巨大热情和支持，对“科学的春天”的向往成为促成政策改变的社会基础。

当“富民”重新得到强调时，实行对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但 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能够在1970年代末实行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强国”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个关系在逻辑上很清晰：由于美国是世界市场体系的“老大”（主导着对华封锁），所以中国能够向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 美和解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动机是为了结束使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并联合中国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因此，如果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向西方开放，就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掌握着美国退出越南战争的钥匙并成为一个抗衡苏联的关键力量——那是坚持“强国”的结果。

今天的许多人已经把中国可以开放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却忘记开放的条件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而获得这种条件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前辈做出牺牲的意义所在。从理论逻辑上讲，开 放就可以带来更好的技术学习条件，所 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不能在通过自力更生阶段建立起来的基础上继续壮大。但在“改革开放”开始后，“富民”逐渐压倒“强国”，形成了“富民”必须以牺牲“强国”为条件的政治思维。这个政治上的转向使中国的技术政策在1980年代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自力更生”被当作落后的东西而抛弃，完全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被当成“改革开放”的必然。有三个例子可以生动地反映这种变化。

根据新华社资深记者李安定在2013年写的一篇文章，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一汽的汇报，把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领导人饶斌和李刚（ 两人都担任过一汽的领导人）叫去旁听。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意外：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李 安定以记录饶斌口述回忆的形式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会 上谈到了红旗轿车时，国 务院领导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

饶斌当场进行了争辩，说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并不比国外同类车多。饶斌接着说，“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领导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这是他的原话——你给我停产就完了。”饶斌问，以 后这个事怎么办？领导回答：“以后就进口吧。”于是，红旗就这么当面给枪毙了，后来上海牌也在组装桑塔纳的过程中被抛弃，中国轿车工业走上一条自己不开发而是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被“枪毙”的还有运10——中国开发出来的第一个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型飞机。运10项目由毛泽东提议和周恩来批准，于1970年启动。经过10年的开发，运10于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试飞成功。至1985年2月，运10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七 次从成都飞到西藏拉萨。但运10刚刚试飞成功，中国开始与美国麦道公司商谈合资组装麦道飞机的计划。

1981年2月11日三机部以三飞（1981）179号文向中央财经小组上报《关于运十飞机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安排的请示》， 提出替代运10的方案是引进美制DC9-80飞机，但因民航总局不要DC9-80而未能立项。以后又由上飞从1985年开始执行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25架麦道82飞机的项目。

1984年6月，上海飞机研究所的219位科技人员“联合上书”，呼吁不要去组装麦道飞机，提议在运10的基础上发展一个新的干线机型。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来信上批示：“此事不再议”。1985年2月，因申请3000万元燃油费未获批，运10停飞，事实上下马（路风2006，第三篇）。

政策的转向在“枪毙”红旗和运10之前就已经开始。根据张胜（2008，第422-427页）的披露，1981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爱萍与总理赵紫阳发生了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在会上，张爱萍提出不能因为引进法国核电站（功率90万千瓦）就抛弃秦山核电站（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个核电站，功率30万千瓦）。尽管张爱萍并没有反对引进，而 且从战略上和核工业“军转民”上陈述了建设秦山的意义，但赵紫阳显然不以为然。最后赵紫阳不耐烦地说：“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张爱萍说：“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 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会议不欢而散。由于来自党内领导层的压力，秦山核电站最终被批准上马（1983年6月破土动工，1991年12月并网发电，是中国建成的第一个核电站）。

不过，由于这个项目获批是以“30万千瓦的核电站就此一个，下不为例”为条件的，所以它并不构成“路线”，后来20年的中国核电发展还是走上以购买外国核电站为主的道路。枪毙或抛弃这些项目的逻辑是什么？直接说出来的原因是它们在技术上落后，如红旗耗油、不可靠，运10超重，秦山核电站功率太小，等等。但是，在抛弃红旗后，中国汽车工业就走上只能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抛弃运10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再没有能力开发大型飞机；在购买了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核电站之后，中国为了技术上的“跨越”又在21世纪初年购买美国核电站。

造 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抛弃的不仅是产品，而 且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活动体系，即技术能力基础。这种抛弃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被认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经济。从张胜（2008，第443-451页）的隐晦叙述中，当领导层在1984年年末决定改革国防工业体制时，有关的文件中曾经有一句话：“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这句话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被删除；同 上，第450页）。这种说法含有让军队和国防工业忍耐和等待的意思。

不过，张爱萍对它的评价是：“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同上）很清楚，被动摇的“根本路线”就是包含自主技术研发在内的“自力更生”，这也是本书第二章讲述的中国国防工业被抛弃的历史背景时隔30年之后再回顾这个政策转折，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或必然选择。一部世界发展史证明，自主的技术研发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防工业可以压缩和调整，但被抛弃则不是一个想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大国所能承受的。

中国后来的局部政策转变，如领导层在1990年代末提出“科教兴国”、对国防工业重新投入以及2005—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方针，也 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如果自主技术研发、教育和国防工业被当作发展经济的包袱，那 只能说是来自战略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不 仅与对技术的看法有关，更与  对“强国”的看法有关。否则，我们无法解开把发展市场经济与自主掌握技术对立起来的历史悬案。当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反而经历了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历史阶段。根 据从1959年初就领导中国第一支核潜艇反应堆开发团队的孟戈非（2002，第389-392页）回忆，他在1982年3月11日的“大参考”上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中国要求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纸。

他深感屈辱地说：“须知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国际上对二次大战中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日 方同意审查的条件是“限于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报不会转用军事”。备受刺激的孟戈非写道：......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去学习，我也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或主张闭关锁国的人，说句  诙谐的话，我也亲身证明地球是圆的。我认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必要的技术引进都是应该的，但 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而 不应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同上，第391页）孟戈非讲的这个事件发生在1982年，但它不是一个中国在困窘阶段发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国社会心理开始发生巨大转折的一个标志。从 那时起，中 国进入了一个各级领导都迷信“外国先进技术”的时代，一个形成“外国技术一定先进、中国技术一定落后”社会心理的时代，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何以见得？再举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