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大字报和政治赋权 “四大”，指的是大鸣（充分发表意见）、大放（充分的自由）、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是文革期间普通民众广泛使用的政治手段。在即墨第一中学的学生和老师推出他们的第一批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后，大字报也成为村民和工人们的武器。村庄街道和工厂车间都贴满了大字报，向村领导和工厂经理表达了不满。其中一些不满可追溯到大跃进时期。例如，在南江村，人们张贴了大字报，要求村党支部书记、党委副书记和村民会计师承认，在大跃进后的粮食短缺期间，他们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分配的粮食数目。村党委副书记的妻子在大跃进期间死于食物中毒，不久，他与村里的杂货店店主结婚。一些村民怀疑副党委书记妻子的去世有蹊跷，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机会证实他们的猜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村民写了大字报，要求副书记解释他妻子去世的情况，以及如何快速再婚。尽管已经太过于久远，而无法得到问题的答案，村民们感到被赋予了权力，能够问他这些问题。[44] 大字报是一种非常灵活，有效，便捷的政治手段。所需要的只是一些墨水，一些纸张，一把刷子和写作的能力。即使一个人不能写作，他或她总能找到其他人来帮忙写一张大字报。家庭主妇刘美玉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她让别人为她写一张大字报。在她的海报中，她询问了她的生产队长张敏在过去几年里用从她那里得到的钱做了什么。刘的丈夫是一家工厂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里，生产组长要求刘给他钱，用来支付她的家人从生产队获得的粮食。每次她都给了他所要求的金额。但她没有收据，而且这些钱在粮食分配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她很怀疑，但她不敢问任何问题，因为被生产队队长激烈的言辞和态度所吓倒。别人推出的大字报给了她勇气，最后她推出了自己的一张。[45] 强大的村和生产队领导被指向他们的大量的大字报所震撼。他们的傲慢气焰消失了。日常政治中的这些微妙变化，给刘美玉这样胆小的村民赋予了权力。在贴出了大字报后，她甚至更进一步面对面地挑战生产队队长，想让他承认，他花光了多年来从她那里得到的所有钱。[46] 大字报作为弱者的武器，使得村民们受益很多。[47]这就是为什么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乡村中广泛使用的媒介的原因。街道墙上覆盖着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在墙面空间用尽之后，设置了木质公告牌（大字报棚）以容纳更多大字报。许多人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并对其缺席的政治后果感到遗憾。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不仅弥补了新闻自由的缺席。大字报的作家不需要取悦任何一位编辑，也不需要有很大的声望。这个平台专为满足普通农民、工人和其他人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而量身定制。村民们说，如果他们对自己村里发生的事情不满意，他们可以写海报来发表意见。在一个中国村庄，一个大字报会很快吸引人们的注意。[48]因此，个人可以轻松地将他或她的关注点放在公共论坛中。其他人也可以写作并参与讨论。这种方便的政治武器使普通民众获得了权力，这是共产党官员和村党委领导非常讨厌这种武器的原因之一。 除了大字报外，大辩论也在普通民众的政治赋权中发挥了作用。 在即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共场合，群众组织互相之间和党内领导人之间进行辩论。就像大字报一样，这些公共论坛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 来自南江村的兰成武、灵山村的王思波、来自士兵家庭的王占军、普通工人焦传发和其他许多造反派领袖在这些公开辩论中学会了发表效果良好的演讲。 他们说，他们公开发言的能力正在增强。[49] 今天，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派系辩论会，大字报以及对当权者的批斗会等群众性会议，在赋予普通人权力方面的作用。 有些人认为这些事件无关紧要、造成麻烦、破坏生产、破坏单位的和平与统一。 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人们很自然地断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在政治上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像兰成武和王思波这样的旧的造反派领袖认为，大辩论、大字报和对村领导的集体批评，对于即墨的农村人民来说，是一个政治觉醒的过程。村民们通过大字报、大辩论和群众批判大会展示的意见和批评，可能没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但兰和王都说，这些活动促进了普通村民言论自由的民主习惯的养成。[50] 串联和政治赋权 串联是指文革期间北京青年到外地去传播革命信息，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到北京和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的旅行，以获得革命经验。 这些旅行给年轻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地区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少有人到过集镇范围以外的地方。 在即墨县，年轻人从北京回到县城后，他们获得了新的视角，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生们串联回来后， 独立的群众组织出现了，破四旧的运动也停止了。[51] 1966年，二十名14-16岁的农村青年离开即墨县的农村中学步行前往北京。 他们是自己村庄里去北京的第一批年轻人，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村东15公里外的一个地方。 他们举着红旗，决心一路走到北京。路过的公交车司机停下来，想带他们一程，但是他们拒绝了，决定继续走过去。他们白天走路，晚上在沿途的不同学校设立的各个接待中心休息。在这些接待中心，他们遇到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学生，并与他们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们阅读和抄写大字报。他们收集并阅读了不同城市和城镇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大量政治小册子。 当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并与他人交换意见时，他们感到在政治上获得了权力。[52] 在北京以及去北京沿途的其他城市，他们大开眼界。城市的学校教室比他们自己学校的教室要好得多。 他们有玻璃窗，电灯，更好的桌椅。 城市的人们主要吃白面馒头、蔬菜和肉类等。在学生们自己的家乡，家里种植小麦、养猪和家禽，但小麦面粉和肉类，甚至大多数蔬菜对他们来说太奢侈了。他们只在有客人来和节日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享受得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卑，但他们也对农村和城市地区生活水平的差距感到愤慨。[53] 认识到生活水平和教育机会方面的差距是政治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即墨农村，串联也包括人们努力联系其他村庄、工厂和学校的人，以传播信息和建立联系。前往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学生将他们学到的知识传播给了县里其他学校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兰成武、王思和及其同志们多次前往偏远的村庄，与村民和农村学校的学生和交谈。这些旅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过程。正是在这些旅行中，兰成武和他的同志们了解到农村干部普遍存在腐败现象。村庄土皇帝们的暴行包括盗窃集体粮食、与其他人的妻子通奸、压制那些敢于挑战他们的人。这些暴行激怒了兰和他的同志们，他们下定决心要维护文革。[54] 今天官方的历史记录强调了串联对国家交通系统的破坏性影响。大量免费乘坐火车旅行的人堵塞了铁路系统，并扰乱了向工厂运送原材料。因此，一些部门的工业生产在1966年有所下降。一些学者将串联视为无聊的城市青少年的免费观光旅游，因为学校关闭，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55]其他人则认为串联是学童浪费时间和滥用国家资源。[56]但曾经的农村红卫兵强调，他们的串联经历不仅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农村社会。串联为农村儿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城乡教育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兰成武和王思波怀疑，如果没有与其他地方的红卫兵的接触以及他们从串联中获得的经验和勇气，他们就没办法打倒县里共产党当权派。[57] 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与政治赋权 在即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也有助于赋予农村人民权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和《毛泽东选集》的四卷本在农村地区广为流传。[58]在群众大会上向村民宣读和解释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指示。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哲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东西。 1967年初，即墨县的驻军向工厂和村庄派出了3,070名官兵，以帮助推动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他们到村民家中学习并解释毛泽东著作的意义。来自南江村的三位家庭主妇，张文英，金爱玉，林秀英，至今还记得到他们家中解释毛泽东著作的解放军士兵。[60]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村民们把毛泽东的书放在随身携带小书包里。当他们去地里干活时，他们带着语录牌（一块木板上写着毛泽东的语录）。他们在休息时间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在南河、窑头和国村，年轻人建立夜校，教授毛泽东的著作。年轻人到那些无法上夜校的人家里去教学。学童们正在教他们的文盲父母和祖父母，妻子和丈夫互相帮助阅读毛泽东的著作。通过大量的努力，毫不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背诵毛泽东的一些语录并且大多数人可以背诵老三篇。[61]许多村庄的年轻人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村里表演样板戏和其他自制节目，向村民传播基本的毛主义的原则和思想。毛泽东的语录被放入歌曲中。因此，大多数农村青年可以唱这些北京歌剧并引用毛泽东的话。 [62]南江村的张秀英，一个不识字的家庭主妇，学着唱会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以及许多其他语录歌曲。每当她面对艰巨的任务时，她都会唱这首歌鼓励自己。她说唱这些歌给了她力量。[63] 从根本上说，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他们提倡民主的现代政治文化，并建立了一个虽然措辞松散但要求极高的官方行为准则。 他们呼吁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他们要求政府官员关心群众的生活。 他们谴责高压的政治行为，并提倡在与不好打交道的人处理关系时，要做细致的说服工作。 所有这些品质都体现在的样板戏的主要人物身上。 毛主席语录和样板戏的主要人物有两个功能，他们为政府官员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干部作风的标准。 样板戏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唯一文学创作。 我采访过的村民向我描述了在文革时期村里，公社和县级的许多具有当地特色的表演。 这些年来，几乎每个村庄和工厂都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些团队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戏剧，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65] 我们在中国不再看到这些地方级别的表演。 在外界人士和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们看来， 基于毛主席语录和样板戏的歌曲构成了一种极端的个人崇拜。 [66]这种评估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67]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个人崇拜有助于给普通中国人赋予权力。 普通村民用毛泽东的话来保护自己的利益。[68] 一些外界观察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作品事实上已成为农村人民的宪法。 更重要的是，这事实上的宪法成为普通村民的有效政治武器。 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之一，就是毛泽东思想将成为普通人手中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武器。 事实上，毛泽东的作品确实成为许多普通村民手中的有力武器。 他们用毛泽东的话作为武器与滥用权力的村干部辩论，并作为衡量村干部行为的尺度。 曾经压制甚至殴打普通村民的村干部现在不得不接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著作促进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是平等的这种观念的传播，并最终促进了普通村民的政治赋权。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普通民众起来反抗上级的革命，毛泽东的话给普通村民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权力。郭胜，即墨郭家乡的一位七十岁的文盲农民，在1965年以前曾被人认为是老傻瓜而遭到解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别人的帮助下，学会了背诵毛泽东的三篇最值得尊敬的文章，这对于一个文盲的农民来说是不小的壮举。在田间休息时，他背诵毛泽东的作品，并向别人解释他对毛泽东作品的理解。没有人敢再嘲笑他了。他利用当时的政治话语获得了个人尊严。【69】 对文化大革命的学术批评认为，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其实是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终权威，是一种盲目服从。[70]的确，在中国，很少有人对毛泽东的著作进行过任何理论上的思考，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这的确令人伤心的。然而，批评家有时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普通民众最迫切的需求。对于文盲和无权无势的村民来说，从理论上思考毛泽东的著作不是当务之急。用毛泽东的话作为武器武装自己，以反抗官员们的胡作非为，并克服他们传统的顺从文化，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把毛泽东的著作作为最终的权威，给普通村民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受那些主宰他们日常生活的任性的地方政府官员的伤害，并让农村人民真正感受到了他们拥有权力，这是前所未有的。 对许多西方学者来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信息极其含糊。例如，安德鲁·沃尔德曾写道：“要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或‘新兴的资产阶级’71等观念的真正含义，需要非凡的精力和想象力。然而，对于中国人，甚至对于文盲村民来说，这些术语并不难掌握。对于我采访过的许多农民来说，“资产阶级复辟”是指土地改革的成果，回到旧社会的生产方式，而“新兴的资产阶级”是指那些不参与工作，却像老地主和资本家一样到处指挥人民的党员干部。72 毛泽东的文章《为人民服务》是文革时期鼓励人们背诵的三篇散文之一，篇幅不到三页，但其中包含着几条直截了当的信息。首先，它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军队除了为人民服务之外没有别的目标。这个信息破坏了官员自私和腐败行为的合法性。第二，党政领导干部不应怕批评，如果批评正确，就要接受批评，并付诸行动。这一原则赋予了普通村民批评上级的权利，领导如果怕批评，不准人民批评，就没有领导群众的资格。第三，革命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分阶级和地位。这个标准谴责了村干部和其他官员殴打和辱骂群众的所有行为。这第三个信息也构成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倡的官方行为守则的一部分。 对毛泽东文革时期著作的学习，使这一官方行为准则更加明确，更加公开。农民和前造反派领袖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人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使自己摆脱精英主义的思想和做派。73这种新的发展与对毛泽东著作的广泛学习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他们是有很深的联系的。似乎毛泽东的这篇小文章所传达的三个信息都起到了约束官员和促进普通民众政治赋权的作用。今天，农民们仍然说“毛主席说了普通村民想说的话”（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74 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历史中，普通农民都是官员的牺牲品。农民们经常遵循着反贪官不反皇帝传统。儒家的忠君和父权哲学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或多或少把他们的皇帝看作家庭之外的父母。他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皇帝归类为智慧或愚蠢，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拒绝把皇帝归类为坏人且很少有例外，就像他们不愿意这样给父母贴这样的标签一样。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他们把责任归咎于皇帝的官员。也许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是中国人普遍的信仰。正如其他一般观念一样，这在历史发展中也是合理的。 这种传统的中国二元论对皇帝及其官员的普遍态度在1949年以后有相似的表现。尽管人民对腐败的共产党官员感到愤怒，但他们并没有责备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大多数批评是针对地方党员干部，而不是中共或毛泽东。老一辈人以保卫毛泽东的名义攻击当地官员。要解释他们的行为，如果认为他们只是延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就太简单了，但其中的传承是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村民通过跟随毛泽东，并按照毛泽东制定的行为守则要求地方官员，获得了针对地方官员的真正权力。我认为，普通村民之所以如此努力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为什么他们能够背诵毛泽东的著作，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使他们获得了政治权力。 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在当今中国，农村人用来表达对腐败官员的愤慨的语言，仍然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使用的语言一样，他们用来衡量官员行为的标准也源自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标准 新的权力结构：革命委员会 1968年初，经过一年半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开始出现。即墨县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在其他地方称贫民会），并开始与群众组织联合领导。78这些协会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比1949年以来执政的党支部更具代表性。在我研究的村子里，协会要求生产队和生产小组每月公布财务报表。生产队员还选举了一名生产队代表参加生产队委员会。代表们出席生产委员会会议，并保存打开粮食储藏室两把锁的两把钥匙之一。没有代表的同意，生产队领导甚至不能进入仓库，更不用说偷公共粮食了，文革前这在生产队领导中却很常见。79 1967年末，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即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开始正式接管政权。第一中学是第一个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王思波、王占军、王思伦，三名造反派学生领袖，李英良、江镇珍，两名造反派教师和前任行政人员童达，在军队的支持下，被群众推选组成学校革命委员会，并开始掌握领导权。80 以学生造反派为榜样，农村和工厂群众均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以组织革命委员会。南江村和郭村的筹备委员会由不同群众小队的代表组成，小队的规模与小队的规模成正比。这些预备委员会和贫下中农协会共同选出了新的村革命委员会的成员。81在文革初期与原党员干部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人，往往最终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写大字报和参与公开辩论帮助这些新领导人提高他们的公众演讲技巧。王思波，即墨一中前造反派首领，成为即墨大华机械厂的副厂长。那里的工人对他的演讲能力和他愿意与普通工人一起上夜班印象深刻。82王思博后来成为即墨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据王说，他和即墨一中革命委员会同志以及后来到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都是在群众斗争的风暴中受到洗礼的，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获得了组织能力和群众的声望。即墨前造反派领导人鄙视像李鹏总理这样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他们觉得李鹏总理靠关系往上爬，甚至不能发表像样的公开讲话。83 革命委员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新的权力结构取代旧的。相反，这是一个对村民赋予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和群众都吸取了经验。面对有政治权力的村民，旧的村庄领导者越来越倾向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明白，他们的权力有赖于村民的支持。新村长主要是通过批评前任村长的错误和缺点来获得权力的，他们会试图避免自己的错误。他们比前任更认真地从事体力劳动。有些地方规定县革命委员会成员一年要参加近二百天的体力劳动，公社革命委员会成员一年要在田里劳动二百多天。生产大队队长每年要在田里干三百天左右，生产队长则每天都要跟普通村民一起干活。 农民们还记得即墨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丁其超，他骑着自行车在田间的泥路上，背着一个挎包和一个水瓶，偶尔停下来工作、和农民们谈话。文革前，王德春任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后来，他又被造反派并入革命委员会，他一年与村民们一起工作生活两百多天，睡在村里的同样的房子下，和村民们吃同样的食物。85村民的政治赋权深刻改变了农村的文化。 除了少数例外，1968年至1976年间，在即墨农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受到批判的主要党员干部都恢复了原职。作为县政府的头头，王庆春在文革初期是愤怒的即墨群众的首要目标，曾多次受到批斗。然而，最终他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他被邀请加入县革命委员会，并与一些造反派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86 新政治文化的诞生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然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仍然以儒家官场文化的逻辑来行动。刘应济提出了“官场文化”的概念（官文化）用来描述几千年来官场在中国文明中的独特统治地位。这种文化直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才受到严重的挑战。87“新”中国新统治精英的政治文化与新社会的新生产关系已经逐渐出现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共产党官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官员，随着他们控制的资源逐步增加，已经变得越来越腐败、专横和不容忍。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中国普通村民的顺从文化和避免对抗求生存的心态是在这种官方的压迫和虐待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对于个体农民来说，这种顺从的文化和心态有利于生存。不幸的是，这样的心态反而加强了官员滥用权力的倾向。“见损不图有罪”是我在即墨从事田野调查时从村民那里听到的一句老话。从根本上说，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甚至部分取决于普通村民的默许。他们允许官员们在滥用权力后不受惩罚，直到虐待和殴打普通村民成为准合法的习惯。正如一些村领导曾经说过的，那些不打骂村民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我在采访即墨农村的农民时多次听到了这个说法。88 党的纲领规定，共产党员没有与人民不同的政治利益，任何党员都不得凌驾于群众之上。89这种高尚的言辞在文革期间受到造反派的强调，并在造反派与原党员干部的辩论和批评党员干部的大字报中被用作标准。【90】许多共产党干部从未想到会受到这种挑战。可以理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造反派谴责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自己的言辞行事，并对他们进行肉体惩罚时，他们感到沮丧和愤怒。91他们认为对他们的这种挑战引起了社会混乱。 社会混乱其实不一定是坏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可能会扼杀社会创新和进步，就像文革前那样。当既得利益者变得过于执着于保护规章制度时，他们就变成了弱势群体的压迫者。混乱有时会创造被压迫者在平常没有的机会。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官僚政治文化很少给普通民众提供机会，让他们在没有混乱的情况下实现自身地位的改变。在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中，对变革的要求通常被视为威胁，常常被无情地镇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混乱来打破对改变的抵抗，并创造改变的条件。 正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村民的顺从导致了干部滥用权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村民的努力，官员行为的改善也得以实现。他们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汲取勇气，克服了他们的顺从的传统。老百姓利用毛泽东的威望和话语来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 总之，文革时期普通村民的赋权促进了农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文革以前，生产队干部由生产大队队长任命，大队队长由公社领导决定。普通村民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在村子里，我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习俗的变化。生产队领导者由生产队成员选举产生。如果生产队长工作没做好，他们年底就会失去职位。在某些情况下，生产队的领导者必须每年更换。92这对生产是否有益很难说。但这表明普通村民的民主意识正在提高。 文化大革命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同群众团体之间的谈判选出来的。到1969年底地方党组织重新开始运作时，经过近三年的时间，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人成为党员。即墨县共产党员从1965年的14015人增加到1978年的27165人。在南江、姚头、郭村，每个村子的党员人数从3人增加到10人。93党员范围扩大，村民在选拔村长方面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如果他们对一个大队长不满意，他们可以呼吁公社用另一个人代替现任大队长。党员之间也有竞争。没有掌权的党员会寻找机会接替掌权的党员。1972年，南河党委书记王玉龙打了一名村民。事件发生后，村民们向公社申诉。公社调查了这一事件，并呼吁在短时间内选举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老党委书记被党员投票否决了。94这种政治文化的变化是普通村民政治赋权的重要标志。这背后有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 最新评论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