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工会运动的历史与视角

三、长时段的四个特征以及国家的作用

工会长时段的社会表现以及20世纪80年代危机的幅度，是法国之所以具有独特性的原因。对于这一独特性，我们可以围绕五个特征来表述。不过，工会塑造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塑造。法国工会的很多特征，与法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以及工人运动的特殊性息息相关。在此我们应对国家的角色作简短的回顾。

(一)由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较弱，工会最重要的活动一直是以工人的动员为基础，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危机之后，工人动员的条件弱化了，冲突也基本是防御性的。相反，企业委员会和企业层次上的强制性集体谈判的发展，使得工会组织制度化，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少。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工薪劳动者与工会积极分子的分离。

(二)工会会员人数总是很不稳定。除了某些加入工会的高潮时刻(1919—1920年、1936年、1945年)，加入工会的人数出现了大规模缩减。70年代中叶，工会成员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超过20%，到90年代初，这个比例只有8%左右，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因此法国的工会入会率是很低的。去工会化成为常态，大规模的再工会化趋势短期内还看不到，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工会会员总数有了轻微的增长。

(三)法国工会运动的组成非常多样。除了工人、雇员和干部，公务员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工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比较弱，上述情形就更明显了。工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主要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工会作为这个阶级的代表)，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因为工会一直是通过社会和政治动员来实现重建。

(四)政治强有力的介入，是第四个鲜明特征：从源头上说，这一特征的原因在于工会获得法律认可的时间较晚，因此工会为自己的生存权进行过长期政治斗争，故而还保留着18和19世纪的各种革命遗产。后来，强大的共产主义思潮使得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之间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而法国总工会也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工会联合会。工会通过各省联合会介入关涉作为公民和工会成员的劳动者的诸项事宜。原则上说，工会是地方公共政策的积极参与者，它在交通、住房，最近还在职业教育等领域采取行动。

(五)如果不提一下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管制中的作用，我们还是不能理解法国工会的特殊处境。我们不必追溯法国悠久的国家主义传统，只需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在经济重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工业现代化，银行金融系统的集中，一切都是由公共权力亲自缔造，或围绕公共性质的行动者而展开的，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80年代。在社会领域，由于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妥协，国家一直扮演着中间人角色。这些社会对话者不是直接缔约，而是分别与作为其利益仲裁者的国家对话。资方对社会诉求尤其不闻不问，因此，即使是右翼政府也经常作出具有进步意义的裁决，以强化已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险体制，以及劳动市场上对工人的保护体制。当心怀改造社会，甚至社会主义社会信念的战斗分子组成的工会发起激烈的社会斗争时，政府尤其倾向于这样做。

通常认为法国的工会运动缺乏协商文化，实际上这也是民族文化的固有特征，它同样为资方维系和分享，对于同工会的关系，资方从来都只是作十分工具化的利用。在法国，资方组织的历史无非是一段反对工人组织、反对国家对企业事务进行任何干涉的漫长编年史。

集体协定的历史很不平坦。在两次毫无结果的尝试(1919和1936年)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集体协定制度才真正开始在主要经济部门展开。当时资方下决心在各部门进行谈判，并推动与最为温和的对话者进行谈判，以此介入工会活动。50年代初设立了补充退休金(及补充医疗保险金)的对等管理模式，后来该制度又扩展到失业补助领域。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对等管理制度是资方与代表性较小的工会(如工人力量、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法国干部总工会—干部工会联合会)一起建立的。

基督教工会运动的历史轨迹，很好地反映了资方影响的长期存在：这种工会运动以和平与社会和谐为宗旨，始终倾向于谈判和妥协，它所遭遇的唯一困难是资方的冷漠，但冷漠推动了该运动的激进化，以致60年代产生了一个信奉阶级斗争的工会派别，以及一支抗议工会墨守成规的重要力量。

在法国，持续的进展很少是通过协商谈判取得的，它更多是依靠决裂；在社会史的“高温”年代，共识是在社会动员的压力之下达成，如1936年的员工代表制、40小时工作制和带薪休假制度，如二战后设立的企业委员会、社会保险金和集体协定制，如1968年及稍后对企业内部工会的确认，工人工资的调整和按月计发以及长期培训的权利等。

资方的传统做法，原因不在于法国雇主的特殊本质，而在于资本的结构：很久以来，法国的资本主义表现为一种家族资本主义，所有者直接管理企业事务。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如拉加代尔(Lagardère)、贝当古尔(Bettencourt)、布依戈(Bouygues)、达索(Dassault)、标致(Peugeot)、温德尔(Wendel)、缪里叶(Mulliez)、阿尔诺(Arnaud)和其他家族企业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企业产权结构很难接受协商谈判制，而倾向于某种资方拥有神圣权利观念，在19和20世纪，这种观念从对旧制度的追忆中汲取了某种经受过所有考验的保守主义的资源。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经常与家长制融合在一起，它产生于社会天主教信念的母体中。在法国北方(纺织业)和东部的香槟及冶金工业区，这种保守主义影响尤其大。它能吸纳反工会的武装，如标志-雪铁龙SA直到21世纪初还是如此。

在社会准则的产生过程中，国家不再要求充当中心角色。国家已经控制了强大的公共部门的工资，并在设立跨行业最低保障工资(SMIG创立于20世纪50年，1968年成为跨行业最低增长工资，即SMIC)后掌控了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此外国家还大力运用其扩大集体协定的权力，因而建立了一种强大的工资标准指导权。工会也将国家作为其主要的对话者，它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对雇主实施强制性标准。起码在国家试图充当社会调节者角色时，工会会这样做。80年代，国家的作用在退缩，工会也因为成员下降而被削弱，因此在面对雇主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四、面对全球化毫无防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几个转折。加入工会的人数迅速下降。其中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是法国特有的，但欧洲也有同样的趋势，虽然不及法国剧烈。全球化以及最初的欧洲一体化，使得国家开始改变其介入经济调节和社会准则之制定的方式。社会准则的产生越来越去中央化，如集体谈判已经落实到企业层次上。在过去30年中，如果说国家更像是工会和工人的保护者，那么如今它更像企业的朋友，劳工权利逐渐服从于企业竞争力的需要——至少是雇主所理解的竞争力。

2008年以来，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社会调节之中产生了新的震荡。危机源自私营金融业的崩溃，但经济风险被转嫁给工人，这一做法为挽救破产中的银行体系做出了贡献。公共债务成为弱化二战后建立的社会国家、将工人置于劳动市场之边缘的借口。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的大规模失业，削弱了工人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行业性集体协定和劳动法规的弱化就是一个反映。这种弱化是由企业层次的集体谈判的去中央化造成的，其附带的结果是权力从劳动滑向资本。法国的工会运动已经十分碎化，如今又加上企业层次上的原子化。随着低待遇和排斥现象的蔓延，工薪阶层中出现了生产重组现象，但工会仍然是在最重要的生产单位中组织起来的，它没有涉足小企业。如今的工会与劳工世界的一些重要群体分离了，尤其是与低待遇中小企业及临时受雇的青年工人分离了。

对于法国工会——还有欧洲的其他工会——今天的问题是重新获得整合不同类别的劳动者的能力。资本主义的演变已经让劳动者相互分离了。工会地位的不稳固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发包人和分包人在处境上的差别：今天的工会参与不仅不足，而且工会也不能反映新工薪阶层的社会构成。大部分的新工薪群体在工会中没有代表，而且，年轻人是脆弱地位的主要受害者和媒介；因此工会存在代际落后的难题，它还没有找到自我更新的办法。就法国来说，还应该指出，严重的工会分裂妨碍了力量关系的构建，这种分裂来源于古老的意识形态分裂，但它延续甚久，并被不断重新表述出来。

对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险措施的压力有全欧性的源头。2010和2011年欧盟的决议(尤其是Euro+条约)以必须降低劳工价格为名，在欧盟范围内确立了削减工资的政策。工会在欧盟层次上的影响力还很脆弱。虽说有一个泛欧的工会组织，即欧洲工会联盟(CES)，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统一的工会行动来对欧洲建设进程施加影响，这一进程却带有十分鲜明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烙印。

未来几年的工会纲领将颇具法国色彩的问题与无疑具有欧洲性质的问题纠缠在了一起：重建工薪阶层富有活力的统一，以便建立新的社会妥协，这种妥协应面向就业和社会保护，以防止世界的金融化；在法国，各工会要想在各个年龄段和各种条件下的劳动者中间获得广泛的影响力，它们就必须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最后，必须强化欧盟工会的作用，以反对在欧洲推行的紧缩政策，在今天，紧缩政策将工会弱化为一个日益衰退的市场上的角色。

作者：让-马里•佩尔诺(Jean-Marie Pernot)。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