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 文革时，即墨农村工业也在蓬勃发展。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在大跃进期间在即墨县依靠集体组织短时间内建立起了刚刚起步的农村工业企业，而经历了在集体组织弱化、土地分割、农户分田单干等跃进后的反弹时期，这些工业企业并没能幸存下来。20世纪60年代初，全县仅有10家农村工业企业联合运营，总共雇佣253人。[ 即墨县志，9：6。]在文革期间，当地积极的提供经济和组织基础以便恢复农村工业企业，农业集体经济在即墨得到了巩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技术年轻知道怎样有效的农村工业中开展工作。 1966年，即墨成立了15家社办企业。[ 即墨县志，9：6。]许多村庄开始建立小型工厂。从1966年开始，农村工业企业在短短十年内发展成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到了1976年，即墨共有2,557家农村工业企业，平均每个村庄有2.5家企业。这些农村工业企业共雇用54,771人，年产值达9136万元（以1970年价格核算）。[ 即墨县志，9：3。]那个时候，农村工业产值占到即墨30个公社总收入的35.8％。[ 即墨县志，9：3。] 农业以给农村工业企业提供原材料的方式哺育它们成长。农村工业企业又反过来帮助农业发展。他们生产的机器使耕作更加容易。如果没有电泵、电动机和燃气机，文革期间建造的灌溉设施将无法运作。为了装备水井和水库，即墨县革委会调动了即墨的所有技术资源，并开展了农机大会战。在1970年4月12日至6月底的八十天内，在即墨县生产了300台二十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之后的八周里，即墨县生产了60台拖拉机。[ 即墨县志，28：5。]国家机械工业部召集了39家研究机构的工程师来评估这些产品的质量。所有这些产品都通过了检验。[ 即墨县志，即墨大事记，77。]考虑到文革前即墨农村有限的技术资源，当工人们只生产铁锹，镰刀，铁锅和手推车时，这些活动所取得的成就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它依靠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专业知识来生产这些新型机器。更重要的是，教育改革为当地工业提供了在学校期间掌握技术知识的受教育青年。在文革期间，很多普通工人组织小组来解决技术问题。[ 即墨县志，28：5。] 1966年，南河村开办了第一家工业企业，后来被称为河南焊接厂（毛焊厂）。该村集体拥有工厂。最初，它由第八生产队运营，只有三个人在里面工作，制作家具装饰件。整个企业以价值20元的两把大剪刀和两把大锤子投资开始的。原材料价格不高，是工厂的废料。它利用第八生产队的办公室作为临时车间。这个项目取得了成功。在1966年的冬天，它产生了两千元的产品。在1967年春天，村庄接管了业务，雇用了更多的人，并建造了更大的厂房。1967年夏天，该村选出了10名小学和中学毕业的年轻人，并将他们送到即墨农机厂去学习71种不同的工业技能。[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当这些人在经过六个月的培训后返回到村里时，村庄车间的专业知识得到了改善。凭借这些综合技术能力，这10位农村青年开始为即墨农机厂制造机床零件。[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农机厂同意给村办工厂提供一些机床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在年底，农机厂向村工厂提供了一台三十吨的压力机和一台小型钻机，作为村里年轻人所做工作的报酬。凭借着新设备，村工厂开始为纺织工厂制造换气扇。这些产品的利润能让该村工厂购买三台车床，两台刨床，一台六十吨的压力机和一台大型钻机，这进一步提高了工厂的技术能力。到1976年，该村工厂拥有30名电焊工，2名气焊工和切割工，3台车床，2台刨床，2台钻机和2台压力机。更重要的是，它有179名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和大多数工人都是公社高中的毕业生。到1976年，它的年利润达到30万元，产品范围可以从摩托艇变速箱到移动式桥式起重机。 除了极少数例外，南河村的农机都是从村庄工厂生产的。 该村第一台电动机是1968年工厂赠予的礼物，两辆小货车是在1974年由村庄工厂装配的。村民们在另一家工厂的一堆废弃物中回收了两辆二战时美国吉普车的两个发动机和变速箱。他们使用这些旧发动机和变速箱，并制造其他零件组装了两辆小货车。[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这个工厂还维护着村里所有农机。[ 1997年夏与农民的访谈。] 许多因素促成了农村工业的发展，但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大量知识青年。在学校里，他们学到了对农村有用的东西，当他们毕业回到家乡后，他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所学到的知识。 农村收入的增长 农业生产的增加和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提高了即墨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即墨农业人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65年的239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421公斤（见表3）。[ 即墨县志，3：27。]在南河，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65年的约130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220公斤。[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文革前，南河村民因为无法为自己生产充裕的粮食，不得不从国家粮店和自由市场购买粮食。从1968年开始，他们每年都有充裕的粮食。[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在过去，即墨农民只能在节日或招待客人等一些特殊的场合吃白面。随着小麦产量的增加，他们可以食用越来越多的白面。 农村工业企业的收入提高了工分的价值，从而提高了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南河村工厂以和田间劳动相同的方式给工人记工分。村庄工厂的收入分配给了全村。因此，工厂在提高所有村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河和郭家乡是即墨一般的村子。这些村子每工分的价值从8分到14分不等，相当于1970年代中期的每天8毛到1.4元的工分收入。在漠石、姚头、葛里、南光等工分价值高平均水平的村庄，每工分价值从15分到20分不等，和城市工人同时期的收入水平差不多，每天收入1.5元到2元。20世纪70年代南河村工厂的目标是在保障主动再生产投资的条件下，保持村民每天1.5元的收入水平。[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在文革期间，即墨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65年的31元增加到1975年的79.6元（见表4）。 当然，即使1975年的数字也不是高收入。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农民以自己的特定方式计算收入这个事实，我们可能低估了他们的收入。 虽然在文革期间，即墨农民的收入大幅增加，但即墨的城镇居民收入停滞不前或事实上在下降。即墨国营工厂的一名工人平均年收入从1956年的480.7元下降到1976年的427.8元。[ Oreg Leary在他“中国农业战略当前的趋势：基于河北和山东的公社的调查”叙述到，农民们经常故意的少上报他们的收入。见于Oreg Leary和Andrew Watson“中国农业战略当前的趋势：基于河北和山东的公社的调查，”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0年第4期，137。]如果一名国家工人要养活四个家属，那么他的家庭人均收入在1976年就是85.4元，而这仅略高于一个典型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
在文革期间，农民家庭的粮食消费量急剧上升，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实际上下降了（见表5）。即墨县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在1965年至1975年间增加了55％（见表3），而即墨城市居民人均粮食供应在减少。提供给分类为1级特殊劳动工人的人均粮食从1955年至1960年间的每月37.5公斤减少到1960年至1978年的每月26公斤。二级特殊劳动力每月减少了5.5公斤。其他类别的城市居民每月减少了1-3公斤，即每年12—36公斤。[ 即墨县志，3：21。]分析这一时期城市收入停滞或下降的原因超出了本书的范围。然而，随着农村收入的显着增加，这一事实拉近了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这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特别强调的共产主义目标。 即墨农村医疗 文革时，革命后初期形成的以城市为导向的医疗政策收到抨击，农村医疗体系开始出现。文革初，毛泽东谴责人民医院 是城市老爷医院。文革期间制作的电影《春苗》生动地描述了农村地区医护条件的匮乏和城市医院职工对待农民的恶劣行为。 这部电影广受即墨农民的欢迎。[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1967年，即墨105个村庄设立了村卫生室。 到1969年，有525个村庄拥有卫生室。大约238个村庄采用了农村合作医疗。每个村民每年向村卫生室交5毛钱，这样可以为村民提供一整年的基本免费医疗服务。到1970年，910个村庄中有93％的村庄建立了自己的村卫生室，并为村民提供合作医疗政策。[ 即墨县志，756。] 在村卫生室工作的农村“赤脚医生”大部分都是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他们在高中时接受了初级医疗训练。由于文革的教育改革，许多高中送学生到医院去做几个月的实习生。他们学习了基本的医学理论并掌握了一些基本技能。毕业后回到家乡，他们在公社医院医生的监管下在村卫生室工作。他们还定期的接受医院和医学院的在职培训。南河村的赤脚医生周玉兰、韩秀云、关敦国，窑头村的张晓正、孙继林，华源村的王世才、宋永华都在高中接受了首次医疗培训。他们在毕业后都成为了农村赤脚医生。[ 1997年与农民的访谈。] 每个村子送出两三个年轻人接受定期医疗培训，成为村卫生室的赤脚医生。村子和给乡村教师一样，给这些赤脚医生记工分。而赤脚医生则为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如果一个村民生病了，需要住院，这个村子将会尽力支付他（她）的医疗费用。如果村里负担不起，公社也会进行帮助。如果医疗费用对于村子或公社而言太昂贵，那么医院就会免收费用。[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1969年姚村的张贵兰去了北京做手术。当医院了解到他和他的村子都无法承担这笔费用时，医院给提供她免费治疗。[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1973年，郭村的张克昌告诉医院的医务人员，他承担不起医疗费用，但是当他的儿子长大后会给医院还这笔钱。医院最终放弃收取他的医疗费。[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可以肯定的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质量并不高。赤脚医生没有受过太多的专业训练，村里的卫生所没有太多的医疗设备、医疗用品以及药品。但它是即墨最好的农村医疗系统，它为村民提供了重要的服务，让他们安心。赤脚医生对即墨农民的意义不能简单地通过他们接受过多少正规培训来衡量。他们和患者来自同一个村庄，24小时随叫随到，即使在农历新年或在下大雪的时候也能够这样。他们接受的医疗培训足以应付常见问题，而对于一些大病，他们可以从公社或县医院的正规医生那里得到帮助。对于感冒、气管炎等常见疾病，赤脚医生进行着正确的治疗。在发病的早期，他们可以开一些合适的药。对于更严重的病例，他们使用静脉滴注来减轻患者的病痛。[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当然，这并不是说村子里不需要受过更专业训练的医生，只是当时没有那样的条件。接受过初级培训的医生总比没有医生的要好的多。 即墨县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1986年的70.54岁。[ 即墨县志，9。]在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背后，包含着许多因素。特别是在普及现代医学知识和向农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方面，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革期间经济发展评估 文革期间，即墨县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整个中国农村，机械化、灌溉、土地改良和农业生产试验改变了农业生产。作物产量快速增加。农村工业从一个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迅速成长。 文革期间许多农村的发展目标与大跃进期间相似。这两个时期，都在努力快速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扩大农业生产和发展农村工业。这两个时期的这些努力都是基于强化的集体组织。虽然大跃进的失败给农村造成了巨大的困境，但在文革的努力成功地改变了农村经济，并永久的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全面分析两个时期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超出了这个研究的范围。而这种分析必须要考虑到管理、计划、手头上有的资源，以及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然而，基于对这一个县的研究，可以自信地指出有两个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这两个因素也是文化大革命最直接的产物：农村政治文化的变化和农村教育的快速普及。 文化大革命让农民群众在生产决策中发表意见，鼓励地方的自主性，要求干部要和农民群众一起劳动，创造了村民在集体结构中掌握权利的政治条件。旧的农村权利结构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能够积极回应农民诉求的新的权力结构。作为文革教育改革而设立的学校也第一次为农村地区的农民提供了农业现代化[ 当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采用“绿色革命”技术取得了类似的成果。但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区别。在其他国家，绿色革命技术是在美国和其他技术先进国家系统性的帮助下应用于农村的。此外，即墨以及其他地方的中国农民在没有外国专家帮助下进行了新方法的尝试和实验。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教育改革对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和发展农村工业所需的技术知识。 黄宗智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农业生产的增长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在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调查中，黄质疑中国政府把文革当成是经济灾难，却记述文革时期农作物的单产大幅提高的事实。然而，他的结论是，这是通过过度耗费劳动力来实现的。他认为，这种强加给中国农民以牺牲劳动生产率的代价过度耗费劳动力的情况将延续农业“内卷化”的长期趋势。他写道，只有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农村工业转移后，农业“内卷化”的循环才会被打破，真正的发展也才会开始。他总结说，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的转型期。[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农民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8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 黄对“内卷化”增长和实际发展之间的区分是有效和有用的。然而，如果我们使用他的定义，那在文革期间，即墨农村经历了真正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简单“内卷化”的增长。黄认为例如多种植物和幼苗移植这种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增产的做法是“内卷化”的，而这实际上是影响即墨粮食增产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与此同时，机械化极大的减轻了田间劳动。这使得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农村工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文革结束时，这种工业快速增长，达到了即墨经济近36％的比重。此外，虽然即墨的劳动力迅速增长，但文革中的教育改革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从生产活动转移到了学校。 黄正确地认识到了农村工业建设是打破中国农村“内卷化”循环的关键因素。然而，即墨县农村工业的建设的起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并且早在邓小平农村改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此外，正如他认真研究所展现出的那样，[ 黄宗智记录了文革期间他所研究地区的公社和大队工厂中生产和就业的快速增长。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农民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8页。245，279， 318 ，347-353，355。]黄宗智所调查的地区和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一样情况相同。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正是通过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打破了农业“内卷化”的循环。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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