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Empire in Retreat—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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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导言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Victor Bulmer-Thomas)，是伦敦大学名誉教授、伦敦大学学院美洲研究所名誉教授、查塔姆研究所美国和美洲项目的研究员。本文节选自其2018年3月出版的新书《收缩的帝国：美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Empire in Retreat—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部分。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介绍中，这本书被评价为“透过帝国的镜头全面讲述美国的历史，并尖锐指出美国即将退出世界舞台的未来”。在非国家行为体章节，作者论述了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宗教团体在美国的发展和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现状。
本期法意读书推送该系列的第三期——“美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三：媒体”。往期请见：“美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一：跨国公司”，“美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二：非政府组织”。
正文
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除了在战争或国家紧急情况下，美国媒体从未受到政府的正式控制。“言论自由”一直是美国的典型价值观，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其国内旅行中提到了这一点。他于1835年写道，“生活在美国领土上的一千二百万人中，没有人敢建议限制出版自由……在美国，既不向印刷业发放执照，又不要求报刊提供印章或者进行注册……因而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样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
托克维尔写作的时期，第一批“便士报”已经开始大规模发行传播，纽约市很快利用了《纽约太阳报》（1833年）、《纽约先驱晨报》（1835年）、《纽约论坛报》（1841年）和《纽约时报》（1851年）占据优势地位。然而，其他城市也紧随其后，加利福利亚州加入美利坚合众国不久，旧金山就有不少于十二份日报。
由于如此多报纸在发行，人们不指望新闻媒体会在任何一项主题上保持一致。但是，当谈到帝国扩张、建立领土帝国的时候，新闻媒体于19世纪40年代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在约翰·欧·苏利文创设“美国天命论”一词的数年前，例如，《水手杂志》和《海军杂志》早在1840年围绕加州（当时还是墨西哥一部分）刊登的文章中指出：“加州似乎是造物主创设的连接亚洲和美国商业的媒介”。数年后，在美墨战争（1846年-1848年）中，媒体普遍支持联邦政府。
伴随着大众传媒受到规模经济制约、南北内战后新技术出现，整合媒体成为大势所趋。由此促成了第一个“媒体帝国”的建立，包括由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约瑟夫·普利策、爱德华·威利斯·斯克里普斯、阿道夫·西蒙·奥克斯创建的媒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亨利·卢斯、罗伯特·卢瑟福·麦考密克和约瑟夫·麦迪尔·帕特森等企业家也加入其中。
这些媒体巨头购买或创办的报纸不仅报道国外新闻，也报道国内新闻。如此操作过于昂贵，新闻通讯社随之出现。事实上，第一家新闻通讯社（美国联合通讯社——简称美联社）是于1846年由纽约报纸组成，以帮助报道美墨战争（详见方框6.3）。紧随其后的是合众社（由斯克里普斯于1907年创建）和国际新闻社（由赫斯特于1909年创建）。
向美国公众传播的新闻现在大多掌握在少数媒体大亨手中。与此同时，美国新闻通讯社的发展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的许多人也依赖美国的新闻搜集技术。
媒体大亨们均有其强硬的观点，在国内政治问题上，他们意见分歧很大。然而，当谈到美利坚帝国的需求时，分歧要小得多——包括需要建成领土帝国和后来的半全球性帝国。即使媒体大亨们在战术上可能存在分歧，美国实现领土扩张和全球影响力提升是他们共同的战略目标。总体而言，读者支持他们的观点。
当论及领土帝国，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被认为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由于其曾公开支持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缅因号战舰于哈瓦那港发生意外爆炸，这是指控西班牙侵略行为所必需的举动，美西战争很快接踵而至。美西战争一旦开始，赫斯特的报纸便热情地对这场战役推波助澜。
美联社
纽约联合通讯社（美联社）于1846年组建形成，当时世界新闻主要由路透社（英国）和哈瓦斯通讯社（法国）把持。1870年，这些欧洲新闻通讯社瓜分世界，大不列颠、荷兰及两地的殖民地交由路透社控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黎凡特地区划归哈瓦斯通讯社；两大通讯社同意在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半岛、埃及和比利时联合行动。他们还与美联社互通新闻，因而欧洲新闻主要通过路透社传到美国。
这在美国引起不满，1913年，美联社主席弗兰克·诺伊斯不得不写道，“对这种方式的反对意见在于：伦敦搜集的新闻据称受英国人的偏见影响——无论如何，这并非从美国的视角搜集到的新闻。”
诺伊斯还感到不安的是，拉丁美洲主要从欧洲新闻通讯社搜集到关于美国的新闻：“这些国家【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通过欧洲获得了关于美国的消息，其中主要包括谋杀、私刑和盗用的新闻。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美国的反感无疑主要是因为这些报纸提供的错误视角。”
诺伊斯担任美联社主席长达38年（1900至1938年)，并成功地美联社打造成美国的准垄断机构，直到1945年美联社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其全球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联社取代欧洲新闻通讯社，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关于美国新闻的主要信息来源。
到21世纪开始时，美联社已经在120个国家开展业务，它的新闻刊登于1700份报纸，并被5000多家电视和广播公司转载。然而，它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新兴媒体的巨大挑战。随着2010年后总收入开始下降，美联社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下降，需要削减开支。
亨利·卢斯（Henry R. Luce）于1923年创办《时代周刊》杂志，此时关于领土帝国的争论已经基本结束。卢斯时代，美国全球影响力问题跃升为关键问题。1941年2月，即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卢斯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可期盼的全球帝国版图。事实证明这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
卢斯小心谨慎，从不使用“帝国”这个词。相反，他运用“美国世纪”这一表述，以清晰表明：美国名义上并非帝国，实际上享有帝国的地位。他这样描述道：
【我们正处于一场在全世界捍卫、甚至促进、鼓励和煽动所谓民主原则的战争中……美国不能对整个世界的良好行为负责，但是美国对自己及其生活的世界环境所处的历史负责……在如今这个检验的时刻，可能会出现一个清晰的愿景，它将指引我们走向真实的20世纪——我们的世纪……自由经济企业制度——一个与自由和进步相容的经济秩序——在本世纪是否会盛行，应该由美国且仅仅由美国自己决定。我们非常清楚，如果这个国家的自由经济体系在其他任何地方没有盛行的话，几乎不可能有其他与该体系相类似的存在。】
我们正处于一场在全世界捍卫、甚至促进、鼓励和煽动所谓民主原则的战争中……美国不能对整个世界的良好行为负责，但是美国对自己及其生活的世界环境所处的历史负责……在如今这个检验的时刻，可能会出现一个清晰的愿景，它将指引我们走向真实的20世纪——我们的世纪……自由经济企业制度——一个与自由和进步相容的经济秩序——在本世纪是否会盛行，应该由美国且仅仅由美国自己决定。我们非常清楚，如果这个国家的自由经济体系在其他任何地方没有盛行的话，几乎不可能有其他与该体系相类似的存在。
美国的媒体“天生自由”，但是它那年轻竞争对手，即收音机——随着卢斯写下预言性的话语而成熟——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创造。1917年，美国一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政府就接管了制造无线电设备的主要公司的专利，并建立了对无线电技术所有用途的联邦垄断。战争结束时，政府向通用电气公司承诺：如果通用公司设立一家美国国有的无线电公司，其可垄断远程无线电通信。
这一承诺促使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诞生，庞大的国家网络也随之出现：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因此，从一开始，无线电就被一小群公司严格控制，并从1927年起受到联邦无线电委员会的监管。该委员会于1934年转变为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几年后一旦商业运营开始，联邦通信委员会将适时接管电视监管。
联邦通信委员会并未审查广播和电视（战争时期除外），但是它引入了“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要求广播公司“公平地发表社论”。这项原则在国内政治报道中引发诸多争议，但是在海外事务领域，那些仅为少数的媒体行业主宰者认为美国理所应当享有全球领导地位，“公平原则”反而不存在任何争议。美国政府现在有了自己的工具“美国之音”，以确保全球都能听到美国政府对世界大事的阐述版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严格控制新闻流量可以影响全世界舆论，拉丁美洲就是一个好例子。纳尔逊·洛克菲勒被任命为美洲事务协调员时，他“不仅提供了‘预先起草的’社论、照片、独家新闻、专题报道和其他此类新闻材料，还制作了自己的杂志、副刊、小册子和新闻影片，以大规模传播。为了确保对拉丁美洲正在推进的‘问题’的理解，【洛克菲勒】办公室向13000名精心挑选的‘意见领袖’发送每周通讯，帮助他们‘澄清’当日问题”。
战争结束，这种对新闻的粗暴操纵也随之结束。然而，由于1946年冷战开始以及几年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媒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报道、世界其他地区从美国新闻通讯社和主要网络收到的大量关于美国的信息都显示出明显的“归顺”特性。美国政府是与世界其他地区黑暗势力作战的“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一理念很快深深扎根于新闻报道中。
这一转变中，没有任何媒体比电影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好莱坞的主导下，电影业于1922年成立了美国电影协会（MPAA），并成功地自我监管，因而虽然担忧来自政府的干预，但是这种干预从未实现。
好莱坞随后通过一系列电影塑造了美式历史想象力，这些电影更加偏重想象力而非历史。然而，由于电影风靡全国，这些电影已经成为许多人传播历史的主要手段。早在1935年，芝加哥的一位学者不得不写信向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总裁抱怨：“如果电影艺术要如此大量从历史中取材，那就要善待历史，并且将追求历史准确性作为其更为崇高的理想。在著名历史学家批评和修正之前，任何历史性质的图片都不应该提供给公众。”
显而易见，这一建议没有采纳，好莱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传递这样的信息：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生存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手段证明了目的的正当性。这种观点在媒体上广泛传播，直到20世纪70年代，媒体才针对外交政策中的错误和过度行为发出了一些勇敢的声音。
这些勇敢行为的催化剂是越南战争——媒体这些勇敢行为数量庞大，以至于美国“当权派”指责媒体对美国在战争中的首次重大失败负有责任。然而，更为严谨的分析表明，“过去几年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报纸和电视报道的内容分析表明，媒体报道官方信息、声明和观点时，往往没有表示出什么异议。”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成本压力导致报纸、广播、电视能够供养的记者数量被无情削减，媒体因而越来越依赖于新闻通讯社甚至政府渠道对其的新闻供应。成本压力也影响新闻通讯社，首先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在1958年兼并为合众国际社（UPI），随后合众国际社也走向衰落。
美联社因而不仅成为美国的主导新闻通讯社，也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导。美国之外的人们对这一主导地位感到担忧，因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发起建立新秩序是一场严肃的尝试，始于20世纪70年代，旨在使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摆脱对美国消息来源的依赖。由此促使1980年《麦克布赖德报告》的出版，该报告指出，“国际关系和发展两大概念基础中的一个固有因素是国际通信结构的转变，人们经常呼吁该转变。有人认为，一个建立在相互理解、接受多样性、促进缓和与共存、鼓励走向真正独立之上的世界不仅需要、而且为国际通信中新的不同模式提供了空间。”
这直接挑战了美国在国际通信中的主导地位，并导致美国在1984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联邦政府自己着手整顿和解决美国大众通信的准垄断性质的时刻，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电话和有线电视领域解体、摈弃“公平原则”、以及最后于1996年通过了《电信法》。
《电信法》旨在促进竞争，但它放宽了限制广播和电视台所有权的规定，反而引发了一波合并浪潮，七家大型多媒体公司开始主导美国的通信。这些公司把持报纸和杂志、电影制作工作室、电视网络、有线频道（包括新闻、政治和商业频道）、出版社和互联网服务。这些公司由个人和董事会控制，这些控制者强烈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且认可联邦政府对由美国主导的半全球帝国的承诺。
因此，《电信法》没有改变美国媒体行业的寡头垄断结构，也没有撼动美联社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美国，国际新闻报道急剧减少。例如，网络电视上用于外国新闻的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的45 %下降到1995年的13.5 %。同时，媒体上的国际新闻从1971年的10.2 %下降到1988年的6 %和1998年的2 %。
媒体的高度集中与对国际事务的低频报道相结合，这一方式使得联邦政府在冷战期间以及之后得以相对自由地推行其帝国计划。媒体的批评倾向于关注战术而非战略（即使在越南战争期间也是如此）。与此同时，非共产主义世界从一系列美国消息来源接收关于美国及其外交政策的信息，这些消息渠道通常都是亲美国的。
只要其他非共产主义世界形成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时，基本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美国的帝国利益通常——如果不是总是——受到保护。然而，互联网的发展、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蔓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形势，使美国处于更加脆弱的全球地位。
【翻译节选自Victor Bulmer-Thomas所著Empire in Retreat—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Part Two The Semiglobal Empire 的Nonstate Actors章节。译者：周孟瑶，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 法意读书”，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