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二、战略打击：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

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6年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总逆差的47%^[8]。这里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美国这种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是否形成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严重依赖？如果中国对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出口关税，会不会导致美国国内工业消费品物价大幅度上涨？继续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关税会不会导致其大量滞销，引发美国农民的抗议？两者的共同作用会不会导致美国股票和债券暴跌？从而引发美国社会特别是支持特朗普上台的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其强烈不满，最终迫使特朗普下台？即使笔者的这些假设都能成立，肯定仍会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你这个馊主意定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肯定会导致我国产品的大量滞销、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和劳动力的失业浪潮。而对于那些觉得笔者的建议似乎有道理的人可能会问：你这个计谋难道只是为了逼退特朗普吗？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是的，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绝佳历史机遇！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征收高额出口税战略是否成立？这一问题可留待后续回答。在这里，笔者首先讨论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设定、征税的基础以及相配套的总体外贸战略等问题。

     （一）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设定

根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统计，占比排名前三类产品：第一，在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7亿美元的总金额中，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以下简称机电类）出口金额高达1985.39亿美元，占比为46.20%，该类产品在2015年占美国全部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39%左右，对华进口依赖程度很高^[9]。而且，这类产品有一定技术含量，在一年甚至一年半之内很难被其他国家和美国本土生产商所替代。第二，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以下简称纺织类）共计1094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23%，该类产品在2015年占美国全部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高达43%左右，对华依赖程度很高^[9]，短期内（至少6个月）难以从其他国家进口较大量的替代品。第三，杂项制品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11.88%。暂不考虑对杂项制品征收出口关税，2017年我国机电类和纺织类两大类产品就占对美出口的69.20%，征收出口税的总额共计3079.89亿美元。

针对我国上述两大类对美出口产品，笔者根据美国寻求替代品的难度设定不同的关税率，替代程度越高，征收的出口税就越低。第一，在机电类产品中，美国免征进口税的（如苹果手机等），中国对其征收85%的出口税；对于特朗普已征进口税25%的产品，中国再征收60%的出口税，因此，机电类产品总的关税率设定为85%。第二，纺织类产品的总关税率设定为55%，其基本构成如下：特朗普已征税10%的，中国再征收出口税45%；特朗普没有征收进口税的，我国征收出口税55%，总体关税率为55%。

     （二）征税的基础

      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出口税，存在着客观的基础。第一，中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等为代价，一直在贱卖其产品。第二，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经销商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它们对中国的出口税具有非常强的承受能力。第三，征税的好处不能让美国垄断，而应基本上由中国获得。以下两个案例取自我国官方研究报告《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

案例1：中国小家电产能占全球产能 80%以上，出口额约占全球的45%。2016年，中国小家电出口额为342亿美元，但基本上以代工为主，出口价格一般为终端市场零售价的1/4左右，有的甚至更低^[10]。据此计算，美国分包商和经销商的经营管理、运输、销售和利润占终端市场零售价的3/4。

案例2：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获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10]。例如，中档羽绒服出口均价约每件40美元，美国市场终端销售价则在200美元左右，出口价是零售价的1/5。中国企业在加工环节的获利约占产品终端售价的1%~2%，获益非常有限，美国进口商是主要受益者^[10]。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可以迫使美国经销商给中国让利，我国不再允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趾高气扬地宣称：“拿走利润，给中国留下GDP！”2010年，笔者曾针对这种状况，提出建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卡特尔的建议^[11]，但卡特尔的组织不易建设，实施成本也比较高，而提高出口关税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一问题。以案例2为例，原出口价格为40美元，如果我国对其征收55%的出口税，出口价格将上升为62美元，假定美国市场终端销售价仍为前述200美元，那么，美国运输商和经销商的成本和利润总计为138美元，仍是我国生产商出口价格的2倍多。

      （三）总体外贸战略

上述征收出口税的措施需要一整套外贸战略与之相配套，这包括：①取消对美国出口的所有出口退税；②人民币汇率升值10%。自中美经济战以来，截至2018年12月中旬，人民币汇率已贬值12%以上。基本的思路是在人民币汇率升值10%后，维持汇率基本上保持不变。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在采取这两种措施后，对美国出口机电类产品总关税率为110%（征税85%+假定取消的出口退税率为15%+汇率升值10%）；对美国出口日常消费品总的关税率为80%（征税55%+假定取消的出口退税率为15%+汇率升值10%），两大类出口产品简单非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为95%。在半年至一年半之内，假定汇率稳定，再假定美国经销商和发包企业等减少25%的利润，从别国进口替代性商品抵消价格上涨25%，那么，美国国内同类商品物价上涨将是多少？4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物价总水平和消费物价将上升多少呢？只要消费物价上升15%就能达到对特朗普的战略打击目的。

      此外，我国还应采取以下配套措施。第一，对稀土等大量有色金属征收高出口税，保护生态环境^[12]。第二，继续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进口税，恢复进口农产品的国内生产，大力振兴农业，这是对粮食危机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措施，其他理由还可参见笔者的相关研究^[13]。第三，取消所有外资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退税，对出口到美国以外国家的中国企业仍保留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但宣布3~5年的调整期，5年后将全部取消。对内外资企业区别对待的原因是中国企业是发展中国家企业，不应给予外资企业在本国市场的国民待遇，特别是在中美经济摩擦加剧的非常时期更应该如此。第四，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实现我国进出口的基本平衡，也就是用5年左右时间将贸易顺差降低为0，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进口资源（逆差）、出口制成品（顺差）和略有逆差的贸易平衡战略。

     （四）美国经销商寻求替代中国进口品的难度问题

笔者曾经指出，美国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形成了对进口中国商品的高度依赖，如果中国对其征收高额出口税，美国短期内（比如半年）很难从其他国家获取较大量进口，而美国国内恢复生产需要较长时间（比如1年）和更高成本（至少提高1倍）。问题是笔者的这种假定是否成立？这是实施高额出口税战略成功的关键问题。笔者在这里要问的是：什么叫高度依赖？即使不考虑产品质量，加工组装价值链从中国迁出并在别国重建、美国发放产品质量国际认证资格证书等各种进口手续难道不需要半年（纺织类产品）和1年（机电类产品）吗？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只引证一些相关看法。

对于机电类产品，曾有专家告诉笔者，出口美国需要很多门槛，例如，一个简单的LED灯，涉及三、四十个零部件，每个都必须要有条码和相关质量标准，美国如果要寻找这些产品的替代品，仅仅在对产品各个部件走流程化的审定上就得需要1年的时间，更何况目前全球很难找到从性价比上与中国制造相提并论的产品。对于纺织类产品，肖立晟、袁野使用“进口渗透率”的概念计算了美国目前免征进口税的产品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所谓进口渗透率是指进口产品销售额占国内市场总销售额的比重，在其计算中，进口渗透率超过50%的有：家具、玩具、运动用品、羽绒及其制品、帽类及其零件、鞋靴和其他纺织制成品等^[14]。

针对美国经销商寻求替代中国进口品的难度问题，黄树东曾有如下论述：那些不可替代的产品美国则依然必须从中国进口，不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那些低端的可替代产品，有人认为可以完全被其他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或经济体替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低端产品的生产不可能由发达国家替代，且由于数量巨大，也不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我们以印度和越南为例。印度的GDP约为2.2万亿～2.3万亿美元，5500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4左右，如果让印度1/4左右的经济转变成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这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无法在几年内完成。越南的GDP不到3000亿美元，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替代。要把5500亿美元产品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低水平的国家去，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和产业链在全球重新配置的过程。就算不是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现实。短期内，这种替代非常小，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非常小。总之，即使由于贸易战导致一些中国产品被替代，中国也有非常长的窗口期，来成功管理它和进行转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