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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2019-3-10 00:1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2469| 评论: 0|原作者: 陈晋|来自: 毛泽东研究

摘要: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培育、形成和发展,从三个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一是,他以自己的精神风范,影响和带动了党内良好作风的形成,诸如在任何困难面前绝不低头,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鲜明个性,从人民群众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坚定立场,善于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的领导方法等等。 ...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培育、形成和发展,从三个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一是,他以自己的精神风范,影响和带动了党内良好作风的形成,诸如在任何困难面前绝不低头,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鲜明个性,从人民群众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坚定立场,善于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的领导方法等等。二是,他根据实践创造的需要,通过贴近时代要求的重大决策,引领和强化了党的精神建设。比如,革命胜利的时候,及时提出“两个务必”以提醒全党;新中国成立后,反复强调要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等等。三是,他注重以科学的思想理论来培育和塑造党的精神。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理论支撑,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当中,直接而深入地阐述党的精神建设的经典文献,也不在少数,比如,他写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经”。

陈晋: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回望、重温初心和使命,总结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的历史和经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建设上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有两次参观考察,在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作了政治宣示,主题就是一个,重温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第一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那里参观了“复兴之路”的展览,回望中国人民17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经历,把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明确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随后,进一步把中国梦提炼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第二个地方,是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一座石库门建筑,以及由此往西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嘉兴南湖。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先后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习近平形象地把一大会址比作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把浙江嘉兴的红船比作我们党的“母亲船”。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梦想起航的地方,习近平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在新时代的这两次宣示,促使人们思考,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我们怎样一路风雨兼程,我们为之奋斗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这样一些理论话题。弄清这些问题,难免会从毛泽东的奋斗心迹说起。

从“为什么出发”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是从上海的那座石库门和浙江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出发的。为了这次远航,他此前作了很多思考和选择。

1917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语,明确表达自己“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1]的朴素愿望。这年冬天,他和十几个年纪相仿的青年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2]。由此,他们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宗旨,后来又加上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标。这些抱负,很自然地成为向上向善的青年人走向未来最朴素的初心和使命。

如果说,这些想法还比较朴素和抽象的话,那么,随着五四运动大潮的展开,青年毛泽东的思考越来越具体了。他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并求得“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的“解放”和“自由”[3]。

有了这些良好的初心和使命,还要有正确的道路,才能更好地为之奋斗。面对“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4]的现状,青年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了解各种社会思潮,研究各种理论和主义,极力寻找各种“补救的方法”和“改造的方法”。他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驻足、探访、体验、辨别了许多“思想房间”。他曾详列出当时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71项144个问题寄给各地朋友,以期共同研究、寻找答案。这些问题大到“中央地方集权分权”“教育普及”“东西方文明会合”等,小到“不搞惩罚式教育”“私生儿待遇”“男女同校”[5]等。他还主张“谋各省的分建设”[6],以“建设小地方”进而“建设大国家”[7],实行联省自治。然而“知者绝少”,“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于是,毛泽东遂又另辟教育救国的道路。1920年11月,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决计“顿湘两年”,专心从事在他看来是自己“职业”的教育工作[8]。

结果怎样?在“诸路皆走不通”的苦闷和求索中,青年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9]。在此基础上,他重新定义了新民学会的目标和实现方法,那就是,“先要组织共产党”,用“俄国式的革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10]。1921年元旦,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一口气列出了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经过反复比较和分析利弊,毛泽东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1]。二十天后,毛泽东在给好友蔡和森的信中,再次表明,“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2]。

一番寻觅,青年毛泽东最终确认,只有马克思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理想,最能实现救国救民的初心和使命。于是,他和信念相同的人,登上那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船”,出发了。

从“风雨兼程的奋斗”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经历97年的砥砺前行,一路走来,确实有人上了“船”又跳了“船”,但从不影响这艘“红船”朝向目标前进的定力。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靠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靠的就是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开篇即指出:“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3]

在风雨兼程的奋斗过程中,毛泽东为打牢、深化、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的奋斗实践中体现为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4]包括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也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15]。还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6]。他号召每个共产党人,一定要“永久奋斗”,“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17]。

革命、建设、改革一路走来,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今天,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负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

第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的奋斗实践中体现为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摆脱了以往众多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从诞生那天起,它就没有自己的私利。由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风雨兼程的革命和建设年代,毛泽东都牢牢坚持一条最基本的工作路线,即群众路线。根本内容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人们也很熟悉,比如,“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向人民负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8]。这些既是初心和使命,也是风雨兼程、永久奋斗的宗旨。

今天,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的奋斗实践中体现为不断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

走好风雨兼程的路,要靠特有的精神作风。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征程中,团结带领人民创造和积累了一系列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有的“精神谱系”,诸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经济特区拓荒牛精神、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等等。每一种精神既有奉献牺牲的共性,又有各自特定的内涵。

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人们往往忽略这句话的下半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19]。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把党的整体精神建设和党员个体精神建设联系起来思考和强调的。只有铸造好党员个体精神世界,才可能形成整个党的精神及其外化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建设立足于党员的实践,体现为党员精神的影响和昭示、总结和推广。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培育、形成和发展,从三个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一是,他以自己的精神风范,影响和带动了党内良好作风的形成,诸如在任何困难面前绝不低头,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鲜明个性,从人民群众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坚定立场,善于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的领导方法等等。二是,他根据实践创造的需要,通过贴近时代要求的重大决策,引领和强化了党的精神建设。比如,革命胜利的时候,及时提出“两个务必”以提醒全党;新中国成立后,反复强调要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等等。三是,他注重以科学的思想理论来培育和塑造党的精神。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理论支撑,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当中,直接而深入地阐述党的精神建设的经典文献,也不在少数,比如,他写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经”。

从“光辉的未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怀揣初心和使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长风破浪会有时”。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未来彼岸。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明天,未来的模样,中国人从不乏想像。早在1932年,中国知识界曾发起过一场关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的讨论。邹韬奋期望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朱自清相信“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柳亚子认为未来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同世界”,叶圣陶的未来中国“人人有饭吃,个个有工做”。有人比较乐观,认为“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人比较悲观地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只感到冷,觉得饿,只听见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他做噩梦……

此前已经领导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也对未来中国有一种描述。他说,尽管“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但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肯定是前途光明,“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0]。随着革命和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未来中国的模样在毛泽东的心中越来越清晰。毛泽东说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21];是“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22];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23]的繁荣景象;是“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的国家,“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4];是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25]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些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未来壮景。毛泽东甚至还设想,实现这些梦想,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会要一百年”[26]。

经过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努力,毛泽东描绘的复兴蓝图变得越来越清晰。今天,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一光明前景,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擘画的: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最后一步实现的时间,正是毛泽东估计的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的“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探讨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正是为了更好地汲取精神动力,立足现实干,朝向远方看。

注释:

[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374、377页。

[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402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页。

[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页。

[8]《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48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10]《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1]《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1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194页。

[18]《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7-1879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2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2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2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陈晋,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察网摘自《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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