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怎样正确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张之权2012年2月24日）

——事情看穿了，就那么回事。什么高尚、华丽的字眼都没啥意思。

——我们不在上层，一不保官，二不求利，实话实说。过来人说过来事，不同的过来人，说的过来事也不同。别人说别人的，我说我的。

——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都成了历史。人们对他们都可以褒，都可以贬。只许对毛泽东搞阶级报复造谣骂他就不许批判邓小平？那不公平。当今最流行的官方语言是“讲求公平正义”，大家一视同仁。

——本文不想要别人同意，也不希望被剿杀。本文自信不违反马克思主义，没有大原则错误，只是说话粗鄙一点而矣。

以下是鄙人的自话自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问题的决议》（以下均称《决议》）产生于1981年，到去年是30周年，国内有的政治派别高调举行了纪念会。最近，我看了《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最具勇气的决议是怎么炼成的》（以下简称《方文》），说了许多为一部分人竖碑立传的话，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问题。我估计这位记者年龄不会太大，作为记者，有点“见多识广”的味道，却不能以事实为根据说话，虽然标题用了“最具勇气”、“炼成”等夸赞式字眼，但都没有捞到根子上。必须说明，本文不针对这位作者，只想就他文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作些评说。

一、《决议》 是什么？

一般而言的“决议”是一种政治诉求，是一纸盟书。它是共产党内政治诉求的产物，它是某个集团利益和意志在政治上的反映。因此做“决议”是政治行为，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是政治斗争的高级阶段。该记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说了许多漂亮话，掩盖了事物的本质。

对这一点，我们是花了35年时间才看清楚的。

过去我们年轻，还有就是毛泽东主席威望太高，形成了党内的“高度一致”、“高度统一”，我们年轻人把“决议”这些东西看得庄严、神圣。其实在党的上层不是这么看的，毛主席就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此话出自陈独秀）。总之，共产党内也是有派别、有集团的，“决议”这东西就和派别斗争有关，它是派别斗争的高级阶段，不要回避这个问题，不要故意去掩盖它。有些事，说穿了一钱不值。

问题在于，对待党内派别斗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有明显区别的。有些人对毛泽东又恨又怕，他去世后多年还怕。怕的表现就是不敢摆事实，总是脱离事实空骂、干骂，或者干脆造谣，造假事实，然后对着假事实臭骂，把毛泽东踩在脚下。

总是有人骂毛泽东不民主，一人独尊。其实联系历史和现实，毛泽东比邓小平民主作风好一百倍。不信，我们摆事实：

第一，毛泽东承认党内有派，并在党中央给不同的派别政治席位。在延安开七大时，因为王明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代表们不选王明，毛主席做工作一定要选他，因为他是一面旗帜，代表一部分人。毛主席说反正我是要举手的。经他做工作，原来犯过左倾错误的王明，李立三等人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反观邓小平，就喜欢搞一言堂，“不换思想就换人”，于是将拥毛派逐个从领导岗位上排挤下来，形成了当今中共党内最严重的一言堂组织控制。有人还想做得更绝一些，他们建言党和政府动用权力惩治在野的拥毛派，什么“开除”啦，“惩治”啦，不时传出，他们巴不得把这些人从中国赶出去，在地球上消灭。

第二，毛主席用人来自党内四面八方，大部分都是反对过他的人。最著名的一个是周恩来，他当总理直至离世。任弼时是曾激烈反对过毛泽东的，在延安后期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他解放后去世时，毛泽东为他抬棺材。陈云、康生都是六届四中全会的，而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总体上是排挤毛泽东的，陈云随后在五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以他当时的年龄、地位、水平，不可能顶住中央对毛的排斥和打击，也不能排除他为反毛举过手。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他投了毛泽东的票，这可不是毛泽东搞一言堂逼出来的。朱德、陈毅是毛主席在战争中的亲密战友，他们都不是毛主席在秋收起义后带上井冈山的，是南昌起义失利后于1928年4月上井冈山才合到一起的。1929年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毛主席还受过他们给的处分。

这样的事例贯穿在毛泽东的一生。康生原是王明手下的、杨尚昆是“二十八个半”里面的，军队干部更是来自各个根据地，李先念原是属张国焘领导的，许世友还曾造过毛主席的反。毛主席一贯主张搞“五湖四海”，直到去世，干部队伍还是“五湖四海”。

第三，毛主席重视工农大众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巴黎公社式的，直接的，他允许劳动者直接监督领导者，限制领导者特权。在他倡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上了允许工人罢工的条款。他给人民群众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权利，他不支持镇压学生运动，他最反对特权拥有者欺负工人、农民，这些都是全中国、全世界看到了的，有案可查的，他为此至今还受到全世界的尊重。现今共产党内大喊要给群众民主，要实现公平正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赶得上毛泽东的民主思想。

现在的年轻人，你们可以拿事实比一比，到底谁在搞“一人独尊”？你们看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现在的中央，哪有真正党内民主？现在党内搞的是唯邓一言堂。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都是组织控制高手，他们最喜欢搞组织控制。党内实际是有各个派别的，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搞的是“非毛化”，凡是拥毛的就不用，有所谓“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以此压制党内不同的声音。

对待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他们是剥夺民主权利的。宪法上删除了允许工人罢工的条文，不让人民有直接监督领导者的权利，人民利益受侵害，上访要遭到“维稳”打压。

我这是摆事实，是要说明，不管你怎么压制，“党内有派”是永远存在的，是消除不了的。你搞了“非毛化”，就没有派别啦？不可能。就在拥邓的旗帜下，也还是有不同派别的。什么这个“帮”，那个“帮”，就是派别，它们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派别，这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派别平时可以保持“一致”，到了重大事件来临的时候，它会分化瓦解，会产生新的组合。总之，事物没有绝对的统一，也没有永远的统一。组织控制只能得势于一时，不能得势于永远。关键还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一定会反映到党内来，也就会形成新的派别。

以上是说明党内有派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必掩饰。

话复前言。毛主席去世前，党内也是有派别的。高岗、饶漱石曾经为一派，被搬掉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一派，林彪也有一派，他们后来都分别“发展壮大”，各有各的政治诉求。毛主席在世时，以他的崇高威望领导全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党内也是有决议的。这种政治诉求压过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诉求。为什么能压过？不光是毛主席的个人威望问题，实质上是反映了中国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比如土地改革，比如没收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归全民所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通过赎买政策变为全民所有，这都反映了工农的利益，也即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反映的这一诉求。

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是走资派，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诉求，但是没有成为主流，当时被压下去了。党内活动就是这样，总是一派压倒另一派。历史证明，毛主席和他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义的，因此成为了主流。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就成了各派必须遵守的盟书。有时占上风的一派不是正义派，过去的王明派，现今的走资派都不是正义派。他们真理不够，都是靠组织路线压人。

刘、邓他们当时被压下去是对的。新民主主义，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现在有人翻这个案，攻击毛主席没有按刘邓路线搞新民主主义。他们说，按刘少奇的意见应该搞15年的新民主主义过渡，让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大发展，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中国就好了。毛只用了四年就过渡完了，是激进。这种话在30年前很能俘虏一部人，现在不管用了，历史当了我们的教科书，做了结论。请问这些大人先生们：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了30年，是15年的两倍。这30年在邓小平 “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指引下，整个国家政权机关都成了帮助富人的营业厅，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了一切便利，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带领下，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已大大超过了1956年以前的资产阶级。据有的资料介绍：“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资产阶级群体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比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私营企业主16万人增长26.8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万人的18.8 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比1956年前的24亿元增长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大变化》第三页，转引自《一个老共产党员给胡锦涛的信》）

攻击毛泽东搞新民主主义时间过短的先生们，你们看，30年这个时间可不短，资产阶级也够大了，邓小平他们何时转向社会主义？还转得过来吗？不但转不过来，还连自己都转成资产阶级了。你们为什么不吱声？

一句话，资本主义是不会自觉自愿进到社会主义的。要求发展新民主主义，就是保护资本主义，到它壮大了，就搞不动了。我们从事实出发，还是要赞扬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过要“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忠实执行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反毛的人丧心病狂，把他的优点当缺点来攻击，这不可耻吗？

中国革命搞了几十年，死了那么多人，到头来还是搞资本主义，对不起先烈，对不起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国也无法在世界上真正翻身解放。所以，共产党掌权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迅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也证明，在当时极端贫困、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正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保障了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诉求是实现了的。

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当时的状况并不都是满意的，他们有自己的“兰图”。当他们地位还没有达到党内第二位或第三位时，野心会有所收敛，能够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一旦到了最高峰—1（减1）（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刘少奇在工作中急于插进自己的主张，引起毛主席的不满。那时邓处在林彪之后，还在韬光养晦，但主张同于刘少奇，毛主席是知道的。林彪后来也到了最高峰—1，也走了刘少奇同样的路——都急不可待推行自己的东西，要表达自己的诉求。

毛主席去世后，刘少奇不在了，林彪摔死了，老革命中还能说上话的几位就剩邓小平了。党内的政治派别还有，挡驾的华国锋还在。搬掉华国锋势在必行，也比较容易。人们幼稚，以为华国锋真的罪不可恕，其实不是的，他没有大错，是舆论造出来的。如果抓不到华国锋“两个凡是”之错，还会在别的地方抓住他的“一朝之错”，这是必然的。谁知华国锋经不住几位老革命一攻，一攻就放弃了阵地，这是人们事先没有料到的。扳倒了华国锋，打掉了这一派，反毛就无大的障碍了。1981年的《决议》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的，这个《决议》毫无悬念的就是要推倒毛主席这座大山。推倒了这座大山，就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他和刘少奇的宿愿铺平了道路。

1981年的《决议》是什么？是邓小平一派发展资本主义政治诉求的实现。

二、《决议》的产生和“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历史勇气和政治智慧”

《方文》说，“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20多年前，我不反对这个说法。邓小平作为老革命家，享有这么一个评价不算过份。

但是经过了30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政治家的五脏六腑，我开始转变认识了。官员如此腐败，资产阶级如此猖獗，特权阶级如此引起百老姓痛恨，干群关系如此恶化，中国共党建立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又回到了解放前国民党时代了，黑社会多，娼妓多，贪官多，中共中央没有能力恢复社会健康，都是“让少数先富起来”等邓氏理论闹的。现在还要硬着头皮给他那些评价，说不通了，如果拿事实一对照，什么“历史担当”、“历史勇气”、“政治智慧”都言过其实，都是一些人抬轿子的语言。

看穿了，没有意思。

什么“历史担当”、“历史勇气”？看不出来，我能看到的是它的反面。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真正的结论。遥想当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从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是党中央不赞成，他四次被撤职、被排挤。而他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主张，每次开会总是跟反对者说理、辩论。这才称得上“历史担当”、“历史勇气”。如果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不对，也可以面对面说理辩论吗？他没有，而是多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搞独立王国（他说这是1963年毛主席批评他的话）。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刘少奇派了工作组，毛主席批评他，他反驳了没有？没有，赶快检讨。毛主席叫他写肯定文革的材料，如果真有“历史勇气”，完全可以就这个机会站出来反对，直指文革的错误。他又没有，他表面接受，背后叫纪登奎代写，纪推掉了，他对纪很不满意。这哪里看得出“历史担当”？《方文》写道，邓小平不接这个任务，说“我是桃花园中人”，你看，他自己都说是逃避现实了，你们一些人硬给他戴上“历史担当”、“历史勇气”的桂冠，念的是马屁经。

有人要说，毛泽东太厉害，认敢顶？这是狡辩。当年毛主席在苏区，对抗了左倾路线，随时有杀头的危险（有不少人被杀），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相比之下，邓小平只有软拖软抗的表现。全党、全国人民都看到了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对不起，出言不恭。如果你们实话实说，对老革命家我会给予应有的尊重。你们反对毛主席反到了不说实话的地步，我也就只有说实话了。

“政治智慧”我看也未必。这是反社会主义的人们的语言。用心思，要看用在谁的头上。比如蒋介石破获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能称得上“智慧”吗？同一个东西，可以叫智慧，也可以叫聪明，还可以叫阴谋、权谋。我们做如下分析：

中国最难做的事业是什么？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业。它要消来阶级，消灭剥削，它要让劳动人民翻身，它要抗住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半殖民地中国的独立富强。这样做，会遇到国内你死我活的反抗，会遇到帝国主义的围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都做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没有你死我活的反抗，没有流血斗争，平平稳稳过渡。社会主义建设也轰轰烈烈展开，他们以27年的时间，奠定了中国建设的基础，取得的成绩比现在用35年的成绩还要大，还要扎实可靠。他们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抗住了苏联霸权主义，这才叫“智慧”，这才叫“勇气”。

如果后任者，顺着这个难题继续下去，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基础上前进，那必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与实践，必定领先于任何国家。原来只花了27年就成绩辉煌，再加上这35年，一定更了不起，一定产生更高的智慧。然而不幸的是，邓小平带头，改变了航向，走了回头路。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智慧可言了，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现成的，经济学者是美国培养的，经济理论是美国式的，私有制是原有的，复辟就行了。资本主义如果让马英九来搞，可能比邓小平还健康些，所以谈不上“智慧”。这也是实话。我并不喜欢马英九，这也是逼出来的。

权谋是有的。作为老革命家，遇事总要讲一点权谋，这不奇怪。《方文》提到，邓曾多次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他解释：“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可见邓小平是很在意“反毛国必乱”这个问题的，为此，他抓《决议》的起草，严格守住了这一界限。国家乱了，邓小平和一切反毛的老党员都将无处存身。“反毛国必乱”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是压在反毛急先锋头上的一把刀。当腐败横行时，这把刀是动不了的。

宋江在浔阳楼写过一首西江月，有一首仿西江月作为这一段的小结：

自幼略攻经史，长成却有权谋。猫儿理论握在手，韬光养晦忍受。

休说历史担当，千载机遇难求。世上已无毛泽东，资本路线狂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