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爱因斯坦

对于西方国家所诟病和加以妖魔化的苏联国内政治，爱因斯坦谈道：

【“无可否认在它的政治范围内存在着严厉的强制政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为粉碎旧统治阶级的权力，保卫国家免受外国的侵略，并把深深扎根于过去的传统中的政治上无经验和文化上落后的人民改造成一个为生产劳动而充分组织起来的民族所必需的。……我们也应当记住，为个人取得经济保障所作的成就，以及为公共福利而利用国家的生产力，都必然会使个人自由蒙受某些必要的牺牲，而自由除非伴有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保障，否则就不会有什么意义。”（1942年10月25日，对“犹太人支持俄国战争公会”所作电话演讲）】

此外，他在这次演讲中还盛赞苏联真正实现了一切民族的平等。他号召“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办法，以最大限度的物质资源来援助俄国……对俄国人民大大地感恩，感激他们承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和痛苦。”

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感到世界和平在望，以为成立联合国就是向他心心念念的“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更近了一步。过于热切的渴盼，使他一度又被西方国家的花招蒙蔽，他认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所作所为是和平的保障，各国都应当支持，而苏联的不配合是错误的。他把苏联的“错误”归结于苏联人过于执拗于自身的社会主义制度，担心别国干涉，因而拒绝加入超国家的组织；由此他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国家当成世界和平的障碍，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更可能发动战争；他为美国的国内外政策辩护，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对于经济危机的无力，但又认为“不应当错误地把一切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的祸害都归咎于资本主义”。（1947年12月，《对苏联科学家的答复》）

但形势越来越清晰，美国的阴谋越来越成为阳谋，二战结束后不几年，美英等国就开始叫嚣“预防性战争”，剑指东方，并重拾殖民主义、重新武装德国，增加军费，扩军备战，在朝鲜半岛挑起战争……爱因斯坦目睹了这些，异常愤慨，对美国的军国主义行径表示坚决反对，清楚地揭露了美帝国的战争图谋和新式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揭穿了西方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无耻谰言。他在不同场合反思说：

【“一直到不久以前，我还假定苏联对于外国干涉的忧虑是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源泉。可是这种看法似乎不再能站得住脚了，因为我们的政府——在最近几星期内就有过两次——粗暴地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希望为取得两国之间的谅解而进行直接谈判的建议。”（1948年6月5日提交给一个讨论会的书面发言）】

【“我认为美国目前的政策，同俄国相比，已经成为世界和平更加严重的障碍。当前的战场是在朝鲜，而不是在阿拉斯加。……（美国）政府的政策显然是导向预防性战争，而同时又有一个与之相配合的企图，要使人们看起来好像苏联是侵略者。”（1951年1月5日就和平问题给《原子科学家通报》主编的信）】

他揭露美国玩弄手段搞新式殖民主义的技俩：

【“最使我惊奇的，莫过于人们对政治事态发展的健忘。昨天是纽伦堡审判，今天却全力去重新武装德国。如果寻找某种解释，我不得不认为这是因为我的最后的祖国为谋取自己的利益，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没有老欧洲的殖民主义那么显眼。他通过美国资本向国外投资，使得那些国家牢牢地依赖美国，从而达到对别国的控制。谁要是反对这种政策或者与它有关的一切，就会被当作美国的敌人来对待。”（1955年1月2日，给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新年贺电的回信）】

这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挑动战争，归根结底是垄断资本的利益驱使，是资本扩张的必然。

在遭到著名的反共理论家、哲学教授西德尼·胡克指责后，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坚定地重申了他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理解与同情，尽管不认同苏联政府在知识和艺术领域的干预政策，但他同时表示：

【“一个局外人难以得当地评价别国的现状和需要。不管怎样，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里的成就无疑都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里得到了很大的益处。”（1950年3月16日给西德尼·胡克的信）】

要知道，爱因斯坦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正值美国麦卡锡主义肆虐之时，爱因斯坦的不少好友、同行都遭到迫害打压，他本人也被安上种种污名，被FBI秘密调查，但他仍然对美国的霸权行径直言不讳，不论是在公开的讨论会还是在私人信件中，虽然他早已知道自己受到监听监视。他确实因为种种“反美”言论、同情社会主义的态度而被“当作美国的敌人来对待”，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对各种冷枪暗箭毫无畏惧，横眉冷对。他在广播演说中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异己分子”，他写信鼓励一位被审查的教授勇于斗争，主张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应当拒绝作证，甚至“必须准备坐牢和准备经济破产”，“为他的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他的个人幸福”。（1953年5月16日给W.弗劳恩格拉斯的信）他的这封信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美国政治死水中的一股激流。

爱因斯坦晚年对美国政治彻底失望。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做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他在1953年6月给罗素的信中谈到：“这个国家的一切知识分子，以至最年轻的学生，全都受到威胁。”“1954年答《记者》杂志问中，他表示不愿在美国做一个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他在德国法西斯的迫害下来到美国，曾经满怀希望，把美国看成自由民主的热土，最终在失望中怅然离世，临终前还对美国的法西斯化和战争倾向忧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