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赵家楼
“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毛泽东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爆发，掀起了一股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革命上的巨浪。有人说“没有青年参加或者不以青年为主要力量的社会运动，是现代社会发展历程中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青年是带动时代变迁的力量，青年的生存状态，常反映出一个社会的面貌，并与整个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青年与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当一个社会遭遇危机，青年往往最先感受到时代的病痛。青年人热血沸腾，最容易接受理想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感召，投身于需要流血牺牲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之前，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思想界处于很混乱的状态。
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使许多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发生了怀疑和动摇。梁启超在1915年写道：
“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忧；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梁启超这段话透露了他一向抱有的对民主革命的反感，但是确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面对辛亥革命后混乱局势的悲观情绪。
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也还是封建思想。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提倡祭天祭孔，并且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尊孔会”、“孔教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前清的遗老是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员，康有为不但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且是他们重要的发言人。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企图使人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礼教的权威，中国才能得救。这种反动思潮是和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相适应的。在袁世凯和张勋相继失败后，“孔教会”、“尊孔会”这类组织仍然到处活动。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蠢的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文艺，相互交织起来，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而仅仅有利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精神罗网。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发起了冲决这种罗网的斗争。
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向埃德加·斯诺是这样描述《新青年》的：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由此可以看出，初期《新青年》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他的作者们认为，为了使中国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新青年》的作者们针对着当时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勇猛的斗争。“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新青年》的作者们说，个人主义是他们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的核心。他们深受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和个人解放观念的影响，对家族礼法的一切束缚，有着坚定的痛恨，热烈地赞颂个人解放。他们所共同持有的理想——通过思想的解放，以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新的生活，通过个人的解放，以达到整个中国社会获得新生。正如20世界中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期待的一样，《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可前人的历史和后人的实践都证明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同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开火，实际上就是向封建的旧政治开火，这无疑是进步的。
李大钊在五四前夕就说过：“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为这个运动振奋起来的人，有些始终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些则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在先驱们对现实不满意、对未来又迷茫、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时刻，在中国的北方，传来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红星照耀中国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崎岖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列宁
通过五四群众运动，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激荡。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们在运动的高潮中逐渐退出了战斗，在斗争中最坚决的，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是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毛泽东在回忆中说：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深刻的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1年，嘉兴湖上，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搞了一个大新闻，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当批判不仅是为了批判，运动不仅是为了运动，而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有着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战斗性的先锋队便应运而生了。
黄克诚在自述里曾这样描述过自己找到共产党的心情：
1925年秋“我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此时，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思想上更加充实，胸怀豁然开朗，参加群众运动的积极性更高了。我再不是盲目地参加各种活动，而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从此，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再也没有消极过。实现共产主义，成了我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此志不移。”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1928年，年仅27岁的郭亮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的头颅挂在长沙司门口示众三天三晚，又移至他的老家铜官东山寺戏台示众。远在上海的鲁迅听到这一消息，不能自已，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愤怒指称：“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痛斥敌人的凶残,高度赞扬革命者的牺牲精神。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时遇到的困难又何止于此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四一二”的白色恐怖到南昌起义失败再到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有人死了、有人走了，连时任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都向毛泽东送去了一个问号，“红旗还能打多久？”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是这么回应的：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历史是人写的，而有的人却写不进历史。革命不是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想象的那样纯而又纯，也不是以个别小团体自我标榜的天才思想来指导的，而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出来的，正如工人运动先驱者刘实同志在回忆中曾这样说道：“我们当时是按照在重庆时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行动的，那就是勤学、敬业、广交友（也有的说是勤学、勤业、勤交友）。勤学主要是学习时事政治，了解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也学马列基本理论。敬业是成为工作内行，做好本职工作。广交友，与周围的人在生活上互助，进一步成为政治上的知交。当时彼此介绍职业，互相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用堆金会（互助会）、兄弟会、姐妹会组织起来。也帮助工人学文化，开展文体活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是无数个像刘实同志这样忠于理想、直面现实的同志“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努力下，那轮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朝日才会在1949年伫立在东方。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