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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翻》中文版前言

2019-3-18 22:3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79374| 评论: 0|原作者: 威廉·韩丁|来自: 激流网

摘要: 我非常高兴《深翻》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特别高兴的是《深翻》中文版是山西人翻译的。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张庄村的干部和乡亲们对于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精神和物资上的支持。《深翻)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因此,它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意义最重大。

毛的集体化“阶梯”描述了从小到中到人的核算单位,最后又与国家的最低一级的单位联合起来的不断的进步,给了农民们一个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一样的后盾和安全。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灾虫灾打碎的泥碗,而是一个由整个国民经济保障的铁饭碗。80年代的改革开始时,集体所有制还没能达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当然更没能达到建立公社核算(登上集体化“阶梯”重要的一步,但离全民所有制还相距甚远),改革摧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既使是大寨这个社会主义的典范村也只能达到大队核算。这是因为大寨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总共90户,只有大多数地区一个小队的规模。别的地方更糟的经历说明,在小队变成大队或村级核算之前,他们必须是同等富裕起来,它们的劳动日的现金标准不得相差太大,否则,硬把他们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调(一平二调)——一个集体将另一集体的财产进行非补偿性调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风”;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通过命令让人们平等,而不是帮助村里的所有小队克服生产上的问题,达到生产队之间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以便为公社作为核算单位创造条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运动继续搞下去的话,随著生产的发展,合作的问题就会像合作社的兴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样很自然地被列入议事日程。陈永贵相信,一旦当地公社各大队的劳动日报酬都达到了1.5元,(为了不与他们相差太远,大寨当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他们就可过渡到公社核算。陈说:“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以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起来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说这样错了,应该重新分开,那就让他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合并财产,我们有很多财富,应该共同享受,这和平分穷困不一样。”陈永贵所描述的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发展,一种成功的土地建设,它在朝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道路所描绘的所有制阶梯上更上了一层,爬上这个阶梯不是乌托邦,不是唯意志论,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个为中国农民描绘的,只要中国农民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未来。

那么,在为支撑更大的组织而逐步扩大集体化规模的同时,农民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规模经营、生产力发展、投资积累、机械化、多种经营、专业化、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弱病人,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所有人的各种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短期来讲,将意味著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为当地的发展而奋斗。

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森林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所有的潜力发展股、林、牧、副、渔业。”毛的观点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而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起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不前。尽管粮食价格和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升高了,尽管化肥、农药和良种的投入增多了,但由於投产缺乏(譬如在搞个体生产或大队不再积累的村庄),又分开了耕地而使得有效的机械化实际上不可能了,而地势偏僻和交通通讯状况差,导致必要的农业投入和他们的产出之间不合理的价格比例,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主要地,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坏事的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的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的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是死路十条。

我认为《深翻》写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和这个运动的正确性,它澄清了当前歪曲合作化运动的愚民宣传。但在本书涉及到的大的政治问题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间的政策分歧的性质上,在自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革命的性质上,《深翻》做的不好。书中提出了许多恰当的问题,但却很少给出清晰的答案。我在书的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歧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的意见上的不同?”

我接著写道:“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在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这个阶级斗争又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一样,有一个明确的工人阶级存在,在中国,决定性战役是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在党内展开的原因是,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是那样的全面,它的威望是那样的高,权力是那样的大,以致它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竞技场。同时,党内本身就有像党外一样多的派别,这样,各种各样的团体在党内共存是因为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就把包括民主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是由不同阶级建立起来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因为几十年来不同阶级在政治和军事的战斗里有联合的必要。但这样的联合是暂时的。各个阶级对未来的社会有不同的目标,因此就分裂了。只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反对所有对它的攻击来保卫著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者的觉悟,不断的寻求新的途径来为改造社会更进一步。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主要来自中央围绕在刘少奇旁边的一群较保守的人,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在一切之上,他们认为党应该超出外部监督,只要党内自我整风就好,不必把党深入到人民的群众运动中。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一连串的尖锐的争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级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从下而上整顿党的,属于党外人民的群众运动。

毛当时得到的结论,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的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很少人——甚至在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中——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张庄较有政治觉悟的,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著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之后,我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儿。”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著。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是也只是到了改革将社会主义基础的一个个部门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种非政治概念,因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那条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淹没它和取消与这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一个的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

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我就会非常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会批判我以前所认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的错误的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间的冲突,作出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 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地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作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辩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毛领导的都已在混乱中结束,至少暂时已结束。但是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再完整出现。毛的远见和他的勇气揭露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共产党内一直都在进行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来掌管和纠正党,才能挽救革命。毛坚持说:“党本身只是继续革命的辩证过程中的一种工具,它不是统治者…。党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外边去预见发展的规律,为了让人民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深入到运动中去。先锋队也不能例外,它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规律。”(见毛泽东,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Monthly Review Press,1977,第 二十页

我多么希望当初我写《深翻》时已经能对这些观点很有说服力的讲清楚,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它对那些在下一个世纪必须改造世界的人将是一本有用的书。然而,现在重写它是不可能的了。在张庄三部曲的第三部中我还有机会把这些谈清楚。这第三部叫《分山》(我改变以前命名为《立春》的决定),《分山》将告诉你一个小村庄集体农业解散,采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故事。

威廉·韩丁 1993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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