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现在缩小财产和收入差距的合理有效途径
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373-374】
虽然不能说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导致两极分化因而改革失败了”的局面，但是贫富差距的确也够大了，造成了劳动收入偏低、内需不足且难以扩大、严重挫伤劳动者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得劳资冲突不断、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无法维持社会稳定、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等多重危害，中国现在已经到了由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向着力解决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必须在收入分配上把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调整为兼顾公平和效率、合理缩小贫富差距、共享发展成果的战略。
由于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实行合理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战略，必须对症下药、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主要应该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1.深入研究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改革创新相关制度，真正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为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并且在继续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加强对私有制经济的引导和必要的管理，降低私有制经济发展可能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影响；
2.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缓解市场失灵、竞争优胜劣汰可能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
3.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步伐，力争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高端，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为收入分配合理化提供有利条件；
4.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扩大内需驱动，降低成本和消耗，节约高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也为收入分配合理化创造有利条件；
5.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采取多种措施让低收入家庭成员增加就业，为收入分配合理化创造有利条件；
6.调整偏向资本、城市、强势群体、发达地区的差别性政策，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东部支援中西部的方针，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缩小劳资、工农、城乡、地区差别；
7.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收入，恰当调整高管的过高收入，收入分配合理向职工倾斜，适当提高工薪收入；
8.下决心有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切实兼顾公平和效率，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提高过低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比重，特别要节制资本，[5]27-33注重在国家、开发商和失地农民之间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增值收益；
9.合理开征包括财产税、遗产税、房产税、财产收益税、累进所得税在内的各种收入和财产调节税，适当增加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和扶持帮助，加大扶贫脱贫的力度并且切实有效防止返贫，适当减轻企业和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鼓励投资并且使得低利企业有条件提高职工工资，增加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
10.增加教育和研发投入，改革完善教育制度和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在内的科学技术进步制度，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特别是加强职业教育、岗位培训，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投资效率，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劳动力就业和创新的能力，为创新创业、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必要的有利条件，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增加劳动收入；
11.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和监督约束，坚持标本兼治、持续高压反腐，减少不合理的等级特权，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由于特权等级和腐败造成的财富和收入差别甚至暴富；
12.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化，解除劳动力的后顾之忧，缓解贫富差距。
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居民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偏低，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正在下决心予以纠正。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由于财产和收入分配的调整、贫富差距的缩小和相关制度的改革，涉及社会各阶层和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经济利益，提高低收入容易、讨人喜欢，调节高收入困难、得罪人，特别是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阻扰甚至破坏，是一个敏感、棘手、阻力最大的难题，弄得不好可能犯颠覆性错误、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是最难进行的改革，而要提高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所占的收入比重、降低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本和政府所占的收入比重，更是难上加难。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就提出要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但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曾经8年难产，后来产出的也只是一个原则方案，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其原因可能就是如此。所以分配改革，既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又不能视而不见、回避退缩、消极应付；既要坚定积极，又要坚持顶层设计、长期规划、稳妥有序、量力而行、合理分步推进。
四、中国现在应该重点做好、分好“蛋糕”
201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做大、分好“蛋糕”的热烈讨论，有的强调现在应该重点是分好“蛋糕”，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分好“蛋糕”的问题更突出，只有分好“蛋糕”，才能更好地做大“蛋糕”；有的坚持认为中国现在重点仍然是做大“蛋糕”，因为发展是硬道理、“第一要务”，只有做大“蛋糕”，才能谈得上分好“蛋糕”；还有学者提出做大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因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做大、分好“蛋糕”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体现，两者应该统一起来，但两者并不是天然统一的或者说自然而然统一的，所以必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注意分好“蛋糕”，两者都要重视，都不可轻视[6]。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的确是应该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分好“蛋糕”，但在不同情况下，关注的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蛋糕”严重不足时，首先、重点是做大“蛋糕”；当“蛋糕”分配不公，严重影响“蛋糕”继续做大时，重点应是分好“蛋糕”。
近年来，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美国家到北非、中东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已，其主要原因都不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而是分好“蛋糕”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做大、分好“蛋糕”的讨论中，还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做大、分好“蛋糕”的同时，还必须做好“蛋糕”！因为做大“蛋糕”只能更多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只有做好“蛋糕”，才能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根据发展是硬道理、“第一要务”，就认为做大“蛋糕”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因为做大“蛋糕”只是经济增长，而发展不等于增长，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还包括结构的改善、社会公平的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就是包括做好、分好“蛋糕”。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是做大“蛋糕”，那么现阶段的重点应该是做好、分好“蛋糕”。因为，中国现在“蛋糕”的质量问题和分配不公问题特别突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尤其是食品医药的安全形势严峻，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都出现问题，现在好像吃什么都不放心！“蛋糕”的质量问题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民生活的质量。“蛋糕”的分配不公，即收入差距扩大、贫富高低悬殊、劳动收入比重过低、发展成果不能较好地共享，导致内需不足、扩大不易，严重挫伤劳动者积极性，使得增长的动力减弱，公平正义难以实现，社会稳定难以维持，维稳开支大幅度增长，极不利于做大“蛋糕”。所以说，中国现在需要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重点是做好、分好“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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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卫兴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N].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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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新华，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察网（www.cwzg.cn）摘自《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1月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