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兰萨拉河边的僧人 赵瑜莎摄 老干妈、金锣火腿肠、大红袍火锅底料、镇江香醋、大白兔奶糖、粉条……来自中国的调味品、零食、干货应有尽有。问起这些商品的来源,藏人店主们都说:“从西藏地区经尼泊尔运来的。”上述去过达兰萨拉多次的藏人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其实藏人卖的手串等纪念品很多也是“中国制造”,来自义乌。这位学者说,多年前,达兰萨拉对中国影响力的抵制比较强烈:“流亡政府”禁止过进口中国商品,有人甚至因为在学校说了普通话而被罚款。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达兰萨拉街头OPPO与vivo的招牌十分醒目,记者遇到的藏人都使用微信作为通信工具。次仁还主动跟记者说起,他非常喜欢看《我是歌手》,“为此,我特地下载了芒果TV的手机App。”聊着天,次仁打开手机播放了一段节目,汉语不好的他模仿歌手的咬字与唱腔,跟着唱了起来。 在达兰萨拉经营小茶馆的堆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几十年前,这里的流亡藏人十分“敌视”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或多或少被长辈灌输了一些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如今,藏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工作勤奋,也都非常友善、平和”。 在尼泊尔藏人看清“流亡政府”本质尼泊尔加德满都藏人聚居的白塔区 彭泽锋摄 【环球时报赴尼泊尔特约记者 易昭康】对许多人来说,背井离乡的流亡藏人群体显得遥远、陌生,甚至容易对他们产生不满情绪。然而,《环球时报》记者走进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藏人聚居区与位于博卡拉的“西方援建村”后,这种距离感在逐渐消散。 据了解,在尼泊尔生活的藏人大致分为3个圈子。一名从事藏胞事务的领保人员对记者介绍说,在加德满都,生活在斯瓦扬布纳特寺(猴庙)附近的藏人属于中高阶层,他们大多已加入尼泊尔国籍,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生活在博达哈大佛塔(白塔)附近的藏人属于中下阶层,他们大多没有尼泊尔身份,靠开店做小买卖为生。部分老人和孩子居住在尼泊尔中部城市博卡拉的藏人村中,他们大多靠着西方机构的援助以及编织手工艺品为生。 在白塔区的僧人 彭泽锋摄 走进满是五彩经幡的白塔区,眼前出现各类出售西藏手工艺品的店铺,不过店员大多是尼泊尔人。“我们是被达赖集团哄骗跟来的,现在没有护照、身份证,只能当难民,不仅缺少社会福利,连开店做生意都得靠与当地人合伙才能完成注册。”在白塔附近经营一家咖啡馆的巧珍(化名)告诉记者,当初跟随“流亡政府”闹过的人多数都已经一把年纪,他们现在总算看清了现实。 【“那些当权的人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出路,他们靠外国援助将子女送到西方国家读书。可我们没有任何盼头,许多女性为获得身份不得不嫁给当地人(但男性藏人娶尼泊尔妻子拿不到身份——编者注)。”】 曾在印度为“流亡政府”宣传部门工作超过8年的扎西次仁对记者表示,工作那些年,他逐渐看清“流亡政府”的本质,“腐败非常严重,没有人真正为藏人的利益考虑。他们任意捏造、篡改一些事实,把普通藏人当做宣传工具”。扎西次仁告诉记者,很多援助到了“政府”手里都不知去向,“若有内部的人举报,他们就会给对方扣上‘间谍’的帽子赶出‘流亡政府’”。在扎西次仁看来,这样的行为与藏人该有的淳朴民风、虔诚信仰完全背道而驰,“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离开印度来到尼泊尔”。 在博卡拉“大石岭西藏村”,在尼藏人孩子与尼泊尔孩子踢球 彭泽锋摄 来到博卡拉“大石岭西藏村”,《环球时报》记者看到不少西方游客的身影。当地人说,该藏人村由西方非政府组织援建,村庄平时会通过接待游客来获得收入。记者注意到,这里存在阶层的分别,比如公共厕所分为当地人使用和游客使用,后者明显更为干净。 记者探访当天,博卡拉“大石岭西藏村”正在举行庆祝活动 彭泽锋摄 “生活在博卡拉的藏人大约有800名。”博纳对记者介绍说。他是当地仅有的5名教师之一,曾在印度受教育。博纳说:“在这里长大的孩子逐渐尼泊尔化了,他们对西藏的传统文化往往漠不关心。年长的藏人则听说西藏地区正在快速发展变化中,他们想要回到故土。”与博纳在一起的另一名教师也是从印度来到尼泊尔的,“这里的环境相对友好,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中国”。他告诉记者,如今当地藏人群体愈加分裂,许多人很想回去,但碍于“流亡政府”的影响不愿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这里的天空和西藏一样蓝,但我们心中没有归属感。”博纳对记者这样说。 【察网(www.cwzg.cn)摘自《 环球时报 》2019年04月03日第7版。】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