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
作者：平原书生 来源：华岳论坛
一、红二代和黑二代
1957年反右之后，中国社会上便有“红五类”和“黑五类”之说。所谓“红五类”者，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这些人是打倒蒋介石建立共和国的中坚。而“黑五类”即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些人都和国民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据说“红五类”占当时人口的95%，而“黑五类”只是一小撮。除“黑五类”中的右派现在还留有少数外，这红黑第一代的大多数已作古。现在活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是他们的后代：红二代和黑二代。
这红黑二代即是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现在50-65岁之间的一代。由于1957年后的“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政策，目前红二代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黑二代。自1958到1978的二十年间，地富反坏右的子弟能读到高中的微乎其微，能当兵提干者几乎为零。以至于现在中国县级以上的官员的绝大多数，军中团级以上军官的全部，都由红二代担任。而地富反坏的子弟大多在现在社会的底层，少数右派的子弟在1978年后混入了党政军内，但不会起什么大作用。因此，不论HW如何折腾，未来十年将由红二代掌权是大势所趋。薄熙来是红二代的代表。HW可以罢薄熙来的官，但他们打不倒薄熙来。即使薄熙来被他们打倒，更多的薄熙来也会站起来。
右派朋友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HW身上。他们是不可依靠的冰山，而这冰山也快要融化了。你们的希望不在未来十到二十年间，你们应该放眼到红三代和黑三代的争斗上——到那时你们或许有改朝换代的希望。
二、灰二代
中共于1949年建立共和国后，突然发现，他们急需大量的文化人来治理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国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鼓励官兵读书。但行军作战毕竟并不需要多少文化，“刘项原来不读书”，因此军队的读书运动收效甚微。以至1970年间开国上将许世友“能自己看中央文件”竟成军中美谈。如今要治理全国两千余县市，非有二十万读书人不可。仓促之间，哪里去找这二十万读书人？以当时中共和红一代的声势，登高一呼，百万大军，倚马可待，抗美援朝即是明证。而召集二十万识文断字者，却需大费周章。
中共官场中的“南下干部”便是那时的产物。粗通文墨的北方红一代，稍加培训后即派作南方县市级官员，华国锋即属此类。为搜罗和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可谓煞费苦心。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大学里出现了一批“调干生”。他们是军队和地方上“政治可靠”的略有文化的青年，被派到大学里读书，充作共产党的第一代大学生。这些人的学历后来虽颇存争议，但他们确实是五七年反右的中坚。而在1960到1980年间，这些人大多担任大学及省级学会的要职。
和“调干生”同样有“学历危机”的还有“留苏派”。为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中共于五十年代决定派有中学基础的青年到苏联和东欧留学。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深知，这批人要成为他们的接班人，非“调干生”可比，政治上要绝对可靠。但令开国将帅扼腕叹息的是，多数红一代的子女此时或正呀呀学语，或正摇头晃脑念着“人之初”。退而求其次，这就是为什么江泽民李岚清们可侧列李鹏等中间，成为“留苏派”的一员。正如“调干生”不被认为是大学生一样，李鹏江泽民等的留学生身份常被人作为调笑的话柄，以致惹得江泽民不得不偶尔秀几句俄文，以示其并非充数的南郭。
由于红一代的子女在建国前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由于红二代大多出生于49年前后，中共第一代的领导者们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事实：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战胜了黑一代，但却不得不依靠灰一代的子女：灰二代。
除红与黑之外，在当时的中国，尚有不红不黑的一代——灰一代。他们是由城市里的商贩，农村的中农和小知识分子组成。这是一个身份颇为尴尬的人群。在国民党时代，他们遭受经济上的压榨和政治上的欺凌。他们曾真诚地希望共产党执政，但他们又摇摆不定，没有勇气投入到革命中去。红一代当初竭力争取他们，是防止其为敌所用。而一旦尘埃落定，则由原来的争取变为改造。这时灰一代才发现，他们不过是更换了主人而已，依然没有多少政治权力。
在西方的现代社会里，中产阶级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而中国的灰一代却不然，他们的财富不足以诱黑，而人数又不足以慑红，他们注定了在黑红两方都不会有代理人。但共和国的成立让他们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的子女将有机会执掌中国的权力。在战争年代，当红一代的子女追随父辈颠沛流离时，灰一代却可以从容育子。当天下安定时，他们的子女已准备升大学和入小学了。红一代流血牺牲二十八年，到头来，为国家民族计，不得不为灰一代养育他们的子女，充作灰二代的养父。
从解放初到1965年间，共产党对灰一代及其子女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政策。对灰一代，主要是改造；而对灰二代，则主要是怀柔。当时的大学里，灰二代占绝大多数。一入大学，即视为国家干部，学费、吃住全免另外每月尚发可观的生活费。而对其中或心地纯良或善于表现自己或善于逢迎者，即选拔入党，示以光明的前途。HW即属此类。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全民低工资，财富归国有。灰二代在大学的消费从哪里来？全部由国家即红一代供养。稍存良知的灰二代都不得不承认，生他们者，灰一代；而养育他们者，红一代。养育之恩天高地厚。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希望通过恩惠感化这一批人，希望他们日后善待百姓，善待红二代。应当说，这项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始终和红五类站在一起。行文至此，诸位大概想起了你们大学时的师长。他们亦父亦兄，亦师亦友，我们至今仍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
然而龙生九种，种种不同。灰二代中的阴险狠毒者，当初为取信于红一代，不惜自残身体写血书以明志（见有关报道：W年轻时曾两次写血书要求赴西藏），混入共产党内。一旦大权在握，就露出了要赶尽杀绝红二代的真面孔。
这是一个在中国反复上演了五千年的养子谋夺家产的悲剧，把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W忘恩负义，为达其阴暗目的，不惜掀起血腥，向红二代开出了第一枪。这事情已不可和平结束了。
过去的十年，是灰二代掌权的十年，也是右派的春天。但，即使“草木”也知道这春天不久就要归去，另一个时代就要来临。红二代要正式登场了。
三、HW其人
文化大革命实是红二代之间的内斗。置身造反和保皇两派中的红二代们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时间段上遭受了磨难和打击。回首往事，他们中大多至今无悔。没有这段经历，又怎能知先辈创业之艰难和人性之险恶？这两派中人或许至今仍坚持着各自当初的立场，但有一点他们却早已达成了共识：他们理解了主席当初发动这场革命的苦心。由于主席和总理相继去世以及华国锋的背叛，文化大革命夭折了。致使文革中的两派还没有来得及向主席承认各自的过错，就被打入了磨难的深渊。
邓小平上台后以几乎变态的心理追究文革中的两派，红二代都被他入了另册。陈云虽预见到右派夺权的危险，指出要依靠自己的子弟，但为时已晚。当红二代被当做“三种人”清洗后，手下已无人可用。他很快就尝到了这政策的苦果：他的儿子陈元两次被票选出局，丢人显眼；他所坚持的计划经济理论，被一次又一次地否决，成为笑柄。当他们挑选接班人时才发现，不属于“三种人”者只有文革中的逍遥派以及尚年轻力壮的刚被平反的右派。“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个古老的寓言在现代的中国再次上演。
文革中的逍遥派大多是灰二代。受他们父辈的影响，他们一向在政治上察言观色，谨小慎微，“韬光养晦”。当文革初起时，他们追随红二代之后，也曾作过摇旗呐喊，呼口号贴标语的走卒；当红二代两派对立时，他们则干脆作起了看客，成为了逍遥派。当两派最终都遍体鳞伤时，他们却毫发无损。他们是真正的文革受益派。HW即是此种人。当时中国的六亿人，人人都可以说文革带给了他们负面的影响，唯独HW没有这个资格。
文革的矛头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除最初一两个月间对右派略有触及外，以后的十年一直是红二代间的斗争，无暇再顾及右派。如果说某些右派曾受过中共不公的待遇，那是在1957-1965年间。文革中是他们最得意的时光，因为他们的直接敌人——他们的顶头上司也曾被打倒在地。复辟后右派动辄控诉文革实是蛊惑天下，明反文革，实反攻倒算。
就这样，才不及中人的HW竟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H尚存自知之明，貌似谦恭。而W则不然，一旦大权在握，便凶相毕露。执政十年，“沐猴而冠”，乏善可陈。更勾结极右，图穷匕现，动摇国本，破坏天下。如今连右派朋友也清楚，W早晚要被清算，已是不争的事实。指望他垂死一击，一举颠覆中共，无异痴人说梦。且不说中共尚不到垮台的时候，即使时候已到，W也没有这种能力。
四、右派
右派是1957年后被列入“黑五类”之末的。当时据说右派有五十万。其实，若将和右派有关的人也算在其中，远远不止此数。右派余波所及者，或为右派子弟，或为右派亲朋，或为右派门生。在他们当中，更有右派的庇护者。和对待地富反坏不同，红五类始终没有对右派起过同仇敌忾之心。反右之后不久，大批右派即被甄别，安排工作。即使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善良的红一代们也对他们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或以一地区一单位主要领导之尊，插手安排右派；或以工会妇联身份协助适龄右派与红五类联姻，以期给予庇护和洗白他们的子女。如果没有红一代的庇护，右派将会和地富反坏及其子女一样，至今仍挣扎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永远也不会有今日的风光。
什么是右派？这是当时中国的一群有文化的人。在知识份子比熊猫还珍贵的五十年代，他们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呢？用他们被平反前的话说，是由于阶级本性决定的，充当了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走狗。这其实是言不由衷，企图用一顶大帽子来蒙混过关。平反后则到处宣称，他们是共产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受害者。其实，当更深无寐，扪心自问时，他们有着另一答案：当时无知轻狂，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右派平反后并没有太多怨言的原因。
说来好笑，右派是和毛泽东主席有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直接关联，而其罪状也与鸣放有关。和任何开国的领袖一样，当共和国尚未成立时，毛泽东就开始思索如何使中共的江山永固，如何不堕入周期循环。他警告全党不要做李自成。他制作了“自由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贪图享受”，以及“贪污腐化”等大帽子以威慑刚取得政权的中共党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深信，他们已开创了一个超三迈五的时代。为使这时代更臻完善，这标志应当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人应该都还记得，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度。即使在偏僻的乡村，到处都是花园：绿树成荫，百鸟争鸣；池水清澈，空气清新；苍鹰在天空盘旋，鱼儿在池中遨游。惊走晨梦的，是高唱不如归去的杜鹃；儿童一天里最惊心动魄的游戏，是和企图捉鸡的苍鹰周旋；一支小小的竹竿在手，即可收获满蓝的野果；偷一根母亲的缝衣针敲作钓钩，也可让鱼儿上当受骗。然而，自1957年后，苍鹰遁迹，杜鹃声断，共和国失去了春天，和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失去了乐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最终也没有降临。谁之过？首罪右派，其次就是那些反右的中坚。
57年的鸣放运动是主席倡导的，他的原意是希望这些文化人给党和党员干部提意见，提建议，共同把国事办得更好。可是运动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就指向了工农干部之所短：没文化，继而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再就是“轮流坐庄”和指名道姓要求开除工农干部出党了。而他们攻击工农干部使用的罪名，正是毛泽东早就预备好的帽子。诸位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当你手拿红樱枪不避风雨站岗放哨传令送信时，而和你同龄的一些人正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识字；当你爬雪山过草地吃糠咽菜时，而他们正品着美酒在舞池中起舞翩翩；当你战罢归来浑身创伤肢体残废时，而他们却玉树临风文章灿烂。就算你已锻炼成为主席要求的高尚的人和有道德的人，为他人的幸福甘愿吃苦受累的人，而当这些受惠者却不领情，反而嘲笑你说话粗鲁没文化没气质时，你会作何感想？要知道这些文化人面对的是曾置生死于不顾的热血男儿！事情很快反馈到最高层，毛泽东第一次面临着全党对他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社评和“引蛇出洞”的解释的真正原因。
诸位大概可以预料，当反击开始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农干部怀愤上阵，那战况定是异常惨烈。而战果则是五十万右派，远远超过据说是他指挥的淮海战役。在此后的很多年间，右派和反右的干将们对当时的战况都讳莫如深。对反右的干将而言，当时使用的手段大概并不怎么光明正大，而某些人的反右动机大概也并不怎么高尚，趁机行刘宗敏之事者大概也是有的吧。而奇怪的是，即使在被平反之后，右派也并没有控诉当时的情形，以致对他们的子女的问询也以“受迫害”三字而搪塞，大概也有不得不深藏心底的苦衷吧。总之，我们对当时的战况已不得而知，它将被永远地掩埋在历史的尘土中。我们所知道的是，当九年后主席再次号召造反时，凡当年反右亲历者，均不敢乱说乱动。可谓听鸣放而股栗，闻造反而胆颤。
正是由于反右，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意识到，不管你施予他们多少恩惠，许以多高的官职，都不能得到他们真心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两个阶级间的斗争，而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正是右派的言论和态度使他们清醒了：如果中国不能在短时间内超英赶美，他们永远不能使右派和他们的同情者们心服口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大跃进的路线产生了。而执行这路线的，正是在反右中立新功的中央和省一级的红一代。没有了有文化同僚的制衡和参照，没有了像战争中那样对主席惟命是从的信念，他们为所欲为，浮夸之风屡禁不止，以至酿成三年之灾。
虽然五七年的鸣放实验失败了，但主席要开创百家争鸣的盛世的愿望始终如一。九年之后，他发动了文化革命，而取代右派的，是有文化的红二代。文革结束以后，多数右派意识到，主席当年并不是搞阴谋，引诱他们犯错误，是他们自己搞砸了那场运动。右派被平反之后，一些天良丧尽的懦夫，不敢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却把怨气撒到主席身上。他们完全忘记了，依主席当年的威望，若果真把他们与地富反坏一视同仁，他们现在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是右派的天下。他们在八十年代以”知识化”驱除了他们的直接对手——工农干部；九十年代以懂管理和留苏派共治天下；而近十年来，勾结配合W一伙，成为当局的上宾。由于早年所受的打击，他们早已神志失常，心灵扭曲。每当他们看到青春、健康和美丽，就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他们失去的一切，恨上心头，恨不得把这世界粉碎！他们不止反邓，反毛，反共，他们还反人民，反中华！随着行将就木，他们更加丧心病狂，他们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为他们殉葬。他们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不彻底清除，终将酿成大祸。
五、两颗毒瘤
当邓小平联合各方势力清除掉华国锋后，便开始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这些政策一出笼，便遭到省地两级干部的强烈反对。这些手握实权的红一代们，跟随主席南征北战，共同创立了新中国，他们决不愿看到红色江山在他们手中变色。他们虽然在文革中也被打倒，也反对文革，对主席颇有怨言，但他们决不会因此而轻易否定自己年轻时的理想。但正是这些人联手，把邓小平抬上执政的宝座。和右派不同，他们是主席解放并委以重任的，他们没有必要对邓小平感恩戴德，而邓小平却欠他们一个天大的人情。如何取得这些人的支持，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这个难题被邪恶的右派经济学家解决了。张五常提出了以经济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的方略。赵紫阳对此心领神会，于是支持纵容他的子女以及邓小平的子女搞官倒，以权谋私。一时间，上行下效，凡有权有势者的子女，均参与到这官倒的行列。而那些性嗜攀龙附凤者，也于此时大捞了一笔。这批纨绔子弟，不但败坏了他们父辈的名誉，连累他们父辈下水，也把整个中国搞得乌烟瘴气。诸位都还记得，1989年的运动是以反官倒反腐败开始的，运动的矛头直指赵紫阳邓小平以及他们的子女。只是后来赵紫阳以退为进，提出将他的子女绳之以法，学生才把矛头专指邓小平。正是由于赵紫阳的背叛，这才动了邓小平的杀机。赵紫阳因为六四而被幽囚至死，死无足惜；而百姓也残遭毒手，天理何存？
六四之后，邓小平挟屠城余威，悍然闯关，此时的反对者已失去了道德的优势，一朝失贞，终生为妓，不能予以阻止。就这样，赵紫阳和右派的邪恶计划终于得逞，中国开始了大面积的腐败。自那时起，中国无辜的百姓开始遭受两个毒瘤的折磨。这两个毒瘤就是穷凶极恶的右派和寡廉少耻的贪官。
中国人民何辜，却要忍受三十年贪官的荼毒？有良知的右派朋友也对此痛心疾首。可是你们是否想过，正是你们中的邪恶的一些人，诱良为娼，才有了今日的官贪，商奸，民诈。或许你们认为这是因为制度造成的，因此需要政改。可是你们如何向人民解释，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却是官清吏明？你们自称是社会的良心，请问良心何在？如果你们不能和极右切割，自己清理门户，即使未来的中国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你们又如何厚颜面对家乡父老？
六四事件的最大获益者是中国的右派。共产党自此声名狼藉，军队也因此而蒙羞，而人民却不得不忍受又一轮的劫掠。朱镕基上台伊始，发誓要与贪官同归于尽，赢得了善良的人们的支持，以为这个视贪官为仇敌的朱元璋的后裔，会像他的祖宗一样带给人民一个朗朗乾坤。但人民又一次失望了，他高高举起的铡刀却轻轻地放下，趁善良的人们无备时，抽出了早就备好的砍向三千万中小企业工人的屠刀。他的国企改制，出卖国企的政策，不但断了近亿工人以及他们子女的生路，而且由此而造就了成千上万的贪官。如果说赵紫阳时代的贪官尚是疥癣之疾，而到了朱镕基时代，贪官已使共和国病入膏肓。当这个曾经的右派一幅奴颜来美国消气时，他一定有一种复仇后的快感，他终于洗雪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之耻。朱元璋驱元除贪，惠及百姓，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雄，而在朱镕基的身上，何曾有一丝一毫的朱元璋的基因？
近十年来，右派和贪官之祸愈演愈烈。在HW的支持和纵容下，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于上，极右败类煽惑阴风邪火于下，贪污腐败之风席卷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各个角落。悠悠风尘，尽是奔竞之客；列官千百，鲜有清廉之徒；摇头晃脑声里，口吐铜臭；楚楚衣冠之下，男盗女娼。妖言惑众动摇国本者，引为上宾；仗义执言老成谋国者，视为仇雠。更有所谓知识分子，或据庙堂之高，则营蝇苟狗；或处江湖之远，则合污同流。三十年来，斯文扫地，君子道绝，民风世风大坏。
就这样，中国的极右派以三十年的时间把中国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而他们自己也走到了路的尽头。他们发现，即使腐化了中共的全部七千万党员，和十五亿中国人民相比，他们仍然是少数。靠腐化中共永远也不会造就一个中产阶级。更何况当朱镕基温家宝把中小国企卖光后，他们已没有了可以腐化新一代的诱饵。他们清楚地知道，当不能再造贪官又失去诱饵之后，他们面对的将是新一代对他们的清算。他们方寸已乱，举止失措。与其说倒薄成功是W们的胜利，倒不如说这是他们的回光返照，是在作垂死一击。
毋庸讳言，中国当前的贪官大多是失身的红一代及其子女，他们是红五类中的败类。而清除这些败类，非身家清白的红二代不可。也正因为如此，W的倒薄举措受到了全体贪官和极右的支持。未来十年，将是清污除奸的十年，也是左右两派可以联手的十年。右派朋友自右派营垒中来，自然熟知极右的真实目的和手段，反戈一击，或可一举清除这些斯文败类。共和国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我们不能再容忍贪官和极右对她肆意摧残。
六、结语，兼致江泽民胡锦涛二先生
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事发仓促；中央定性，一月三变。其中阴谋之邪恶，令人发指；手段之下作，令共和国蒙羞，炎黄子孙汗颜。然对于薄熙来下台，贪官加额，汉奸弹冠；邪教门徒，奔走呼号，广布谣言配合；极右奸邪，八方联络，隔海献策建言；更有一贯反共反华之海外媒体，一致拥护中央决定；西方政府和组织，只字不提自由人权。一时间群丑乱舞，为六十年未有之奇观。流言所指，均称为W一伙所为，而与诸君无涉。
二位或为前届权贵，或执当今党政军权柄，当此汹汹，而无所作为。诸君纵不思先辈建国之艰难，忍看苏联之事再现中国；纵不计生前身后名，甘愿遗臭千古；莫非诸君也不为子孙设计？殷鉴已远，单看近代：李袁汪的后代，不得不飘零海外，寄人篱下；纵不愁衣食，但羞谈父祖。W们的目的并非针对薄熙来一人，而是要对共产党作一彻底清算，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而清算共产党，诸位以及你们的子孙自然首当其冲。在这场斗争中，若人民获胜，自当清秽除孽；若归罪W一人，又岂能掩世人悠悠之口，自然也会追究你们的责任。因此，不论结果如何，事变之后，中国之大，已没有了你们和你们子孙的立足之地。为诸君计，惟有顺应民意，粉碎W一伙祸国殃民的阴谋，回归正道。若此，则仍不失为中兴功臣。古人云：“当局者迷”。诸位或不清楚当今局势，故试陈如下。
温等所为，实在情理之中。原因之一是换届在即，马上要失去权利，心有不甘。近三十年来，国事日非，变难时起，人心思变，右派路线已走到尽头。未来十年，中国党政军权柄要落到五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红二代”手上，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过去三十年，是右派的春天。“草木知春不久归”，而右派的春天就要随着换届而结束了。温等深知其中利害，故明知日暮途远，仍倒行逆施，作垂死一击。诚如W自己所言，不这样作“只有死路一条”，“这已不是留不留名的问题，这是留不留命的问题”。
W等与红二代结怨已深，不可化解。二位虽与右派路线有千丝万缕的瓜葛，但毕竟与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不同，不是直接执行者；更何况江泽民先生有清理邪教的功绩，胡锦涛先生有甫上任即赴西柏坡宣誓的明智之举。因此，如能于此时与右派路线切割，人民将会录功弃过，予以谅解。
二位踌躇不决，或许有汉高祖”羽翼已成，难动也”之叹，担心W垂死一击成为中国的叶利钦和大陆的李登辉。此虑大可不必。二位以及右派朋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W永远也不会有叶利钦和李登辉的成就。何也？今试为诸君释疑。叶利钦时代的俄国人大多出生于1930年后，此时距苏联建国近二十年，属于苏联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大致相当于我国的70后和80后，和布尔什维克已没有多少渊源，和非俄罗斯族的斯大林只有仇恨。因此，当叶利钦以重振大俄罗斯为号召，轻而易举地解体了苏共。而目前的中国则不然。且不说掌权的大多是红二代，而且部分红一代尚在。但有朱虚陈平在，不教吕贼倾汉室。如果在中国改旗易帜，首先必须清除共产党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影响。二位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中国清除毛泽东的影响是何等的困难！可以断言，W效法叶利钦宣布退出共产党之日，就是他灭亡之时。
W能否成为中共的李登辉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近百年来，国共两党是一对欢喜冤家。它们有过联合，有过你死我活的争斗，它们更有着相似的运命：他们都曾被异己分子篡夺过最高权力，百年基业几近倾复。但李登辉要比W们幸运多了：当李决心毁灭国民党时，国民党军队的中下层军官已大多由台湾本土人士担任，国民党已没有武力清算李登辉的能力，面对李登辉的步步紧逼，徒唤奈何。但即使如此，当国民党的第二代举起反李旗号时，李登辉也只有另组新党之一途。如果W胆敢毁灭中共，可以断言，解放军决不会像国军那样坐视。
或许你们认为W是你们的同僚，不是大恶之徒。三十年的经验表明，你们并没有知人善任之明。就算因证据不足不能断言W就是汉奸后代，单凭他自己招供的年轻时所为，也足以说明他是个奸邪。他为取信于中共，不惜自残身体写血书以邀宠。古往今来，血书是用来迷惑敌人的。即使写给家人的血书，也是写给敌人看的。W写血书之时就把共产党当作了敌人！他的目的是要使令他写血书的共产党加倍偿还！自古以来，凡行不近人情之事者，大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而被迷惑者，将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古有勾践尝便，易牙烹子，竖刁自宫，邓通舔痔，如今又有W自残。如果任其得逞，莫非诸位要重蹈古人身死国辱的覆辙么？
或许你们认为，为了一个薄熙来，不值得和W翻脸；给薄熙来安个罪名，这件事也就成为过去了。如果你们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首先，你们这样做，W并不领情；其次，人民不会答应。薄熙来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未来十年中国要走什么路的标志。除非薄熙来自认罪名，即使你们有千人作证，万条证据；即使有相片录像为凭，有DNA为证，也没人相信，也会被人民认为捏造陷害。也许你们认为人民不可理喻，不相信事实和法律。但遗憾的是，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政治！薄熙来已成为一个烫手山芋，谁沾上手谁倒霉。一听说贺国强主持调查，就有贺为其部下文强报仇的传言；令计划参与双规，则有令狐是胡人有乱华的企图；马馼是调查组成员，则马是W情妇的消息不径而走。就连退休多年的李瑞环也难幸免，只因为W出生天津而马馼也发迹于此。不还薄熙来一个清白，不清除W，谁也别想安宁。如果二位不顺应民意，不还民以公道，你们将会发现，网络手机之上，满布关于你们的蜚语；觥筹交错声里，尽是关于你们亲眷的流言。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如果说百姓希望你们主持公道说明还对你们寄予信任，那么，当人民绝望而把惩奸除恶者视为英雄豪杰的时候，你们将会寝食难安。中华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中国自古又是一个盛产荆轲聂政杨佳的国度，“快意恩仇”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时局发展到一夫发难百万呼应之时，你们就会发现连你们身边的亲朋警卫也有可能是要致你们于死命的荆轲。你们将不会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古往今来，能被人民尊为领袖者必须或有大功于国，或有大恩于民。以此二者量之，二位都不合格。而三十年间人民之所以仍尊你们为领袖，是因为你们在承续着共和国开创者的余荫，因为你们表面上继续着他们的事业。一旦有人要改旗易帜，你们将会看到亿万人左袒。诸位上台伊始，百姓寄予厚望，只待登高一呼，人民将追随左右。可惜因循守旧，既不知人心之可用，又不知人心之易逝。待薄熙来打黑重庆，民心已移。W等的倒行逆施，为你们提供了为国为民立功的最后机会。此机会一失，虽有神鬼莫测之才，也无计为诸位身后谋了。
谨以此奉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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