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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的演变及其历史命运

2019-4-15 21:4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534| 评论: 0|原作者: 张文木|来自: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摘要: 共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早期共济会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社团组织,它与启蒙主义者一道支持世俗国家、反对天主教的教会独裁,为欧洲历史进步做出过巨大牺牲。在打倒了天主教廷并建立起至上王权后,共济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与世俗国家分道扬镳。通过控制国际金融资本,共济会对多数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 ...
共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早期共济会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社团组织,它与启蒙主义者一道支持世俗国家、反对天主教的教会独裁,为欧洲历史进步做出过巨大牺牲。在打倒了天主教廷并建立起至上王权后,共济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与世俗国家分道扬镳。通过控制国际金融资本,共济会对多数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在美国,不少总统在共济会中担任高职,并受到华尔街国际资本及其支持的共济会组织控制;在苏联后期,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共济会操纵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应高度重视共济会问题,避免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颠覆性威胁。

张文木:共济会的演变及其历史命运

近些年,关于共济会的研究多了起来。讨论的问题概括起来大体涉及:共济会是一个什么组织,它在历史上及当前的作用是什么,它与国际金融资本是怎样的关系,它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影响如何,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组织等。笔者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早期共济会是顺应历史的进步组织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共济会”词条的解释是,共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1]

共济会带有许多宗教色彩,要求会员必须信仰上帝和神,只有宗教教徒才可以加入共济会。学者高鹏程研究认为,基督新教构成了共济会会员的主要来源,共济会是基督新教教徒们的世俗化联合组织,是“联合起来的人的中心”,是在碎片化的基督新教组织上矗立起来的、统一的精英化世俗兄弟会组织。

何新先生是中国关于共济会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的研究结论通透了许多历史乱象。据何新研究:

【“古代共济会起源于古代迦南的犹太石工社团。后来随着犹太人在欧洲的迁徙,这一秘密组织传布于世界,成为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互相支持、保护、联络的‘兄弟会’。”】

早期共济会是一个“顺应历史”的进步社团组织,它与启蒙主义者一道支持世俗国家、反对天主教的教会独裁。在反教廷进步目标的召唤下,吸引了许多曾为人类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知识分子,比如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牛顿、爱因斯坦等,推动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及(光明)启蒙运动。

1717年,近代共济会第一个联合组织“共济总会”(Grand Lodge)在英格兰成立。1723年,《共济会宪章》(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 Masons)公开出版。18世纪30年代起,共济会开始迅速扩大,并在整个欧洲建立了许多新的分会。与基督教的出现引起罗马统治者的恐慌一样,共济会的出现也引起天主教教会的震怒。1738年4月28日,克莱蒙十二世(Clement XII)在罗马颁布反共济会法令,由宗教裁判所审判官彼特·洛莫拉提乌斯(Peter Romolatius)发表。它的全名是《谴责共济会,依据事实处以绝罚,除非死亡其赦免权只保留给教皇》。在该法令中,共济会成员被描写成一伙“像贼一样破门入户,像狐狸一样试图把葡萄园连根拔除”的人。法令发布后,对共济会成员大规模的无端迫害由此开始。共济会与天主教结下的深仇大恨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

加拿大学者约翰·劳伦斯·雷诺兹在《阴影中的人——历史上著名的秘密团体》一书中认为:300年来,天主教会事实上是把共济会与惊跑中的魔鬼撒旦相提并论的。19世纪末期,利奥十三把共济会支部描述为“那些密谋团体挖掘的痛苦的无底深渊,这里有异端邪说和不同教派,可以这样说,就像在一个厕所里,他们把胃内所容的悖理逆天和亵渎上帝的污浊全部呕吐出来”。很明显,利奥对基督教仁慈的看法还是有他的限度的。18世纪的语言刻薄并没有因为20世纪的启蒙思想有所冲淡,也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天主教仇视上。2002年11月,坎特伯雷大主教娄恩·威廉姆斯谴责共济会与基督教水火不容,就是由于其隐秘性,以及“可能来自撒旦激励的”信仰。

共济会在近代起步阶段所受到的宗教迫害与布鲁诺等受到迫害一样,反证出当时的共济会为欧洲历史进步曾做出的巨大牺牲。对此,我们后人应予以尊重。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当时有那么多进步知识分子和杰出人士都自觉加入其中并前赴后继地献身于共济会组织的历史事实。共济会会员起草了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共济会发动了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据说当时签署《独立宣言》的56位美国开国元老中,有53人效忠共济会[2]。

【“不仅华盛顿、门罗、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国父’级的人物都是共济会会员,而且像罗斯福、杜鲁门等后任总统也都是共济会会员;在美国军队中,美军第一任总司令华盛顿手下有33名共济会将领”[3]。】

“蓝色会所”(Blue Lodge)是共济会的基层组织,更是共济会渗入国家政治的最前端触须。它具有干细胞自我复制的特点,

【“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独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政治社团‘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以及法国大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雅各宾派俱乐部’(Jacobin Clubs),都是从蓝色会所转化而来。”】

《光明会:阴谋论的前世今生》一书的作者林赛·波特就18世纪的欧洲革命说:

【“共济会要对革命负责”。】

毋庸讳言,共济会在推倒天主教廷、扶持世俗王权、推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立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二、共济会从进步转变为反动

用新的宗教崇拜整个地取替天主教崇拜,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崛起的重要策略。在打倒了天主教廷并建立起至上王权后,共济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与世俗国家分道扬镳。对于共济会来说,它只不过是要利用世俗世界(反之亦然)的力量完成打倒天主教廷的任务,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取代天主教,使自己成为世俗世界的无冕之王。由此,它仿效当年罗马教廷的做法,在世俗世界(它不仅在各国政权间而且还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大搞均势策略,其目的是将众多的世俗国家在这种均势中消耗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与罗马教廷里外呼应,英国既是近代共济会势力的策源地和重心,也是欧洲大陆均势外交的大本营。英国用均势战略实现了全球扩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词条说,

【“共济会的传播是由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引起的”。】

共济会“借船出海”,随英国扩张而散布到全世界,并在世俗国家的羽翼下推进其反国家的世界战略。

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4]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罗兹会所”。罗兹在加入共济会的当天便对共济会没有鲜明政治目标、不直接介入国家政治的传统工作方式提出批评,他这样写道:

【“今天,我加入了共济会成为其成员,我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他们所拥有的影响力。在庆典上,我曾想到并怀有这样的疑问,这么庞大和由男人组成的一个组织,竟然让他们自己从事具有如此讽刺的、极度荒谬的仪式,完全没有任何对象和终极目标。”】

为此,他决意为共济会引入更大的政治抱负和更加明确的政治方向。他明确提出,“要成立具有终极目标的秘密社团”,这就是: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

这里,共济会的目标并不是为大英帝国,而是利用大英帝国的扩张将自己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何新也认为:

【“共济会的真正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由北美及西欧的财富和权力的世袭精英集团控制下的世界政府,进而建立一种从属于西方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

一句话,共济会与当年的天主教廷一样,其意不在“城池”而在“天下”。但这个“天下”并不是马克思说的劳动者向往的“共产主义”天下,而是西方白色人种中的剥削阶级精英、金融寡头控制的天下。

在这方面,何新先生有开拓性的贡献,卢麒元先生在《何新发现了什么》的博客文章中对共济会的总结也非常到位,他写道:

【共济会的确是一种超越了常规国家治理模式的非政府国际组织。该组织以间接而隐蔽的方式,试图实现对地球资源的重新分配。他们的目的是牢牢掌握地球资源的分配权,从而确保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方法就是通过对金融资本的垄断,掌握全球商品的定价权,从而对有限的地球资源进行全面控制。共济会的“统治”方法基本上是虚拟的,不涉及土地和人口,甚至不直接涉及产权,“统治”的要点在于资本垄断。
资本无祖国,但是,资本家是有祖国的。当有祖国的资本家,操纵无祖国的资本的时候,他们需要具备跨越国界的能力。这种跨越国界的能力,需要强大的国际组织方能建立。共济会正好就是这种能够跨越国界的非政府国际组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共济会非政府的特色,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保护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共济会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找到了跨越国界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借助于资本的中性特征,实现资本持有者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资本家比无产阶级更现实。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家们也联合起来了。共济会就是资本家的“共产国际”。历史地看,共济会比共产国际更有效率。经过两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他们已经完成对全球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整合,并且形成了对美元及其衍生资本的绝对控制。通过控制国际金融资本,他们逐渐延展其影响力,以至于可以对多数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金融殖民正在加速。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美元金融资本的日不落帝国。
共济会的“统治”模式,或许是后帝国主义时期的新型的帝国主义模式。】

至此,共济会已从早期的进步组织彻底堕落为国际资本集团的工具。目前人们所说的(也是我们后面将讨论的)共济会已是国际资本控制的共济会,而不是早期劳动者自发组织起来反天主教迫害的那个共济会。

理解了上述要点,也就理解了共济会为什么跳出国家民族间的斗争而支持和参与一切国家斗争。比如,在扶持英国皇室的同时也资助和扶持脱离英国的北美独立战争,其目的并不在于建立新国家,而在于可以不断利用并随时废弃国家主权外壳,以达到全球统治的目的。共济会并不是为国家而战,而是为消灭国家而战。共济会主张“国家消亡”,但与马克思主义建立劳动者统治世界的目标根本不同,共济会要建立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统治下的世界。共济会不需要国家,当然更不需要无产阶级的国家。

同时,在利用共济会推翻旧政权或建立资产阶级新国家后,作为民族国家的一方,也开始与共济会分道扬镳。在英国,让共济会始料不及的是,“光荣革命”成功后,英国却转变为以本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样,曾经与英国资产阶级共同奋斗的新教中便出现日益激烈的反对新教从属于国家政权的“清教”运动,这一运动及其教派受到英国王室的严厉镇压和驱逐,这些人到北美后便造成北美脱离英国的独立运动并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反过来又使英国王室在美国独立事件中已经意识到共济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并亲自出手控制共济会。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以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犹太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拿破仑借用古代犹太法庭的称呼,将这次会议命名为“伟大的公会”(The Great Sanhedrin)。法国大革命前后,共济会传入俄国并得到多位皇帝的支持。彼得大帝本人即是共济会会员。亚历山大一世前期,共济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12年,俄国击败法国拿破仑后在维也纳会议上取得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此后,亚历山大一世开始对共济会加以防范。1822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敕令禁止共济会;1826年,尼古拉一世重申此禁令。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共济会在欧洲受到当年的同盟者即民族国家的反复打压,其活动没有多大的起色。

这里需要回答的是,这仅仅是权力之争吗?

答案是,这不是简单的权力之争,而是进步的权力与反动的权力之争。与中世纪不同,近现代史中的共济会不幸堕入反动的权力一边。这是因为支持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大工业和国家不动产,而站在共济会后面的影子权力是历史上对人类生产活动破坏性最大的金融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地揭示了金融资本堕落的“高利贷”本质: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货币贮藏只有在高利贷中才是现实的,才会实现它的梦想。货币贮藏者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但是通过利息,他把这种贮藏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手段,他依靠这种手段占有全部或部分剩余劳动,以及一部分生产条件本身,虽然对他来说这种生产条件名义上仍然是别人的财产。高利贷好像是生活在生产的缝隙中,像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一样。商品形式越没有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货币就越难获得。因此,高利贷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
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劳动,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5]。】

受到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破坏的不仅有欧洲,在中国战国时期,商业资本普遍泛滥也造成“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6] 的局面。当时导演这场悲剧的不是各国诸侯,而是隐藏在各邦诸侯后面的吕不韦之类的古代“华尔街势力”。管子看明白了问题所在,他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中一国而二君也。”[7] 为了消除这种“一国而二君”的政治困局,秦王嬴政向吕不韦痛下杀手,随后果断采取统一国家货币政策,其目的就是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由于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措施,这一政策使秦以后的中国有幸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看到了历史,就知道现代共济会之所以受到人们诟病甚至打击,并不在于共济会本身,而在于隐藏在共济会后面的金融垄断集团——这也是共济会从进步转变为反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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