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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把996和两弹一星相提并论?

2019-4-17 22: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7059| 评论: 1|原作者: 鹿野|来自: 察网

摘要: 之所以在80年代以后中国能够用惊人的劳动积极性成为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也是此前公有制下培育的劳动积极性的释放。现在人们对于996的反感,其实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年来私营企业强制加班对于劳动者积极性的打击。
事实上,正是由于新中国实行了公有制导致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才出现了钱学森等两弹一星科学家的自愿超时劳动,最终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推进。之所以在80年代以后中国能够用惊人的劳动积极性成为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也是此前公有制下培育的劳动积极性的释放。现在人们对于996的反感,其实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年来私营企业强制加班对于劳动者积极性的打击。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近日来,随着996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位著名私企老板先是表态“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后来又宣称“不仅仅是企业家,大部分成功或有追求的艺术家、科学家、运动员、官员、政治家基本上都是996以上的……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群人的996,997,才让上世纪我们有了两弹一星”。

这番言论使得相关风暴进一步升级,人民日报评论《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新华社辛识平《奋斗应提倡,996当退场》,半月谈《996与奋斗无关,与利益有关》等文章都对此进行了批评。大多数朋友也对这位著名私企老板的相关言论极为反感,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著名私企老板说的没有什么错,要奋斗就应该多干一些时间。笔者也想在此就这个问题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位著名私企老板把996和两弹一星相提并论,宣称两弹一星是996的奋斗成果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也很简单,其实两弹一星那些研究工作人员的劳动是在公有制下,而今天的那些实行996的企业是在私有制下。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模式。

两弹一星的那些科研工作者的确有时超过了8小时的工作制,但是这从来不是那些科研机构的强制规定。事实上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科研机构一直实行的是8小时法定工作制。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超过8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主要是由于科研机构自身的特殊特点:有的时候项目多,工期紧,劳动时间就会延长一些,有的时候没有什么科研项目,那么根本用不了8小时就可以提前下班。这种劳动形式其实是张弛有度的,并不会过度损害相关人员的健康。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两弹一星功勋专家普遍得享高寿就是明显的证明。同时,在公有制体制之下,这些科研人员不仅享有铁饭碗,医疗、子女教育和住房等方面也都享有充分的保障,而且即使是退休或者因工伤等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也能够终身得到充分的照顾。

而今天的那些实行996的私人企业则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并不是说有活的时候才实行996,没有活干的时候提前下班也工资照发。而是把996作为一种劳动者的义务和强制性的规定,要求每一天都996,否则减少发或者不发工资。这样的一种长期缺乏休息的形式必然会严重损害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同时在那些实行996的私人企业里,相关的劳动者不但没有铁饭碗,而且往往因病丧失了工作能力之后就会被解雇。这种劳动模式显然是和公有制之下两弹一星科研人员的劳动模式完全对立的。

试问,这位著名私企老板愿意像新中国公有制科研机构那样,充分保障他们医疗、子女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需求,并保证一辈子不解雇他们,在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情况仍然继续照顾他们吗?如果做不到,还说什么“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显然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事实上,钱学森为代表的大批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之所以愿意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固然有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做支撑,当然也是因为新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赶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人民能够当家作主的新社会,除此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反感美国那种私有制下对科研工作者极尽剥削的模式。在这种美国版的996模式下,科学家们也担心自己年老或有病了以后,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正如钱学森在回国以后的回忆当中所指出的,美国的工资高只是在名义上的,虽然拿到的钱比新中国多,但考量到给科学家的住房等生活待遇和医疗、子女教育等保障,在美国的实际待遇并不比新中国高多少,要是加上私有制下没有晚年保障这一点,就要比新中国差很多了:

【美国的统治者们也好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如何高,对科学家们的生活那是更说得天花乱坠了。但是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实际情况。先说钱。美国的薪金是照一年算的,在1955年左右,学校里的副教授年俸一般是五千到八千美元,教授一般是七千到一万美元,听说年俸最高的有到一万五千美元的,但那是凤毛麟角。这看起来钱是不少。但是第一,在美国得交个人所得税,这一下子就去了薪金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第二,在美国交通往来,因为距离远,非有汽车不可。汽车是自己开,连折旧、维护和汽油在内,一年也得花上一千美元左右。第三,房租贵,一年房租也得花上一千美元以至二千美元。这样七折八扣,真正的生活费用是已经大为减少了。还不止如此,美国一般单位规定六十五岁一定得退休,退休了又没有多少退休金,生活怎么维持呢?这就需要平时大量地、尽可能地买养老保险,也就是一种储蓄,以备以后的生活费;这一笔钱约占薪金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所以最后真正能够支用的、相当于我们国家里的生活费也不过是年俸的三分之一。一位年俸九千元的教授而实际上不过是年俸三千元。再进一步算算,一元美金在美国的购买力约等于一元人民币在我们国家里的购买力,所以这位美国的高级科学家的工资合算起来还不到每月三百元。因此,一位科学家在美国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们的一位相当科学家高多少。
一位科学工作者在美国比一般人可能钱多些,虽然多得不算多,可是总算他多拿些钱吧;但是钱的问题对他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通货不断地膨胀,使钱的购买力一直降低,本来估计到退休时,退休金加养老保险可以生活了,而实际上到时候钱贬值了,还是不够维持生活。这时,年纪也大了,无法找到正常的职业。虽然他一生勤劳,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还是生活困难。在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就有一位老物理教授陷在这种处境里,后来还是通过他的学生在一个航空公司里作些不重要的研究工作,才勉强维持了生活。
顾吉环,李明,涂元季编,钱学森文集  卷一,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01,第255页】

相比之下,在国民党时代实行的是和美国类似的私有制模式,科研人员和美国一样没有保障,待遇却又比美国差。一定程度上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时代才从来留不住人才,科研人员总是大量的外逃,而很少愿意回国。

遗憾的是,80年代以来某些媒体对于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归国原因的报道出现了偏差,过分突出甚至是单纯的归结到“爱国精神”,却忽视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对劳动者的充分保障,因此导致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宣称不愿意996的人是“懒惰”。这倒不能说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但是,那些愿意996的人难道就是“勤劳”了吗?如果要是不996生活也能够有相对充分的保障,他们是否还会愿意忘我的劳动呢?

其实,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就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其指出,在私人老板雇佣之下,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越长,那么劳动力的价格就会越低下,甚至连劳动就业的机会也会不断的减少。因此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下,勤劳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勤劳”本身就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奴性,一个正常的劳动者对待劳动的态度就好像对待鼠疫一样:

【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劳动的实现竟如此表现为失去现实性,以致工人从现实中被排除,直至饿死。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靠最紧张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

对此,马克思指出了私有制经济的一些与生俱来的弊端,如今,我们在引导私营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时,一定要注意规避和限制这些弊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前提下,把劳动由一种谋生的手段变为劳动者自觉自愿的活动,让劳动成为一种享受,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才能够充分给予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样的奋斗,才是于集体于个人都是双赢的。

有的人可能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是说“大锅饭养懒汉”吗?在新中国建立公有制的条件下下,一些地方真正忘我劳动的人也不是太多呀?反倒是私营企业普遍比公有制企业的劳动时间长得多,怎么能说公有制更勤劳呢?

答案很简单,由于历史遗留的封建思想残余所致,刚刚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中的人们,劳动积极性的提高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这并不代表公有制会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因为公有制下的劳动是有保障的劳动,是一种自我实现模式的劳动,和私有制下那种被迫式的劳动性质是不同的。自愿劳动的时长才能代表勤劳的程度,所谓“大锅饭养懒汉”其实是一些受西方模式影响的学者混淆了自愿劳动与被迫劳动。

比如说,公有制下人们享有充分保障的时候愿意自愿劳动8小时,私有制下没有保障的时候,为了生活,不得不劳动12小时,这是否能够说明私有制比公有制的人更勤劳呢?显然不能,因为如果要是给他们公有制一样的条件,那么他们很可能一个小时都不愿去劳动。“可以自愿劳动8小时”的人,显然要比“可以被迫劳动12小时,但自愿劳动一个小时也不会去”的人勤劳得多。

事实上,正是由于新中国实行了公有制导致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才出现了钱学森等两弹一星科学家的自愿超时劳动,最终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推进。之所以在80年代以后中国能够用惊人的劳动积极性成为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也是此前公有制下培育的劳动积极性的释放。现在人们对于996的反感,其实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年来私营企业强制加班对于劳动者积极性的打击。

一句话,马克思是对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半月谈等主流媒体对那些996支持者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而那位著名私企老板把996和两弹一星相提并论其实完全是在混淆视听。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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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秋火 2019-4-24 00:19
从公私性质上来说,“996和两弹一星”确实不可以相提并论——当年毛时代搞两弹一星是为了国家(公家)干活,现在996是为私人资本家干活。那时的国家虽然有官僚专制问题,但好歹前途是属于社会主义公有的,根本不同于现在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从非人民决定和强制性来说却又是共通的——就算是为公家、为大家利益干活,也得让人民有自主决定的权力吧,不然谈什么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呢?但毛时代的民主只限于提提技术建议,不会让劳动者决定劳动强度、待遇分配、工时长短等重要指数、更不会让劳动者参与重要的生产建设决策,这些与现在资本家搞的“自愿加班”实则往往是强制加班是同样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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