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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6月 以下简称《九十年》）指出：“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则起始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毛泽东强调：
【“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也就是说，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为了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集思广益，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九十年》指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它们的提出和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实践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第494页）】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回顾这段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内容，今日重提，更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不是“大跃进”提法的发明者
据笔者所知，“大跃进”的提法的由来有几种说法。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在总路线通过后，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客人后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泽东一道走着的时候，说：“主席，现在谭震林（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作者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然后又补充说：“《人民日报》上登了。”毛泽东说：“拿来给我看看。”于是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实录毛泽东 第四卷 》 长征出版社 2013年10月 第27页）】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一书中写道：
【“（在总路线制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说话。”（第71页）】
关于周恩来最早提出（大）跃进，《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1958年5月2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第二天上午，毛泽东重阅此社论后，写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信中还写道，“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三卷 361页》（以下简称《毛泽东年谱》）】
在毛泽东发出这封信后当天，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附言:
【“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
据《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中卷》记载，
【“（1958年）5月26日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一九五六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第145页）】
顺便再提一下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人民公社的来历。
刘少奇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说：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里边讲了这个东西。”（《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6月 第731—732页）】
即使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的彭德怀，在参加庐山会议时也明确认为：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 第270页）】
因此，仅从“大跃进”提法的由来和人民公社的来历，不难发现，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展“大跃进”运动，是当时全党的的共识，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后来邓小平说得很中肯：
【“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1981年3月27日）】
毛泽东领导的九个月纠“左”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一书中写道：
【“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该书第15页).】
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毛泽东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从1958年10月中旬起，他赴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并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纠正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还针对当时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深翻耕地等连续苦战需要休整的实际情况，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示问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不久，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毛泽东指出当时的一些典型乱象：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造假。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对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
为了加快纠“左”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紧接着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都重点谈了人民公社和“共产风”的问题。通过这两次会议，党中央在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为了把这些会议精神贯彻到农村基层，
【“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切中时弊地谈到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影响农业的几个关键问题。讲真话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封信写出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心声，获得他们的热烈拥护。”（《九十年》第505页）】
在随后的五六月间，党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吨；农村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前屋后的零星闲散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这样，经过近九个月纠“左”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