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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与中国道路

2019-4-20 21:2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375| 评论: 2|原作者: 杨帆|来自: 昆仑策网

摘要: 本文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历史经验;1978-1992年为第一阶段;1992-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0-2012年为第三阶段。数年以来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承认中国成就基础上,对中国崛起的因素和经验究竟是什么,不同学派有不同解释。

六、开放新阶段:

寻求建立平等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欧洲日本衰落,美国遭受打击,只有中国保持7%以上增长速度,军力与国防科技迅速增长。1820年中国GDP为世界30%,鸦片战争后走下坡路,1895年甲午战争下降到16%,1949年只占世5%。经70年高速增长,2014年占世界11%,日本世界第三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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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百年奋斗,正在回归历史荣耀,重塑亚洲与世界格局。中国文化有开放性,可与外来文化融合,保留传统优势。中国文字是人类历史上传下来的唯一象形文字。佛教传入中原曾导致天下大乱,北方游牧民族几次灭亡汉族政权,但中原文化最终吸收外来文化,给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是如此。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而不走西方霸权的道路。

 

中美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对全球秩序有基本认同,全球治理和亚洲稳定需要中国,经济互补,有巨大贸易往来。问题在于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美国需要评估在其主导国际秩序里,在何等程度上可容忍中国的崛起。

 

美中矛盾主要在两点:第一,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不同,美国之所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是有潜台词的,这就是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中产阶级强大产生民主要求,会按西方政治体制搞多党制。现实情况使美国大失所望,“以拉为主,以压为辅”将中国纳入其轨道的战略基本落空。

 

第二,美国不愿改变亚洲利益格局。中国的发展本身在改变全球秩序和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就需要“再平衡”。主张遏制中国的人仍抱“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中国不搞西方民主,就会在亚洲扩充军力,美国据“安保条约”要保护其盟国。

 

两国关系高度复杂。美国战略学界讨论中美关系是否处于转折点,表达出要遏制中国的普遍意向:可能换以压为主。奥巴马授权太平洋舰队到南海,一度进入中国主张的12海里领海线,制造“可控紧张”。2010年东盟与中国建立10+1自贸区以后,美国在亚太区域多个地点制造“溃疡面”,用军事力量虚张声势。2016年菲律宾在美日支持下制造南海仲裁案,激怒中国。

 

用“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进行学术讹诈。古希腊处于支配主导地位的斯巴达,出于对不断崛起的雅典的恐惧,先发制人将其打败。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利森一再将这个逻辑用于中美关系,言外之意是如中国不能让美国放心,美国可用战争解决问题。2016年美国兰德公司发布报告,假设中美在南海开战,主要是海空战和网络战。有4种情况,短期低强度,短期高强度,长期低强度,长期高强度。结果是:美国在亚洲军事设施大部被毁,GDP下降3—5个百分点。中国则因贸易受阻GDP下降40%。中俄矛盾爆发,北方大国受损,南方大国如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崛起【8】

 

这些故事主要是心理讹诈,大多数人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开战。真正造成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来自台湾和东南海域,涉及国家统一和领土问题。前苏联瓦解后美国骄狂无比,其军费多年来保持全世界50%以上,鼓吹“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在亚太建3条岛链围堵中国。不过近年来恐怖主义和“不对称战争”,使美国焦头烂额,不仅在伊拉克,阿富汗和科索沃花费巨额军费,且美国扶植的民主政府不能控制局势,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趁机崛起,不可收拾。美国还有没有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之力,特别是和中国开战,值得怀疑。

 

中国一再强调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要求和美国建立平等合作大国关系。

 

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28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9】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再到“白宫秋叙”,中美两国元首讨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主席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为什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而不是互疑,更不是对抗。因为中美两国对抗不起,冲突不起。合则两利甚至多利,斗则两伤乃至多伤。毕竟时代不同了,全球化带来的互相依存,零和游戏,丛林法则,冷战思维都不再合乎潮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第一目标仍是发展,是通过发展来实现文明、富强、民主、和谐。为了这些基本的和长远的目标,中国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外交路线。这些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没有理由不坚持。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国愿意同美国等各个国家走上互利共赢的道路。【10】

 

中国认为:当前世界大势是多极化,由一个国家主导世界体系的时代已过去。世界处于历史性转折点,世界经济整体进入周期性下行,新兴国家力量普遍涌现,与美国实力差距缩小。国际格局正向多中心,多元化,均势化方向发展。中美关系关系进入动荡时期,中国要进行博弈和斗争。

 

七、习近平开放发展新理念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标志着开放进入新时期。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发展提出新理念。

 

(一)肯定改革开放大方向,积极扩大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成为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11】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概括开放发展新理念:“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二○三○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1】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要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步步为营、久久为功。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与我国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二)改革与开放互相促进

 

2015年9月习近平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12】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必须深刻理解、紧紧抓住、切实用好这样的新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三)对开放的新要求

 

站位更高。过去重点是“引进来”,强调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单向开放;新常态下更加注重“走出去”,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表现为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领域更宽。放开一般制造业,限制类条目从79条减少到38条,有序推进服务业开放。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外商投资研发环节。

 

水平更高。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服务,提供对外投资精准信息,简化审批程序。

 

反对保护主义。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性政策,愿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积极推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经贸体制。”【13】

 

(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开放提供法治保障。

 

(五)提高中国话语权

 

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制度性和规则性话语权,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中,将更加注重做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者、引领者,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

 

(六)更新开放措施

 

开放措施更新:引领新常态,布局新战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

 

适应新常态,打造新体制。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发展新常态,推进新工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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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社会主义 2019-4-21 18:18
是垄断剥削经济的经济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证明。——是垄断剥削经济的经济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形成限制的证明。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4-21 18:09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和开放哪个更为基础,有过讨论,我坚决主张开放是原动力。’
——所谓的‘改革开放’总的动力来源是剥削。
‘经中西文化比较,一代改革者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体制的封闭性有深刻认识。‘
——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区别作者在这里错误地表述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或者说,通过用‘中西文化’的区别来掩盖两种经济关系的区别。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说成是‘文化的保守性‘’体制的封闭性‘,从而好像为了剥削目的,他们改变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而是文化和体制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而在实质上,是通过改变‘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体制的封闭性‘来改变中国的分配关系。借口而已。‘如无对外开放引进外部竞争,改革不可能依靠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依靠中央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按计划进行。’
——作者所谓的‘对外开放引进外部竞争‘如果理解为生产方法的竞争就是错误的。而如果没有剥削的’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依靠中央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按计划进行’,这种所谓的‘竞争’就不会发生。说‘改革不可能依靠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但却可以依靠剥削理想的人为设计,并且只能‘依靠中央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按计划进行。’事实也正是这样发生的。为了掩盖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罪行,作者这里极力企图把这种人为的、出于剥削目的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改变说成是自然发生的自然现象。
‘开放是发展与改革的原动力:开放为改革提供了标准,动力和经验。’
——剥削者把生产利益装进自己的腰包的‘改革’才是‘原动力’。
‘马克思《资本论》把市场经济分为两个阶段: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关键是劳动力变为商品。中国1992年以后实行劳动合同制,“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双轨制并存是渐进改革,中国道路的特点和优点。’
——作者在这里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关键是劳动力变为商品。’然后呢,正是这种非垄断资本经济的运动最终将导致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者们正是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要实现‘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关键是劳动力变为商品。‘
‘按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消灭资本范畴,只能限制资本。’
——这就胡说八道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消灭资本范畴,只能限制资本。如果是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没有消灭资本范畴,那只能证明没有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已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剥削,更不可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允许资本和剥削存在。中国在建国之后,通过‘公私合营’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消灭资本范畴,只能限制资本‘,并不只是‘限制资本’,而是消灭了资本,消灭了剥削。
‘中国计划经济消灭了私人资本,但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资本。’
——什么是‘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资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怎么可能是资本,从而怎么可能是国家资本。作者在这里又企图把垄断剥削说成是建立社会主义垄断条件的初衷。
‘走向对外投资大国,建设上海等自贸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是发挥大国规模效益,以后发优势赶上新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升级;以国际竞争压力促进改革,健全现代管理与民主法治制度,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中西文化融合,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
——所谓的’走向对外投资大国‘是垄断剥削走入困难境地的表现。是国内的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生产力存在与分配关系不相容的矛盾发展到了严重程度而表现为资本输出。表现为扩大了的剥削领域。表现为不得不通过资本输出来缓解国内经济矛盾。这有什么可以标榜的。自贸区的建设是为了国外资本剥削中国劳动力提供便利。为加工贸易创造条件。而加工贸易就是对中国劳动力剥削利用的方式,是生产过剩的产物。人民币国际化是剥削资本的更方便的条件。是剥削条件。至于所谓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提法则完全是对垄断剥削条件的美化。它使得人们觉得似乎中国存在非垄断的资本经济规律。掩盖它的奴隶制性质的实质。所谓的建设丝绸之路的经济带,也就是一路一带,就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利用的输出。所谓的‘发挥大国规模效益’就是范围扩大的剥削效益。而垄断剥削发展到资本输出阶段是为了维护国内分配不公的生产的继续而不是解决分配不公。‘以后发优势赶上新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升级’,垄断剥削的经济关系是限制先进生产力的。从而它也会限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或者说,既然这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是在分配不公的经济关系条件下发生,所以它也只能服务于资本输出而不会改变分配不公。所谓的‘以国际竞争压力促进改革’实际上由于中国的生存资料的价格垄断,从而是对劳动力价格的垄断,从而劳动力价格被垄断在较低水平,中国始终是在给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施加压力。是以剥削的垄断优势对非垄断资本。至于谈到现代管理,由于不存在对于垄断剥削的限制和监督力量,管理的现代化已经可以超过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了。‘民主法制制度’——没有不受垄断剥削的自由就没有民主,而没有资本竞争的垄断剥削就必然成为合法的法制制度。出口、加工贸易、一路一带的资本输出实现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中西文化融合,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国内的低水平劳动力价格和分配不公的继续。这样的大国必定是邪恶的。
‘贯穿前两个30年的共同因素’
——这种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同分配关系性质的经济没有可比性。在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条件下,经济的增长必定表现为生产者阶级收入的增加。在垄断剥削条件下,经济的增长必定表现为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扩大。
‘贯穿高速增长前两个30年的长期因素,第一是人口年轻。年轻人储蓄率高,宏观经济学假定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带来高投资,经济即高速增长。’
——作者把‘高速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人口年轻’,如果从生产的角度看,也就是社会上劳动力充足。但是即便是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作者把两个不同分配关系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也是不正确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生产,生产者必然是生产发展的受益者。而在垄断剥削条件下,甚至在非垄断剥削条件下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劳动力不但会表现充足,还必然会常态地表现为供给过剩。因为剥削者是生产的受益者,剥削者是社会购买力的受益者,而剥削造成的困难也正是从此而来。令人没想到的是:作者认为造成‘高速增长’的因素的‘人口年轻’竟然是因为‘年轻人储蓄率高’。为什么‘储蓄率高’会引起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宏观经济学假定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带来高投资,经济即高速增长‘,也没有个人的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所以,作者把两个不同经济关系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是多么的错误。社会生产的发展当然需要物质基础,但这和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资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垄断剥削条件下,剥削权力可以任意量化货币资本,所以它绝不会出现缺乏表现为私人储蓄的货币资本。但它的经济在出现过剩之后却不可能表现出‘高速增长’。相反,它只是证明了:社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货币资本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区别的。这样,表现为储蓄的货币或货币的储蓄代表一定的生产要素的时候,它的不同的使用性质和目的的不同所引起的结局是不同的。作为构成不同性质的经济的增长的条件,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众所周知,随着历年‘增发货币资本供给量’,资本关系人的私人存款也随之飙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定价权的运动,而正是这种运动限制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把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货币资本是不正确的。倒是证明了货币的资本性质的、剥削目的的使用反而是限制经济‘高速增长’的。尤其是,限制其持续‘高速增长’。归根结底,生产要素的剥削目的的使用最终必然是限制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人口现开始老化,刘易斯第一拐点即劳动力相对短缺,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增加10倍,从3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第二拐点即劳动力绝对短缺。’
——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在垄断剥削条件下和非垄断剥削条件下没有可比性。在垄断剥削条件下,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是定价权无偿占有劳动利益的结果,是商品价格包含定价权无价值成分的结果,是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所引起的。绝不是由于生产者收入增加引起的。相反,是生产者相对于他的生产结果收入减少的结果,是相对贫困的结果。用来证明劳动力短缺是非常错误的。其实,作者只要稍微做一点调查就不难发现,中国直到今天依然有成千上万的适龄劳动人口没有工作。作者这种轻率的结论很难让人认为作者是在认真地谈论问题。
‘第二个长期因素,是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干预。第一个30年计划经济,以国家权力为主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内部积累方式强制实现工业化,方向正确,成绩巨大,缺点是积累过高,时间过长,并犯有大跃进和文革的方向性错误。
——说’以国家权力为主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权力是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尤其是,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它的任何积累都不是为了使得积累变成资本。至于谈到所谓的‘大跃进和文革的方向性错误’,似乎像作者怀有阶级偏见的这种人还没有谈论它的资格。今天,生产者连犯‘大跃进’错误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而垄断剥削的后果早已经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主要发展因素是开放,市场和交易,把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GDP,’
——把‘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GDP‘,而现实的GDP又变成了资本关系人的私人的现实的个人’存款‘。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即国家权力介入经济,’
——‘资本原始积累’需要‘国家权力介入经济’。从自然资本经济规律来看,真是胡说八道。这种说法只有在中国把国有生产资料瓜分给资本关系人的过程中才是符合事实的。即便是这样,也不能看作是剥削者的‘原始积累’。它只是剥削权力的分配,是一次剥削职能的分工。作为瓜分国有资产之前,表现为垄断的生产资料,’原始积累‘过程已经完成。并且消灭了个体的’资本原始积累‘。
‘第三个30年,经济增长率下滑。目前5年保障6.5%增长率是主要目标。目前政策发展空间,主要是政府发债扩大投资,主导基础设施建设。中期是通过改革保证民间经济活力,促进民间投资与消费,长期则是发展科技和民主法治。’
——垄断剥削出现剥削的后果所造成的困难。至于‘发展科技’,已经说过垄断剥削条件与生产力存在之间的关系。如果谈到‘民主和法制’,为了给它一点合理性,只有理解为改变分配不公的分配关系才有意义。
‘人均收入4000美元容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作者认为生产者的劳动力价格应该始终保持较低水平。先不说这种人均收入的说法在中国完全就是屁话。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是由于劳动力价格在资本经济规律条件下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剥削的利润空间变小了。这只能证明资本经济的局限性。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生产者的劳动力价格就应该停留在低水平。况且作者提出这样的忠告,也表现出作者根本不了解垄断剥削条件和非垄断剥削条件之间的区别。根本不理解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这种人怎么也可以当主任、所长、研究员、教授。
‘其实,各类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陷阱:经济增长停滞,社会腐败与不稳定,资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
——剥削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是剥削经济就无法逃脱这种结局。‘经济增长停滞’——是剥削利润的增长停滞。而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资产者所说的经济增长就是剥削利润的增长。资产者所说的经济就是剥削。
‘把经济改革方向定义为市场化,在“第二个30年”期间没有错误。’
——‘市场化’就是资本经济,就是剥削经济。而作者却认为‘没有错误’。
‘中国经济改革起点是文革末期,当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包办政府事务,包办企业和社会;经济对内对外完全封闭,经济主体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思想理论体系左倾僵化,完全依靠精神灌输而否认利益驱动;个人和企业没有活力,社会缺乏基本发展动力,经济增长停滞在2-3%,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改革开放之前,党的领导是共产党的领导。是代表人们利益的领导。为什么党的领导不能在企业、社会、经济、思想理论等等方面体现生产者利益的精神。难道生产者为自己生产、生产者得到自己生产的利益不是生产者生产积极性的来源吗?所以,作者这里所说的利益驱动只能是剥削动机的驱动。作者要的是剥削的企业活力和剥削的发展动力。而实践证明,垄断剥削的结果必然限制企业的活力和社会的发展动力。至于当时的经济增长不高,完全是因为只有解决了分配关系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利益分配的输送渠道的方向,经济增长的利益才会到了生产者手里。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是首要任务,无可厚非。而且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对比垄断剥削的结局看来尤其无比的英明正确。所以,撇开经济的存在条件而谈论经济发展是多么地错误和愚蠢。
‘这就是1979年改革的起点,它决定了改革方向,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
——中国只有市场现象而不存在市场化。
‘改革初期实行党政分开。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总结文革教训,确立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以后保持改革方向不动摇’
——如果‘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总结文革教训,确立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以后保持改革方向不动摇’那就太糟糕了。党政分开的口号是剥削力量的诉求。是走向完全彻底的剥削道路的诉求。在垄断剥削积累的剥削后果面前,垄断剥削权力想‘保存改革方向不动摇’,就只能在房地产经济、加工贸易、出口、资本输出这几个方面挣扎了。
下面作者列举了一些数据。垄断剥削的后果已经雄辩地证明:如果这些数据证明经济的发展,那么它同时证明这种所谓的‘发展’成为限制发展的条件。
‘思想理论界引进国外理论观念,集中于反对左倾,表现在3个方面:清除文革思潮,反思计划经济,中西文化比较,目的是清除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推动改革开放。’
——‘国外理论观念’和‘文革思潮’的区别就在于剥削与非剥削的区别。由于经济的表现形式与经济的性质有着内在的联系,资产阶级分子总是通过攻击、非难计划经济来达到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如果作者真是天真地认为他们反思的只是经济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经济的性质,那只能证明他还没有明白经济的表现形式和经济性质之间的联系。‘目的是清除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推动改革开放。’——作者再一次把经济关系的性质的不同、把剥削性质和非剥削性质的经济关系的不同说成是文化之间的不同。刻薄地说,这就是在中国得到诸多头衔的原因吧。
‘当时知识结构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创新只能从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开始,发掘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规律,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反对超阶段的“左”倾路线。’
——‘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改变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借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对于唯生产力论作了彻底地批判。正确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当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就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真理,已经被今天的垄断剥削实践所证实。说’经济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是为了把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说成是自然发生的自然现象,掩盖走资派的罪行。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是‘超阶段’的经济关系。作者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已经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方面来说已经是先进的经济关系。他要倒退到剥削性质的落后的经济关系。他所说的‘反对超阶段的’左‘倾路线’反对的是反对剥削。
‘出口导向战略巨大成功,以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占领国际市场’
——出口导向战略的巨大成功是因为垄断剥削的巨大失败。因为空前地依赖出口正是源于剥削经济的困难。‘以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占领国际市场‘是垄断剥削经济关系落后性在经济表现形式上的体现。是垄断剥削经济的经济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证明。
‘问题在于,中国有4亿过剩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不能结合‘
——作者为中国的出口和加工贸易的现象找到的理由。生产者为自己生产怎么会有‘4亿过剩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不能结合’,从生产利益的分配结果来看,原因倒是找的正确。
‘中国缺乏出口渠道。农民工到沿海地区打工,在生产力,生产率都记在中国账上,尤其是给国家创造了宝贵的外汇。分配不利只能逐步扭转。这是“双赢”,长期看中国利益更大’
——‘长期看中国利益更大’必须说明是中国的哪部分人的利益。因为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经济是否会发生困难、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会出现限制。至于国家的‘宝贵的外汇’是生产者的却不归生产者所有的剩余劳动,本来应该属于生产者,然而在特定条件下,却可以表现为理想的资本输出。
‘有人拿来套中国,反对加入WTO,认为不能受国际资本剥削。’
——说这种话的人至少还区分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
‘80年代外汇奇缺’‘但切切实实地赚取了外汇。‘
——作者想用外汇证明什么。想用来证明资本的需要,那么中国的经济根本就不缺乏货币资本。想用来证明外汇的价值的真实性,那么中国特色的外汇管制使得出口的商品可以根据汇率实现双倍的价格。
‘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但中国有巨大过剩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西方国家又禁止中国劳动力去美国打工,此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搞加工贸易,即使外商剥削程度很高,却可达到“双赢”。’
——‘双赢’是中国资本家和国外经销商的双赢。对于生产者来说,无论是国内生产者还是国外生产者都会因为中国的低廉劳动力价格而受到利益上的损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由于有着充分的劳动力人口就必须实行资本经济。更没有任何证明只有实行资本经济才能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由于存在充分的劳动力人口劳动力价格就必须是低廉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由于存在着充分的劳动力人口从而成为经济的剥削性质的必然性。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由于充分的劳动力人口从而成为劳动者无偿让渡自己生产的部分价值是劳动者参与生产资料消费的必然条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资本性是使用生产资料是解决劳动力‘过剩’的条件。所证明的,恰恰相反。作者只是满怀剥削偏见地、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来看待劳动力生产要素的问题。
‘深圳特区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默认外汇自由市场,解决了人民币高估和严格外汇管制条件下,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矛盾,这是中国“双轨制”改革最成功案例。’
——这只是为剥削创造方便条件而已。丝毫也不能证明剥削的非垄断性。
‘台资全面进入大陆,两岸三地经济实行一体化’
——在经济是为生产利润的基础上,不但在‘两岸三地’一体化,而且也和国际资本一体化了。
‘汇率并轨,贸易顺差大幅增长’
——货币贬值是为了顺利出口,是减轻生产过剩压力的需要。
‘军转民引发消费高潮’
——为什么说‘军转民’会引起消费能力的增加。
‘加入WTO,以开放促改革’
——尽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不会因为加入世贸组织就因此而变成为非垄断剥削的、由经济规律支配的市场经济。就像中国不会因为引进外资而使得中国成为非垄断的剥削经济。
‘南方讲话引发下海创业潮’
——所谓的‘创业潮’就是剥削潮。
‘体制内精英大批下海,成建制地从发达国家引进经济制度,如租赁,典当,股份制公司,股市,期货,保险,基金,国债,企业债券,外汇市场等。精英下海将体制内资源引入市场,是“中国道路”奥妙之一,极大促进了9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
——说‘从发达国家引进经济制度’是不正确的。在垄断的基础上,只能是徒有其名的表面模仿。
‘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包括IT产业选择新路径,直接与台湾新加坡接轨甩开日本;逼迫日元升值,催生泡沫经济等。’
——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经济危机。所以,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只能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的原因而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西方社会,包括中国自己,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经济实力,经济潜力,维持稳定能力,超过想象。’
——不要以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就从此变成了非垄断资本经济。
‘以房地产为代表品的第五次消费高潮,持续了15年。’
——房地产经济出现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剥削的困境。
‘钢铁产量从19981亿吨增加到2005年5亿吨,年增30%,2015年10亿吨年增7%;包括水泥,煤炭,焦炭等,都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相当于宋朝,大英帝国和战后美国。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奋斗与积累多年,终于实现的历史性的财富大爆发。’
——正由于这种增产是在剥削条件下发生的,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转变,也就是限制产量。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世界全面开放’
——中国对世界全面开放并不会使得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发达国家。并不会改变剥削率。并不会因此改变垄断剥削的落后性。
克服落后的剥削经济的困难和表现克服这种剥削经济的困难的能力并不能证明这种经济的非落后性,反而证明只有在落后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才有可能拥有如此的克服资本经济困难的能力。只有在不是资本经济的条件下,资本经济的困难才不会对解决经济困难的能力形成限制。
冷战结束,西方“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理念,系统化为“普世价值”,以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资本和媒体的力量,大力推广。西方价值观和学术规范通过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教育科研,从发布论文到教材,留学培训,媒体影视,书籍报刊,推广数十年,俘获了相当一部分世界“精英”的思想,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套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用行政力量推广,说明我们忽视了开放两重性,只想到自己改革开放需要,对美国的战略缺乏警惕。‘
——那种落后的垄断剥削在非垄断剥削的世界范围内被厌恶,无需某个国家的‘战略’。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导向,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的’
——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而大搞剥削怎么可能是‘自由和人道主义’。垄断剥削就是以限制国民自由为前提的。谁也不能说垄断剥削造成的恶劣的劳动条件,严重的污染,广泛的贫困现象,贫乏的社会保障等等是人道主义的。
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导向’,到‘使新自由主义最终未能形成垄断’,作者始终没有认识到物质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绝不意味着拥护垄断剥削。这种新自由主义与垄断剥削的对立并不能证明垄断剥削的合理性。尤其是,绝不应该把垄断条件的剥削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有长期最基层最复杂实践斗争经验,不像苏联共产党那么天真,在根本问题上没接受新自由主义药方。党和国家支持自主创新,不放松宏观调控,1994年反对通货膨胀,1998年反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刺激经济,不放弃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使中国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中国人民表达自己意愿,在2004年通过网络形成舆论,一举挫败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企图按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建议。’
——‘在根本问题上没接受新自由主义药方’、‘不放松宏观调控’、‘一举挫败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企图按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建议’等等,都表明他们坚决地维护了剥削的垄断条件。同时,也意味着维护了垄断剥削的落后性。绝不能因为存在‘新自由主义’就证明维护垄断剥削就是维护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而不走西方霸权的道路。’
——垄断剥削发展到一定阶段却不可能不是资本输出。
‘美中矛盾主要在两点:第一,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不同,美国之所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是有潜台词的,这就是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中产阶级强大产生民主要求,会按西方政治体制搞多党制。‘
——美中的所谓‘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不同’是表面现象。是剥削程度的不同而不是剥削与非剥削的不同。无论为了麻痹和欺骗民众而提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垄断剥削者口中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口号,都不能改变中国垄断剥削的实质。由于垄断剥削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不能不使得这些口号变得空洞无物,毫无说服力。而人们为了找出问题的症结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口号,并且寻求真正的答案。中国没有多党制丝毫也不能证明垄断剥削的正确。美中的利益矛盾也不能证明中国就是社会主义的。作者批评别人的‘教条主义和僵化问题‘在这里却正好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
‘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会进一步理解和接受世界先进文化观念,并以自己的文化影响世界。’
——如果以垄断剥削的文化影响世界,那将是世界的不幸。
作者自始至终都把经济和不同性质的经济混为一谈,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分配关系的经济混为一谈,把极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财富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成绩,把解决各种剥削造成的困难而表现出的经济关系的落后性作为经济关系的优势加以炫耀,等等。所以不可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不可能真正找到答案。顺便多说几句只是因为作者的观点的肤浅和庸俗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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