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将开启人类进步的大门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失败

过去描述资本主义失败的征兆的许多文章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经常不是将灾难归结于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而是简单地归结为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有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别模式可以被另外一种资本统治的形式取代。

对许多左派的人士来说，对新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一种“福利国家”的回归，是回到对市场的控制或其他某种有限的社会民主的形式，因此回归一种“更加理性的资本主义”。人们感觉的事情不是作为问题的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失败。

与这种思想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在它晚期的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说的是一个制度为了生存完全服从于金融垄断资本的一个时期。

因此，为了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分析，不仅是需要理解现代的资本主义如何运行，而且也必须理解其原因，因为一种对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而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完好无损是不可能的。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起源于1920年代初。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的《国家，民族和经济》（1919）一书奠定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米塞斯（当时是维也纳商会的职员）在他文章中提出：“旧的自由主义必须回来以便打败社会主义。”他将社会主义评定为“破坏性的”，为不平等辩护，认为垄断是自由竞争的一部分，消费者在购物时行使“民主”，因为这种行动相当于在选举中投票。

德维希·冯·米塞斯强烈谴责劳工立法、强制的社会保险、工会、失业保险、国有化、税收和通货膨胀。他的观点非常极端，他评论迪更斯的书《艰难时世》，他使锡西·尤佩（小说的女英雄）失去信誉，因为她教数百万人仇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

1921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敲定新自由主义这个词，以便确定米塞斯的意图是通过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市场拜物教”恢复一种全面衰落中的自由主义的秩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谢林·鲍尔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弗雷德·莫伊塞为德国鲁道夫·希法廷出版德国理论杂志《模具公司协会》提供了批评米塞斯的文件。

在一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基础上，阿德勒、鲍尔和莫伊塞表明米塞斯的断言 “没有控制的资本主义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制度” 是虚假的，他们用一致的论据打击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一种和谐的资本主义”的思想。

在米塞斯的分析中工会对市场是一个障碍，同时业主和垄断的企业对于自由竞争是完全适合的。米塞斯同样主张为了限制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自我控制的市场的名义，因为“任何反对自由市场的行动都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式”。

对莫伊塞来说，米塞斯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一个狂热的服务者”。对经济学家奥斯马·斯潘来说，“他的思想是一种返祖性的企图，是回到古典的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视角”的思想。

1927年米塞斯本人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中将“古老的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加以区别。根据他的看法，古老的自由主义错误地接受平等的观念。相反，新自由主义拒绝平等，用他所说的“机会的平等”取代它。

新自由主义如同出自米塞斯的笔下，离古典的自由主义的概念很远。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甚至某些右派的人物--将其看作是一个向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提供某种类型的合理性的意图。从它的起源说，新自由主义是一项为了向资本家阶级的战争提供一个智力基础的计划，不仅是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而且也是反对所有社会控制和民主的意图的战争：一场对劳动者阶级没有司令部的战争。

与受到传输控制协议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起，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是一种针对“红色维也纳”的反应，在那里阿德勒、奥托·鲍尔和卡尔·伦纳是突出的人物。在这同一个时代，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进行一种压倒性的批评，这些教条构成他的书《大变革》的理论基础。

从30年代到6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尊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中丧失了影响力。在30年代初，当暴风雨的乌云在欧洲积累的时候，米塞斯是奥地利独裁者恩格尔伯特·陶尔福斯的经济顾问。后来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他移居瑞士，以后到了美国，在纽约大学教课。与此同时应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要求，哈耶克被伦敦经济学院招募。

但是，在西方世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论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强加于人。在25年的时间里在国家支出的鼓励之下资本主义的经济迅速发展（在冷战的环境中），重建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贸易扩大，在亚洲是汽车的时代和两场战争（朝鲜和越南）。

与此同时，面对由苏联代表的一种选择模式和强大的工会建立的威胁，西方国家的政府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依靠所谓的“福利国家”。但是，保持经济停滞的趋势—作为制度结构性的缺陷—由于所谓“金色的时期”暂时被掩盖。

在这个阶段垄断的资本主义大型公司实现拥有越来越多的顺差，不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这个进程造成生产（和资本）的超额积累，这是销售扩张、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补偿的一部分。

最后美元纸币在世界上的过分扩散引起曾经稳定了界贸易的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破裂，这样在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被迫结束金本位。这项措施与从6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的减速有联系。

越南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经济停滞十年的开始。缓慢但是确定地开始了经济长期下滑，其趋势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造成高潮主要的刺激已经逐渐消散，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处于危机。

对于制度的危机的第一个回答—在70年代出现—是利用凯恩斯主义的论点扩张国家的支出。美国民间的和政府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达到顶点。作为这项经济政策的结果是企业攻击性地提高了价格，工会为保持工人的实际工资而斗争。这是一个经济停滞加上通货膨胀的时期的后果。

由于通货膨胀减少了积累的财富—以货币资产的形式—对资本家阶级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于是出现了一个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运动，使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左派的任何立场失去信誉。这种复活的意识形态准备还原工人几十年取得的朴实成果。

存在一种向紧缩和经济重组突然的转向。这在开始时是在货币主义和增加供应的伪装之下，但是在背后实施了一项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破坏工会的计划。已经取消了约翰·肯尼斯·加布尔雷斯所说的劳动的“补偿的权力”。

为了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出现关键是“朝圣山协会”，这样称呼是因为是瑞士的浴池疗养地，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雷蒙德·阿龙1947年在那里聚会，以便推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他们的政治思想。“朝圣山协会”的成员一般称呼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在欧洲的意义上说，这成为一种抵消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破坏性批判的方式。以系统的的方式避免新自由主义的标签—米塞斯本人在1927年采用的方式—米塞斯和李变曼出席了1938年在巴黎“沃尔曼·李普曼”讨论会。

相反，新自由主义没有作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提出来，而是作为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扩大，成为人的本性不可分离的部分。正如米歇尔·福科特说的，新自由主义以这种方式变成了所谓生物政治的第一个形式。尽管在表面上它的理论家们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标签，“朝圣山协会”通过芝加哥大学的经济部创立，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棱堡。

在50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时期，像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人物保持在重大的决定之外，尽管他们得到私人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但是，由于经济停滞的回潮，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被垄断资本的顶层招募，以便提供一个重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它主要的目标是打击劳动者、国家和政府，打击全球南方的经济。

从一开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被说成是自由市场和企业精神的“圣骑士”，尽管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垄断的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王朝。恶毒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成为市场全面私有化和社会生活的目标。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伦敦和罗纳德·里根的华盛顿，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些人物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象征。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瑞典中央银行的经济科学奖（由瑞典银行1969年设立）从它们一开始就被超级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控制。“朝圣山协会”的七名成员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布坎南在1974—1992年间获得诺贝尔奖，与此同时地位不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家完全被排除在外。

尽管他们在推动增长时遭到持久的失败，新自由主义仍强加于人。它的目标历来是为大公司和垄断的权力统治的经济提供某种合理性。实际上，在一个金融资本寻求控制社会所有的货币流动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为了亿万富翁的阶级一项有效的政治经--济战略。

虽然资本主义的经济继续停滞，增长率连续几十年下降，但大公司手里多余的资本不仅增加了，而且组织了新的积累财富的形式。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变成一种金融化的经济，为投机和财富的形成开辟渠道，以相对的方式远离生产的投资（也就说远离实际资本的积累）。

全球化意味着不仅是新的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对外围低工资的劳动的过度剥削占有巨大的经济剩余。这种过度剥削的结果放在跨国公司和世界上亿万富翁的金库里。

劳动者得到的收益—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开始不复存在，同时跨国公司靠雇佣劳动的贬值和一种分包的制度增加它们的利润。与此平行的是数字技术为一种进行监视和经济控制的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基础，构成一个利用数亿人的私人数字的买卖体系。

不平等和财富的增加被辩解为对革新是必要的。依靠这个借口使少数人获利，他们拥有的进展是许多年集体知识的产物。在这个新的征收的时代，一切都放在市场上：教育、医疗系统、交通、住房、土地、城市、监狱、保险、养老金、食品和娱乐等。

交换已经完全商业化、公司化和金融化。人的通信已经变成又一种商品。一切都以“自由市场社会”的名称。对于全球的垄断这项战略获得巨大的成功。现在资本主义（尽管有亚当·斯密）不是指“国家的财富”，而是指资本家阶级的财富。

金融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做到抵消经济停滞的趋势，但是做到这一点是以定期的金融危机为代价的。同时财富的积累因与危机结盟而加速，继续发生财富更多的集中。今天新自由主义者没有拐弯抹角地认为容许财富的掠夺和积累作为金融化的产物的逻辑是正常的和自然的。

国家也被金融化的政策欺骗。在2007—2009年的金融大危机中几乎所有的银行被拯救，公民付出了欺诈的代价。金融大危机没有成为一场对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相反给了它一种新的推动。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已经变成一个包括一切的征收制度。

这个消费的新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在经济的进程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冲突增加了。结果是我们生活在世界社会和生态的紧急状态中，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受到迅速破坏。

石化燃料已经加入作为金融资产，甚至是当只以埋在地下的储备的形式的时候。这样，燃料和能源成为垄断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积累整个进程的组成部分。华尔街庞大的美元资产已经捆绑在化石“资本”中。

今天从石化燃料的使用转向更加可持续的选择，如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是双重困难的事情。由于没有任何人是太阳射线和风的主人，对这种形式的能源兴趣不大。在资本主义现在和将来的利润指定它运行的方式。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制度来说，它的利润的实现以人和地球为代价并不重要。我们的生活中居民困惑地看到气候被破坏和许多物种的消失而不能自卫。这是由市场社会的力量宣告和强加的灾难—表面是大多数。

新自由主义历来反对德西莫尼科的“自由放任”，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和对资本与市场的直接服务进行干涉主义的国家：这是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所“一个掠夺的国家”的事情。

在新自由主义的视角中，资本主义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个自发的进程，而是一种管理应当创造的模式的方式。国家的作用不是简单地保护产权（如同斯密认为的那样），而是如同福柯特所解释的，是一个使扩大市场对生活所有的方面的统治成为必要的制度。因此，新自由主义根据市场本身的标准已经改造了国家和社会。

根据福柯特的思考，“新自由主义为了坚持下去应当对市场经济原则塑造政治的权力”。国家不应当“纠正市场的破坏性后果，而是应当利用这些破坏性的后果强加加紧渗透的新措施”。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杰克·布坎南来说，目标不是限制国家的行动，而是将它和资本垄断—竞争的目的联系起来。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经过特别的改造为了限制任何消极地影响金钱的价值的变革。

现在财政和货币的政策都在任何是敢于进行某种变革影响所创造的巨额利润的政府的范围之外。中央银行已经变成则私人银行控制的机构。财政部因债务的限制而被捆住手脚，调控机构掌握在金融垄断的手里，它们按照公司的直接利益而行动。

卡尔·波拉尼在他的文章中表明，建设一个“市场自我控制的社会”的意图需要国家经常的干预对资本有利，这些干预的结果破坏社会和生活的基础。对于现在的资本主义这个进程没有退路，因为它是现在的经济权力的组织的基础。因此，只有公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策能够改变制度。

停滞，金融化，私有化，全球化，国家的商品化，减少人力资本的人员和“自然的资本”的性质，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具有一种强制的性质。

垄断的资本主义在它全球化的阶段制度本身已经发生了一次结构性和普遍的危机。面对这场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回答是提供“螺母”另外的转向，为少数人开辟新的利润的领域，让影响我们的问题持久存在下去。

这种不合理的逻辑结果不是简单的一场经济和和生态的灾难，而是“自由的—民主的”国家的消失。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市场专制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唐纳德·特朗普不是一种单纯的越轨。1927年米塞斯清楚地表白：

【“不能否认法西斯主义（和右派类似的运动）准备建立独裁，但是它的干预目前拯救了欧洲的文明。估计法西斯主义已经获胜，将永久地生活在我们的人民的历史上。”】

1973年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积极支持智利皮诺切特的政变，推翻了社会党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便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强加给智利这个国家。1978年哈耶克在智利进行访问时，亲自警告皮诺切特要阻止一种“没有限制的民主”复活。在第二次访问期间，他表示“一种独裁可能比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更自由”。

哈耶克本人在1949年写道：“我们应当面对事实，保持个人的自由与分配的正义是不相容的”。总之，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可能放弃的纯粹的范式，相反在“垄断金融的时代”它代表着专制主义的倾向。

正如福科特所说的，“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向整个社会实施它的经济逻辑才能幸存一段时间”。但是正如在“麦德斯王”的神话中一样，资本主义的结果正在破坏它遇到的一切。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相关的问题是：以后什么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