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一个根本的战略目标是在那些它想占有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国家破坏社会的结构。在这个时期，委内瑞拉成为关键，因为它有美国想要的资源，但是也因为它是其他政治计划的支柱。作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大目标，目光似乎放在“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个三角上。
与此同时清楚的是美国的兴趣是推翻人民政府，在美国参议院的角色中已经有某些表示。当然乌拉圭也是一个目标，主要是因为象征性的事情。这两个国家在大陆南部地区是左派的灯塔。很清楚的是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门罗主义。
根据马克斯·曼纳林关于战争的现代理论的发展，关于美国的战略以三个级别的冲突为基础：一是国内对政治稳定的威胁；二是造成民众因为需要没有满足的不满；三是通过占领的渠道进行军事侵略，借口是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记者本·诺顿进行的一项揭露以维基解密的出版物军队的特种行动部队的《非正规战争手册》为基础，同时使用金融的武器。
门罗主义和罗斯福的“推论”
20世纪初美国确认了它的门罗主义，西奥多·罗斯福1904年发表了他的“推论”，这样为他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干涉进行辩解。“你温和地说话，带着一根大棒，这样你到达很远。”
这个“推论”代表着对门罗主义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如果一个拉丁美洲或加勒比的国家在美国的影响之下，美国公民或企业的权利或财产权受到威胁或处于危险之中，美国政府有义务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以便“重新安排它”，恢复美国公民和企业的权利和财产。在“大棒”政策之下，将使用武力合法化，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作为保卫美国利益的手段，结果这在整个大陆造成无数次政治和军事的干涉。
在这个意义上罗斯福提出，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国内的混乱使在这些国家建立的美国贸易公司的运行成为一个问题，结果是美国自己应当承担恢复秩序的权力，首先对当地的领导人施加压力，依靠华盛顿代表着享有政治和经济支持的优势（温和地说话），最后在没有取得对美国的军事利益有利的结果时采取武装干涉（“大棒”）。
莱斯特·马洛里的论点（或门罗主义的马洛里的推论）
1960年4月6日莱斯特·马洛里（美国国务院泛美事务国务卿助理）提出一份文件，准确地宣告美国政府今后将实施的政策，目标是消灭古巴革命。“古巴人的大多数支持卡斯特罗。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政治反对派。使他失去国内对政府的支持唯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对经济的不满和匮乏挑起醒悟。必须迅速实施所有可能的手段削弱经济生活，拒绝对古巴的资金和供应，目的是减少和实际的工资，目标是引起饥饿、绝望和推翻政府。”
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第19次大会上揭露了这份文件（那时对要求停止对古巴的封锁的决议进行表决，187票造成，3票弃权，唯一反对的是美国和它的盟国以色列）。
反对委内瑞拉的殖民主义理论
约翰·埃利斯顿确定，心理战是一系列“提出行动是为了向特定的受众寄送有选择的信息，以便在政府、组织或个人的行为中影响他们的激情、动机和推理”。
伊图维和索托隆哥确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颠覆“在敌人的行动中是一种旨在对个人、团体和社会的阶层或居民的意识采取行动的一种活动方式，目的是引导他们接受或采取指向扭转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动。”
这个定义的思想在于对美国反对社会主义的古巴的战争的分析，美国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全面采取反对国家可选择计划的攻势，特别是在委内瑞拉的情况下：微妙的古怪行动（矛盾的），比如“今日美元”和使基本的食品和必需品供应不足。采取的措施比如“奥巴马的法令”与媒体的行动，作为合法政府在“政权”的名称下随后的“独裁”的特性。最不人道和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是经济封锁和强行夺取委内瑞拉的资金和国际储备的所有权。最狂暴的行动是从街头暴力到最近全国范围内的信息破坏。
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
帝国主义这个反对委内瑞拉行动的国际阵线依靠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处、欧盟和它制造的利马集团，焦点放在更多类型针对委内瑞拉政府的指控，不承认马杜罗作为总统的合法性，尽管美国从来没有在现实的国际组织中为了启动预期的行动得到足够的票数。
谁质疑马杜罗作为委内瑞拉总统的合法性？联合国没有质疑他，因为没有经过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也没有经过安理会投票。美洲国家组织没有质疑此事，因为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作出决议，在它的准则（即实施民主宪章）中启动预设的机制。
委内瑞拉反对派的整体没有质疑他，因为拥有最高投票意图的政党参加了选举的进程，通过这个进程马杜罗当选为总统。
委内瑞拉人民没有质疑他，因为他们没有要求一个民众的运动或组织和群众组织与政府对立。
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路易斯·阿尔马格罗）提出质疑，但是直到现在在大会上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根据该组织的规定，个人的没有节制的行动有效并不代表这个组织，很清楚不代表组成该组织大多数国家所表达的和平的意愿。他有什么职权质疑马杜罗作为委内瑞拉总统的合法性？
阿尔马格罗在采取一种不是他所代表的国家，即大多数成员国的立场的时候，超出了他的职责。自从阿尔马格罗担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以来，所通过的决议一半与行政问题和资金的操纵有关。其余所有的决议实际上都与委内瑞拉有关和反对委内瑞拉及它的政府有关。这是一种不可掩盖的泄愤的表现，这不是一个情绪的问题，而是有其政治原因，不是由组成美洲国家组织的所有国家训示的政治原因，而是特别由它们的一个国家：美国发出的训示。
我们可以确认这一点，因为如果存在一个真正个人的动机，建立在对所谓缺乏公众的自由，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原因，不合法的政府或是不正常的选举，那在当时就可能攻击那些政府，比如在巴拉圭、洪都拉斯、巴西、哥伦比亚和海地。什么是这些不同的国家的共同点呢？它们的政府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
另外的质疑马杜罗的团体是所谓的利马集团，某些人称之为“利马卡特尔”，乌拉圭外交部长宁·诺沃亚明确确定这是“一个朋友的集团”，没有权威也没有法人资格，它的决议没有什么价值。
当大众媒体行使它的霸权主义权力以便将谎言强加于人的时候，它们谈到“国际社会”，似乎要弄碎这个普通和不定型的思想。在我们的大陆，这些媒体所称呼的这些事情几乎是指在这类会议上将有同样想法的国家“拼”在一起，但是它质疑其他国家的道德权威是非常可疑的。我们举出一些例子：有三个政府不承认马杜罗：哥伦比亚（杜克在一个暴力的环境中得到27%的选票，反对派的领导人和成员每周被暗杀，反对派的领导人遭到袭击）；巴拉圭（马里奥·阿布多得到28.3%的选票，在一个被揭露买票和欺诈为标志的选举进程中）和洪都拉斯，它的总统（埃尔南德斯）来自有丑闻和欺骗的选举。
有三个国家承认马杜罗：墨西哥（安德列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尔以53.2%的有效选票当选，33.7%的选民）、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以57.8%的有效选票当选，50.8%的选民）和乌拉圭（塔巴雷·巴斯克斯以56%的有效选票当选，47%的选民）。
这种比较为我们留下两个观察：首先参与和弃权的百分比有重大的差别，当时投票并不是义务。其次，尼科拉斯·马杜罗拥有有效选票最高百分比的支持，与敢于质疑马杜罗总统的合法性的杜克、阿布多和埃尔南德斯比较，还有关于选民总数最高百分比的支持。
到这里有证据和罪行。缺乏原因，这从罗斯福的推论中和美国的利益得到支持，从根本上说在于委内瑞拉拥有的石油储备和美国想占有这些储备。为什么质疑马杜罗作为委内瑞拉总统的合法性？以下是论据：没有拥有所有的委内瑞拉政治角色的参与。这是虚假的。有16个政党提出候选人参加选举。这是一个不承认选举的荒谬的论据，因为一个或更多的角色决定不参加选举。
为了流畅地进行选举保障民主的运行在于在确定的时间之内和根据有效的措施，履行选举进程中的第一项申请。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2018年5月进行，也就是说在规定的期限举行。某个“政治角色”没有参加是受到尊重的个人的权利，但不是限制。相反任何人自认为是“政治角色”，没有任何赢得选举的机会，不能因为简单的不参加的决定让选举进程无效，那是荒谬的事情。
在委内瑞拉的选举进程中不存在强迫所有登记的政党参加选举的任何规则。更没有强迫所有的人或“角色”参加选举的规则。这样选举是自由的，行使投票权不是义务，不强迫政党和它们的候选人参加每个选举进程，这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参加选举不是作为义务，而是权利。
说没有计算独立的国际观察员的出现是虚假的。150名国际观察员观察了委内瑞拉的选举。在机构一级有政党的代表、议员、8个国家的技术代表团，不同国家公民社会的组织，还有世界上不同地方的记者。
说没有计算为了一个自由的、公正的和透明的选举必要的国际的担保和标准。这是虚假的。委内瑞拉的选举制度按最高的标准履行，被确认为是世界是最好的选举制度之一，比如卡特基金会就这样认为。它是一个自动化的制度，提供选票完整性的担保，不重复和它的机密性。在选举前、选举期间和选举之后进行审计。反对派的代表参加了所有的审计。
选举进程结束，没有任何一个参加选举的候选人提出反驳意见，观察员代表团对于选举进程的透明度与合法性提出有利的报告。但是，对选举合法性的质疑来自曾想作为观察员参加，为了质疑想使选举当局无效的人，因为他们质疑一个由于自己的决定从没见过的进程。
另一个表明那些质疑选举进程合法性的人缺乏善意和公正的论据是他们自己承认国民大会的合法性。奇怪的是2018年5月20日的总统选举中在同一个制度和同样的控制之下进行的，在选举中产生了国民大会。一种新的荒谬是同样的制度，同样的控制；承认一个但是质疑另一个。换句话说，承认他们获胜的选举，但是质疑他们被打败的选举。
最后的论据以参与度低作为选举无效的借口。前面说了，投票不是义务，因此从法律的观点来说，客观上选举是在所有的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下，根据委内瑞拉宪法和它的选举制度控制的规则进行的，因此结果是有效的。因为不存在最低限度参加的条件。
从主观来说，质疑选举无效的基础在于参与度低，应当坚持不同的可能的进程，从这些进程是产生另外的结果。我们测试了一些情景以便证实不存在一个起码的逻辑支持这种自负的推想。我们以参与度很高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为例，那是右派和美国领导的利马集团的国家都承认的，参与度达到74%，有效选票达到1374.74万张，反对派获得772万票，查韦斯主义获得562万票。
在去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有效选票938万张，马杜罗得票624万张，法尔孔得票192万张，贝图奇得票101万张。与议会选举的选票相差435万张。是否投票的决定是个人的，可能应当有多重的原因，甚至确切地说，马杜罗受到支持，确保获得胜利，不存在实际的争夺，不值得去投票，在这许多国家发生过，从根本上说是在对不投票没有惩罚的地方。
值得强调的是从议员选举到总统选举，查韦斯主义增加了62万张选票，这种情况发生在对委内瑞拉粗暴的政治压力基本上是经济的压力的环境中产生的，通过美国和它的盟国粗暴的封锁，对经济的后果是巨大的，直接影响到居民、更弱势的群体、领取工资的人和独立的劳动者，影响委内瑞拉人民。
美国政府与它的盟国合谋，依靠发令者的许可，对委内瑞拉实施为反对古巴根据马洛里的“推论”设计的“处方”。即使这样也没的折服委内瑞拉人民，相反去年5月20日尼科拉斯·马杜罗连选连任，这表明玻利瓦尔革命已经得到加强。
面对委内瑞拉美国失败的连锁反应
注意到美国建立在门罗主义和它在气候变化的基础上的战略，委内瑞拉在所有的领域展开反攻。避免了政变的图谋，保持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在加强查韦斯主义的基础上保持人民高尚的道德。
在国际范围内美国的战略是为从美洲国家组织由路易斯·阿尔马格罗领导的占领创造条件。尽管经济形势严峻和政治的侵略不断，美国没有在任何水平上实现它的目标，继续在三个方面同时开展工作，增加国际的压力。心理战的焦点是制造恐惧和愤怒，以便分裂和制造国内的冲突。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委内瑞拉审慎地进行工作，美国没有实现它实际的目标。下一个阶段心理战的工作企图进行欺骗，制造所谓政府被削弱的思想，伴随着反对马杜罗的宣传的讲话，媒体、政党国际组织和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在推动这种宣传。
潜在的干涉威胁
我们已经读到过“温和地说话，但是带着一根大棒”，温和地说话是一种隐喻，因为它援引的是“民主的价值”，自由和人权，尽管美国政府的发言人经常的威胁没有任何温和之处，在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和战争罪犯之间分担这些威胁。很清楚的事情是他们自己一直在说对话的时期已经结束，他们不接受除了合法的尼科拉斯·马杜罗的政府下台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从这时出现唯一留给他们的道路在最粗暴的表达中是“大棒”：战争。
墨西哥学者费尔南多·布恩·阿巴德写道，“现在是震惊世界的时刻了，站在为他们的独立而斗争的委内瑞拉人民一边，呼吁和平与民主”。和平的道路必然应当伴随着寻求冲突的出路。在这个意义上将赌注下在对话上，许多人甚至故意地排除这一点，这是一条我们应当走的正确的道路，因为它将敌人分开，为委内瑞拉提供“氧气”，以便重新武装自己，组织自己，为了探索有助于他们应对人民的需要的选择，委内瑞拉人民是帝国主义非人道的封锁的受害者。
蒙得维的亚机制
乌拉圭和墨西哥提出一项倡议，玻利维亚赞同，我们邀请加勒比共同体，这样对计划提供一个很宽的后背，有一个广泛的地区集团，有清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影响，标志着尊重自决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这项倡议的职责是为马杜罗政府与委内瑞拉反对派之间的谈判创造条件，确定它的路线，以这种方式使委内瑞拉人的主权的表达能够解决，以宪法和它的准则为基础。
重要的是本地区左派和进步的力量支持蒙得维的亚机制（拥有乌拉圭、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加勒比共同体），以便加强它，作为支持者和有效的机制高于其他的范围，在这里力量的对比不那么有利。
欧洲共同体参加美国的压力，它的出现有五个前提条件。在一项传播中没有按其兴趣做到反思这些条件，清楚地没有放弃它，尽管众所周知也存在成员国之间的内部矛盾，某些矛盾将在选举进程中澄清，结果继续是不确实的。在这种环境中乌拉圭可以和应当作为地区的领导者之一有自己的立场，有能力和有效地工作，和平解决拉丁美洲的冲突。
我们的国家被媒体确定为“中立”，这不是由于在委内瑞拉的冲突中一种中间的立场，清楚和明确的是乌拉圭不承认瓜伊多，相反承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总统。
必须指出，乌拉圭在有关它的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不是中立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它由于广泛阵线的政府得到加强；人民的自决，尊重它的主权，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平解决分歧。
在哥伦比亚的和平协议中乌拉圭已经发挥的作用是一个有意义的先例。加上在国际社会存在的尊重，这应当被利用来支持对话的道路，寻求一项和平解决是不可放弃的，继续是避免战争首要的事情。
意识到一次失败的规模
学者费尔南多·布恩·阿巴德认为，“为了后悔我相信不会达到永恒，如果我们不知道创造一个保卫委内瑞拉革命的全球的运动的话”。他阐述允许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屈从意味着什么，这足够是共同的事情，是足够意识到的事情。关键是理解一次委内瑞拉革命的失败表现为马杜罗作为由委内瑞拉人民有主权的意愿当选的合法的总统被推翻，这可能是国家可选择的计划的一次失败，但是这是最重大的失败之一，因为它是本大陆最强有力和最重要的民众的政治计划之一。
同样尼科拉斯·马杜罗的失败—粗暴的和非法的—结果可能大大增加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毫无疑问美国可能大胆地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重复这种局面，指向那些可选择的已经发展了解放的政策反对华盛顿的计划。
我们应当进行宣讲（在比喻的意义上），提高本地区的人民和国家的觉悟，这不取决于他们的政府是否是左派的政府，说明美国的理论扩张、实施他们的处方、为了他们的企业的利益占有资源意味着的风险，它将产生对社会的冲击，增加流动和难民，对本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或所有的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如同很久以前我们的同伴何塞·巴亚尔迪说过的，“他们为了所有的人而来”，没有选择，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或更多改良的，更加马克思主义的或是更少马克思主义的，一直听到特朗普政府的发言人说，他们反对埃沃·莫拉莱斯的阴谋将其说成是“独裁者”，他们还善于从事间谍活动，比如最近在阿根廷的情况，目标是乌拉圭的广泛，威胁要干涉尼加拉瓜。强化反对古巴的封锁，可能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
在资本统治地球的同时，将不会有平静，不会有安定，不会休战。与此同时正如何塞·阿蒂加斯所说的，当世界摆脱这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桎梏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坐下来辩论谁是更加革命的人。“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反对企图践踏我们最神圣的权利的暴君而斗争”。
我们必须支持对话的空间，它开辟和平出路的希望，同时揭露美国和它的盟国粗暴的图谋，用这种方式孤立它们，让国际社会拯救所有拒绝战争和干涉的人民，实际上我们是明显的多数。让我们记住何塞·马蒂的话：
【“面对世界一种有力的思想已经点燃，如同最后的审判神秘的旗帜面向世界，面向一支坚强的队伍。（作者爱德华多·梅涅斯是乌拉圭广泛阵线国际关系和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左翼解放阵线国际关系秘书）”】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4月13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魏文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