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曾提出拉丁美洲经历它的第三次解放的浪潮，因为面对华盛顿的一系列进步政府的存在，在左派的氛围中乐观主义占主导地位。但是，今天右派在一些国家统治，本大陆的政治地图出现向右的倾向。是什么因素导致形势的这种变化？答案不是简单的。
变革之风
1998年乌戈·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他有一项激进的计划，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他的胜利意味着本地区社会政治的动力学的一个转折点。
2000年1月在厄瓜多尔印第安人的抗议和反叛推翻了哈米尔·马瓦德政府。同年在秘鲁发生的情况是阿尔贝托·滕森政权垮台。2001年在阿根廷极端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贫困和失业情况使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推翻了费尔南多·德拉鲁阿政府。阿根廷的情况因为出现失业人员的运动、占领工厂和举行居民区民众大会而突出。在抗议的最高点出现了“所有的人都滚蛋”的口号，以概括的方式表达对政治家们和传统政治的唾弃。
在玻利维亚2003年2月爆发了一场反对提高税收的抗议，10月发生一场反对天然气跨国公司的抗议，结果推翻了桑切斯·德拉索达政府。同样的情况，厄瓜多尔政府在2003年和2005年两次垮台，在某种意义上说再次成为范例。这些进程的特点是居民的大规模动员，反对当选政府的民众阶层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满意当选者为他们带来的期望。
出现了新的参考点：玻利瓦尔的理想与被称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相结合产生了新的一代领导人，他们因为民众动员的浪潮获得授权。新的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选举的进程在传统上服务于保护制度—从这里制定了美洲国家组织的民主宪章—变成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战略在一个新的战场左派获胜的现实可能性。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阿根廷庇隆主义者内斯托·基什内尔在选举中获胜，随后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获得选举的胜利；在巴西卢拉和他的连选连任和随后迪尔玛·罗塞夫当选总统，他们都是巴西工党的人；在乌拉圭，广泛阵线的塔巴雷·巴斯克斯、佩佩·穆希卡先后获胜，巴斯克斯再次在选举中获胜；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丹尼尔·奥尔特加获胜；在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埃沃·莫拉莱斯获胜；在厄瓜多尔国家联盟的拉法埃尔·科雷亚获胜；在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运动的毛里西奥·福内斯获胜。在本地区打开了一幅新的政治地图，趋势是加强协商一致、一体化和自身团结的进程。
2004年在大陆的南部第三次南美洲总统首脑会议期间签署了成立南美洲国家共同体的协议，今天称为南美洲国家联盟，包括次大陆的12个国家。从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它的国家组成了里约集团，它获得了新的生命力。2008年举行了拉丁美洲一体化和发展首脑会议，这是第一次拉丁美洲的会议，本地区所有的国家参加，美国没有出席。在2010年第二次首脑会议期间（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同意建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第二年在加拉加斯实现。2012年它的轮值主席是智利，2013年是古巴。在拉丁美洲这个共同体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是第一次拉丁美洲国家成立一个没有美国的机构。
另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由美国推动的计划）没有成立，在2005年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的会议上该计划遭到拉美国家的拒绝。美洲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真正的由美国将大陆经济重新殖民化的计划，是阻止拉丁美洲发展或一体化的整个可能性的道路。另一方面，作为进步浪潮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提出了另一项一体化的计划，开始义为为了美洲的玻利瓦尔选择（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今天就是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条约，它坚持的原则符合拉丁美洲历史的利益和前景。
可以指出进步政府取得的成果，尽管在所有的国家不是同样的：国家回到经济，恢复主权；部分取消或是改变私有化；将外国的某些资产国有化；重新谈判外债或是拒绝可恨的债务/秃鹰基金对国家处在最好的条件下；承认土著部族的权利，在一些国家多一些，在另外的国家少一些；倾向于拉丁美洲一体化的政策；社会政策有利于最弱势的阶层，尽管有一种援助的倾斜；积极反对贫困的斗争；为教育和医疗提供更多的资金；进行法律改革以便支持进步的变革，甚至在一些国家成立制宪大会的和进行深刻的机构改革。
一般来说，这些政府没有建议取代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改善的资本主义。它们的政策是为了缓解大多数人很坏的生活条件，这是援助性的政策。援助性的政策创造客户，但是不是社会的行动者，如果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政策，客户不是最终的选票；援助不创造赞同的参与者，也不是大多数社会政治教育的倾向，而是右派政党的宣传运动的客户，这些政党承诺做更多和更好的事情，有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在成为民族主义的政府的时候，必然与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它的颠覆机构相碰撞。本地的小资产阶级已经从政府的行动中受益，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根本的现实：这些寡头的小成员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在依附的社会内部有地位，由此为了他们的再生产也需要这种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状态。
当地的资产阶级从这些政府的行动中受益，但是总是看到对它趋向可能走得更远的威胁，因此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少数）支持这些政府。另一部分是多数，他们打击政府，与帝国站在一边，以便成为制造不稳定运动的组成部分。大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支持过这些政府。
为了作为政府保持下来，进步的力量不得不求助于选举的机制，为了自己的生存将它变成关键的战场，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和本地的资产阶级有广泛的经验的战场，以便颠覆对它感到不舒适的政府。
新的时机，新的右派和政变的新类型
进步主义确实从一开始就面对抵抗。在任何情况下大资产阶级的国内政权都没有被废除。在这种环境中，帝国在一些国家直接干涉，在另外的情况下或是通过它在当地的服务机构，反对不符合它的利益的候选人。在洪都拉斯发生一次有合法的幕墙的政变，同时在巴拉圭发生另一个议会类型的政变。当然有的右派政府通过选举成立，如在哥伦比亚、巴拿马、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媒体的肮脏战争在选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新的例子是巴西的选举。
2013年乌戈·查韦斯去世，此事在客观上标志着在本地区右派和帝国主义部署攻势。尽管在委内瑞拉随后进行的选举中尼科拉斯·马杜罗当选，2018年连选连任，在政权上保持了查韦斯主义。
另外要强调的新的国际时机的要素是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他代表着走向新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使用军事力量以便实现经济的目标。恢复门罗主义不是因为国务院的爱好。可以说美国政府实际上是军人--因为军人占据关键职务的数量--和大企业家的政府。结果是军事的压力和经济制裁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的主要手段。肆无忌惮地加强美国的军事权力事实上已经有新的转向，在一种特朗普理论不规则的形成中走向军事凯恩斯主义。我们提醒帝国的过度军事化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惊奇，如同罗马帝国的情况那样。
这发生在世界政治环境内部，在这里一个新的右派已经从传统政党长期危机的灰烬中出现，候选人独立于这种局面，他们实施同样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后果是在选举进程中由高水平的弃权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政治上的不满。同时，私有化的进程和政治的商业化对腐败的扩散提供助力，实际上这是代议制民主的制度中的地方病。失业和贫困的增加已经反映为犯罪和暴力的增加，国家保障公民安全的能力下降了。前面这一切还必须与贩毒的存在和毒品的消费相联系，毒品的消费趋势渗透到政治制度，因为势力强大的黑社会的存在和保护而扭曲经济。
面对经济危机表现的这种形势，资产阶级的寡头更新他们的统治机制，出现在一种新的形式下，以便虚假地打击他们自己制造的事情，逻辑上在一个选举阶段与另一个选举阶段之间，一个进步的政府不可能解决几个世纪的剥削积累的东西。
存在利用公司的传播手段制造舆论的主体，借助于候选人，有时候借助电信手段，其他时候取自企业界，将左派的语言据为已有，承诺变革或比左派做得更好。这种反攻不限于右派的回归，如同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而是现在他们提出另外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以便检测自己的氛围和更激进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加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当然，在这些新右派的行动背后是直接和间接开展它的颠覆工作的美国帝国主义，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对进步政府制造障碍，有机会时直接采取惩罚措施，特别是利用媒体公司的垄断，以便以系统的方式掩盖进步政府的工作成绩，强调它们的错误和缺陷。
在选举的民主是他们的旗帜的时期，使用新的方法，这就是人们了解的“第四代战争”。它的特点是同时性和与长期的不同类型和深度的攻势行动相结合，使进步政府保持忙于回应各种各样的攻击，阻止它们的治理。这国不出现在第一线，但是领导着这个进程。帝国是变化多端的，也加入所谓“温和的集团”，在其中利用干涉手段将他们不舒适的人物从政府中赶走，如同在巴拉圭和巴西发生的情况那样。
为了理解在某些国家右派现实的成功，我们必须回头看在拉丁美洲进步政府的特点。首先它们是新自由主义破坏的后果耗尽的结果，新自由主义造成传统政治的破产，在一些国家变成社会的叛乱，为其他时期过去存在过力量提供通道。
他们进入政府，但是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国家重要的结构继续没有被触动。与这种情况一起，群众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没有达到具体化为一项完全可选择的计划，旧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继续有它的影响力。
他们比以前的政府更好地管理国家，有利于群众的社会生活改善，但是群众作为“赠品”更多地交出去了，比如在他们的成果中群众的参，在所有权上甚至现在提出的东西是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这不取决于进步主义主要的角色对他们的计划的评定，因此群众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地平线是在资产阶级文化的框架内设计的，只有非常激进的部分超过它。
现在右派没有政府，但是保持它的经济权力的架构，它与过去忠实于它的大部分国家官员有联系，法庭和法官们支持它。一般来说他们是保守的，或多或少由于酋长制的障碍在议会保持他们的存在。还有文化的影响，本国的和国际的传播公司的垄断为它服务，站在它的一边，以不同的形式传播对于进步政府不利的信息。
必须注意到大部分居民通过在电视上或在报纸的标题中看到的事情形成他们的舆论。在这些媒体的背后有通信专家和市场营销的顾问，在决定性的时刻对于特定的问题开展对资产阶级寡头有利的运动。
在通过选举的渠道得到政府的时候，没有废除定期的选举，让选举服从这些政府，选举成为一个定期的战场，右派用新的面孔参加选举，有时候用新的语言，甚至用左派的“武器库”里的词汇，比如变革，承诺将事情做得更好，寻求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等。只是当他们得到政府的时候，承诺变成过去的事情，这次他们寻求实施纯粹的和强硬的新自由主义，这是不可逆转的。
新的右派利用的一个武器是使左派主要的政治领导人没有特点，为此没有指控是更好的东西，不论是腐败或是个人的行为，目标是让媒体对其处以“私刑”。在巴西将总统卢拉关进监狱就是它最清楚的例子。
左派表现软弱的另一个方面是：反对腐败的斗争。当腐败的人是一个右派的人物时，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将他看作是正常的，“这是他们历来做的事情”这是安慰的话，媒体不放大事情，很快就成为又一个数据而已；甚至可能当选某个公共职务，尽管了解他的腐败。在阿根廷马克里家族的情况就是例子。
另一方面，当一个左派人士不论是否有过错，都将他扯进一个腐败的案件，对他进行广泛的报道，放大过程。如果证实腐败，受到第二次冲击，那些曾经信任他的人对他不满，事实上这可能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死亡。除了加强这种想法，对资产阶级合适的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此事变成为社会的溃散。
美国帝国主义在这个舞台上采取行动，实施一个广泛的“盔甲”以便破坏这些政府。不提所有的做法，我们只提及经常发生最多的：为反对党提供资金，建立非政府组织以便开展制造不稳定的工作，由掩护的组织通过在美国或欧洲举行的讨论会和培训班培养干部，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用它的投票封锁信贷，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设想这些政府的存在和它们的工作可能巩固而不受本地的寡头和与国际上的政治右派所有的力量相结合的帝国主义系统的攻击是天真的。那些昨天相信历史的终结或没有帝国主义的帝国的人们可能认为历史的时钟已经倒退，但是更有用的是对选举领域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
在阿根廷和巴西右派和极端右派赢得了选举。在厄瓜多尔莱宁·莫雷诺总统对他的选举承诺出现180度的转向。在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输掉了选举。
在哥伦比亚开始一项消灭社会领导人的政策。新的哥伦比亚政府事实上停止履行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的和平协议，拒绝继续与民族解放军谈判。
与此同时，其他的进步政府面对右派的攻势保持抵抗，推进它们的计划，有困难和有成果。在整个地区存在监视反对几十年来的社会成果的攻击的运动。我们认为出现了一个放慢的进程，左派应当从中吸取教训。熟悉和接受这个进程对于克服它和实施我们新的战略和战术是第一步。
我们意识到这些进程中的每一个都在挑战美国帝国主义的全面统治，试图消除或减少依附，这是资本和它的机构强有力的联合拒不接受的。它们运用制度的整个防卫系统、准则和国际机构（资本主义的直到核心）控制世界经济的运行，求助于迅速企图消灭“坏榜样”。
（资本主义）制度在外围企图只接受屈从的政府。认为只要是或多或少是温和的政府将会避免国内右派和帝国主义颠覆政策的攻击，这是一种导致深渊的幻想。这曾经是温和的左派的一个幻想，是激进的左派预期的一个缺点。
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遭受某些部分的失败，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不要造短视，因为我们不认为对正在实施的进程的缺陷的分析会帮助敌人。真理永远是革命的，如同格拉姆西说过的。真理是依附的资本主义不会为拉丁美洲提供任何前途。拉丁美洲的局势继续在快速运动，可能会有惊奇，某些是坏的，某些是好的惊奇。
在2018年7月1日的墨西哥选举中，安德列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尔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是当代墨西哥历史的一个转向。在尼加拉瓜没有实现推翻丹尼尔·奥尔特加政府。在多民族国家玻利维亚发生的变革继它的进程，埃沃·莫拉莱斯政府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ISP）的成就是无可争议的。古巴革命继续在那里，它的领导经历了个换代的进程，4月10日颁布新宪法，这是民众广泛讨论的成果，在世界上这是没有过的，它继续在那里。对此没有疑问。
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和乌拉圭今年将进行选举，无疑与帝国主义合谋的右派将把所有的砝码放在天秤上以便赢得选举，事情表明右派将要做的事情是如果它在这些选举中的某一个获胜，这将是在阿根廷和巴西已经做过的事情。必须清楚帝国已经准备行动，在每个国家的选举中与地方的利益相勾结。
最后还要指出，在委内瑞拉正在博弈的是为了本大陆的前途。（美国）反对玻利瓦尔政府开展一场大范围的经济战，封锁它来自石油的资金，采取颠覆和破坏行动，加上制造一个“临时总统”，对所有这一切还要加上一场国际媒体的运动寻求为一场军事干涉进行辩解，本大右派的政府对帝国行动的支持已经造成一种复杂的形势。尽管所有这一切，查韦斯主义在抵抗，面对右派保持一种动员的能力，右派表明没有说服委内瑞拉人民大多数的能力，没有提供一个更好的出路。我们对委内瑞拉的声援是没有条件的。
掌权的进步政府无疑犯了错误。但是右派在它的管理中也不是无瑕疵的，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于多数民众的要求它没有提供答案。一个事实是右派现在的反攻的时间是有限的。现在对于左派来说是重新提出他们的战略以便确保地区的主权和推动旨在巩固一项有选择的国家的计划更深刻的变革的时候。在这条道路上必须赢得群众的想象力。
（本文是作者为拉美社会科学研究院计划第23次讨论会提供的论文）
【何塞·贝尔·拉腊是拉美社会科学院—古巴计划的教授，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4月8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魏文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