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后，我如愿去了一家科研机构，这家机构属于半研究半应用性质，特别重视把理论创新研究转化成工业成果，非常符合我的发展预期。唯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内疚的是，毕业那年，我妈把半生积蓄全部拿出来，作为我在北京买房的首付。 从我考上清华到博士毕业，已经过去9年时间。在漫长的岁月里，除了给我妈带来一些面子上的荣耀，我并未给家里做出什么物质上的贡献，想到现在还得掏空她的养老钱买房，实在是心中有愧。我也考虑过要不也去挣两年快钱、自己攒首付，但我深知，科研这一行需要长期、连续的投入，即便之前的表现再优秀，如果中断两三年，也相当于自掘坟墓——行业瞬息万变，一旦离开，自己对科研的感觉也会迅速钝化，要想再回来，就难于上青天了。 说到要不要去赚快钱的纠结时，我妈瞅了我一眼：“长成这样了，就老老实实干科研吧。”见我气得吹胡子瞪眼，她得意地笑，像哲学家似的说：“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容易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踏踏实实的钱，挺好。” 工作一年后，有一天忽然收到真人的邮件，他说他已于上月回国，马上就要入职一家大型央企的北京总部研究院，刚回国的时候心里没谱，所以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了才告诉我的。 他在邮件里写道：“老婆的父母出钱为我们在北京出了首付，虽然老婆非常理解，总是劝慰我，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便要彼此分担，但我心里那种时不我待的焦灼感却变得更加迫切，在积蓄多年、等待多年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做出成绩，改变生活的困顿面貌……” 看到这里，我心中五味陈杂。既是同道中人，我当然能理解真人在漫长的读博过程中内心的焦虑和落差。我们本科的一位室友，读硕士时转了个比较容易的方向，毕业后进入与本专业无关的“独角兽”公司，现在已经年薪五六十万了。我接受老妈的首付尚且如此不安，真人又要如何面对懂事的妻子、原生家庭的期待和内心的重负呢？ 同时，看到真人的工作单位，我又有点隐忧——我读博期间一位关系要好的师兄就是去了这家研究院，听他说，那里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但沾染了不少垄断国企的不良风气：内部派系林立，论资排辈，老人总要强压新人一头，有能力突出的，但也有混吃等死的。我猜真人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大约对这些情况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会不会水土不服？ 此外，这个研究院是“组长领导制”，也就是一个组里，所有组员的研究方向、内容都是由组长来决定，如果组长认为组员的研究方向不对，或者与组内的实际需求不符，那么就不会给他配备相应的实验资源，这种资源包括时间、资金、人员等各个方面。如果新人被分到了一个好的组，资金充足，组长也有眼光有胸怀，那么日子就比较好过；相反，如果去了一个差的组，组长心胸褊狭，不容许新人挑战权威，那么新人能力再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面对真人这封闪耀着激动的邮件，我实在不忍心当头一棒击碎他的憧憬。也许一切只是我想得太多，也许那道听途说不足为信，也许真人运气会很好遇到一个好领导……我回复了邮件，祝他一切好运。
真人刚入职时，虽然履历光鲜，但他在国内的人脉几乎为零，于是被分到了一个比较边缘的岗位。他也不甚在意，觉得是金子总要发光的嘛。 但很快，他就嗅到一种不安的气息。组长老李是个老好人，从来不当面批评人，也不见他对谁说过一句重话；组里有几个年纪大、资格老的同事，上班的时候晃晃悠悠，一到下班点就精神抖擞，恨不得提前10分钟就把设备、仪器、电脑全部关掉，只等到点了打卡走人；他梳理了组里的几个重要工程项目，有一些疑问，去请教这些老人，发现他们场面话都说得冠冕堂皇，一讲到关键技术了，却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 第一次开全组大会，真人汇报了自己未来3年的科研计划，老李有些尴尬地笑笑，也没接茬儿。会后，老李来找他，温和地说：“小周，你刚来可能不太熟悉情况，我们这里的科研内容呢，主要是看公司的实际需求，公司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至于一些比较长线和前瞻性的项目，合适的时候再说。” 真人知道，自己也许太操之过急了。工科实验的确是非常费钱的，买一台仪器几十万很常见，自己把精力和时间投入进去，也难以承担更多组内的任务，初来乍到，老李不信任自己很正常。 老李见他默然，拍拍他的肩膀：“小伙子，我也是过来人，要沉得住气。” 真人成了他们组里每天最晚下班的那一个，老李也看在眼里，交给他一个组里的重点项目，真人花了一年多时间，把项目关键技术做了出来。这项技术国外早已成熟，在国内却是零的突破，院里从上到下将这件科研成果大力宣传了一番，最大的功劳当然是挂帅的领导，其次是中层，最后是组长老李，而登载在各大媒体上的消息稿，连真人的名字也没提到。 真人知道这是规矩，什么也没说。然而到了年底评优的时候，仍旧没有他的名字。他心里有了些怨气，老李也隐隐觉得不妥，主动来找他：“今年评的两个同志，情况你也知道，在组里待很久时间了，需要通过这种办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种评优都是轮流转，理解一下，以后机会很多。” “这不公平。”真人嘀咕了一句，后来他跟我说，当时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脑海里的，就是英文的that’s unfair——读博的时候，大家不平则鸣，经常说这句话，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然而这句话顿时让老李非常尴尬，他叹了一口气：“年轻人，锋芒太露不是好事，事事都是你占优，水满则溢啊。” 真人的怨气在此刻变成了愤怒：如果在科研领域没有一股勇攀高峰的冲劲，反而被这种圆滑世故的哲学缚住手脚，那真是活该，活该一辈子落后于人。 但他忍住了，什么都没说。 也许是心里有愧，过了几天，老李同意真人做自己想做的实验了。
真人一切从零开始，首先得买仪器。他想买的那种仪器是美国产的，由于数额较大，他自己并没有采购权，需要自己填写申请，经过层层审批再由院里统一采购。 申请递上去半个月后还没有动静，他忍不住给财务打电话询问进展，那边爽朗地笑着：“小伙子，别着急，还在走程序。” 半年后，仪器终于买回来了，日本产的，跟美国产的质量不在一个层级上，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导致实验数据不准。 “不过总比没有强吧。”真人自嘲地想。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年后，老李让他不要继续做了：“组里有些风言风语，说你花钱最多，做的事也和组里的任务没什么关系，先停一停吧。” “其实老李是个好人，一直以来也为我顶了一些压力，我知道他作为组长有很多难处，最难的不是搞技术，而是平衡各方面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在那一刻我非常恨他。我把对整个研究院的仇恨都叠加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我痛恨他的软弱。”真人后来跟我说。 今年校庆活动结束后，我请真人吃饭：“这不，还欠着你一顿四川火锅呢。” 看真人一愣，我锤了他一拳：“你小子5年前的预言成真了，我现在苦哈哈干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方向！” 他笑笑：“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吃吧，我还得回去加班。” 他那天穿了件西装夹克，不过始终有点怪怪的，仿佛这身正式衣服让他拘束得紧。屋里有点热了，他脱下外套，衬衫皱巴巴地贴在后背上，他自嘲道：“在证券公司上班，天天都得穿得人模狗样的，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精英。” 真人在研究院最受挫的时候，老婆怀孕了，他像在油锅里被两面煎煮的馒头片：自己在买房上没有贡献，总得把每月房贷还款和孩子的奶粉钱出了吧？父母一天天年老，小病小痛多了起来，时不时要往家里输血，需要的钱只会越来越多……于是，他终于决定辞职，去了一家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为他开出了之前双倍的年薪，现在他的主要工作是行业研究，凭借对技术专业的敏锐嗅觉，推荐客户购买行业内的优质股票，其实也不算完全脱离专业，只是再没有机会从事一线科研，不能为技术创新做贡献。 “我现在就是一个掮客。”他说。 我听出真人话中的失落，只好插科打诨：“那也比我强，天天到项目工地上去，灰头土脸的，工厂人手不够了，还得帮着扛气瓶子。” “还是你这样好。” “其实你比我有天赋得多。”我有些唏嘘。 真人说，现在他真心体会到，要想真正搞科研，光靠天赋是不够的，还得家里三代有资本积累，不然，在漫长的求索过程中，那种如影随形的物质焦虑感迟早会浮出水面，把所有的天赋淹没。其实在美国、甚至更早读本科的时候，他就早已动了挣钱的心思，只是那时候科研方面太顺了，让他误以为自己可以不顾一切坚持下去。 “但是，如果真的心里没有杂念的话，当初回国时应该去高校的，就因为想着要为家庭多出一点力，贪图更好的待遇，去了研究院”。 我忽然想：老一代的科研前辈能直接跑到沙漠里造原子弹，跟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的日子好过多了，但为什么呢，我们却始终被一种无形的手压住了天灵盖，惶惶不可终日？ “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这是迫不得已；有时候我又挺鄙视自己的，没有坚持下去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虽九死其犹未悔，那才是真的爱。” 真人动了心扉，意外地话多。饭快吃完的时候，他忽然对我说：“你知道吗，博士期间我发了7篇SCI。”（注：SCI，即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1961 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一般认为SCI所收录的期刊即国际公认的权威期刊。） 这么多年来，他年年拿奖学金，但一直行事低调，这是我第一次在他眼里看见自得的光。 我惊讶地“噢”一声——要知道，一般大学理工科发一篇就可以博士毕业，我博士期间吭哧吭哧地也就发了2篇，真人发了7篇（并非都是第一作者），可以算是我辈楷模了。 但他眼里的光马上黯淡了下去，露出一个苦涩的笑：“俱往矣！哥们儿，你加油。” （作者：水心。来源：公众号 theLivings。责任编辑：还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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