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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围剿中国大解密及中国的全球突围对策

2019-6-17 21:4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574| 评论: 0|原作者: 余云辉|来自: 察网

摘要: 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窗里,中国对外应该加快与俄罗斯结盟的步伐,尽快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国际巧实力和国际软实力”;对内应该调整战略思路和重大政策,迅速形成“国内硬实力、国内巧实力和国内软实力”。只有有效地突破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魔鬼三角阵”的合围,即美国硬实力、巧实力、软实力的聚焦合围,中国才有真正的国家安全、金融安全、政党安全和社会安全。 ...

八、壮大本土资本,限制海外资本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关停并转、改制变卖国营企业开始的。随着国营企业的资产和人才的流失,一批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因此,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出现了大批的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差但经营灵活的中小型企业。对照西方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发展自由资本开始的。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自由资本需要在市场保护的环境下历经50年至100年的发展才能过渡到垄断资本阶段。但是,中国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并没有给本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留下发育时间和市场空间。

改革,发展了本国自由资本;但是,开放,引进了国际垄断资本。于是,本土自由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境内展开了完全不对称的、甚至不平等的竞争。这是一场发生在经济领域的类似于义和团与洋枪队的不对称战争。海外垄断资本凭借百年的资本积累、技术积累、韬略积累,迅速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抢占了中国的本土市场,封杀了自由资本升级的空间。

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看,先期发展起来的英国资本并没有成功挤占后起的法国、德国的本土资本的发展空间;欧洲的垄断资本并没有成功封杀美日韩的本土资本发展空间,但是,英法德美日韩各国的垄断资本却成功地封杀了中国本土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升级的市场空间。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经济发展的悲剧。这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发展模式下的必然结果。(先)改革是真理,(后)开放也是真理,但是,“改革+开放”就是谬误了。哪个国家是依靠所谓的“改革+开放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改革+开放”模式可以称之为“现阶段的中国特色”,但不能称之为“可持续的正确道路”。

加拿大华侨马耀邦先生指出:

【“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由于对本国工业实施保护,限制外来投资,从而都拥有世界级公司和许多全球商标。为此,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之所以缺乏世界级公司,归因于其拥护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履行了入世协议的苛刻条件。……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鉴于中国公司在华盛顿收购美国企业遭遇到强大阻力,中国商务部长依然呼吁进一步开放。与大多数中国决策者一样,这位部长可悲地忽略了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当今拥有大量跨国公司和全球商标的世界经济强国都是通过贸易保护制度,保护其本国新兴工业,从而成功并致富的。”】

中国的自由资本无法完成向垄断资本的自然过渡,也就无法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为了避免海外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国家硬实力,因此,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由国家资本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这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在现有的经济格局之下,发展国家资本并使之主导产业升级、主导经济发展是合乎经济规律的。近年来,国家资本主导的各类现代企业的迅速发展,表明了如下事实,国家资本是唯一具备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的经济力量可以预见,中国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必将成为美国政府和议会重点围剿的对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是“海外垄断资本主导模式”,也不可能是“国内自由资本主导模式”,只能是“国家资本主导模式”。国家资本需要支持和扶持国内自由资本的发展壮大,同时,国家资本必须制约海外垄断资本的渗透与控制。在国家战略角度分析,国家资本是增强中国国家硬实力的核心力量。

九、解决“三农”问题要走对路子

离开“三农”的健康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硬实力,就没有中国社会的稳定。

中国经济已经得了癌症。房地产癌症、城市化癌症、城镇化癌症、开发区癌症、高能耗高污染癌症已经突破了农业生存、农村生存和农民生存的底线。长期积累的“三农问题”终于传导到城市,成为城市的高房价、高通胀、高失业的“三高问题”。中国的“三高症”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或“货币问题”。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手段,不仅不能解决“三高问题”,而且会使得“三高”更高、更严重,加速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提前到来。根除中国经济的癌症必须从发展“三农”开始。具体措施是:

改变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通过发展各种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定价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水平。

改变农业补贴模式,把现行的“政府->农民”和“政府->土地”的补贴模式,转变为“政府->农业组织”和“政府->农产品”的补贴模式,以财政手段引导农民重新走组织化的发展道路。

建立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的制度与机制,提高优质绿色农副产品的定价水平和定价能力,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而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差异化问题。实现农副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农副产品的差异化分类与差异化定价需要在生产、认证、采购、运输、仓储、检测、销售和监控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动农民组织化,扶持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大型的农副产品采购、运输、仓储、销售内资企业,加强农副产品检测和质量监控,推进农业生产销售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是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差异化定价也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城乡就业的重要工作。

政府财政和国家资本应该大力投入于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农村职业培训网络、种子肥料等农资供应网络、农副产品采购网络、医疗卫生教育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这些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的网络体系再将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组织起来,实现更高层次的农业组织化。

农业组织化的过程也是农村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的网络体系的建设与投入的过程,是吸引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流向“三农”领域的过程,是增加“大农业体系”的社会就业岗位的过程,是减轻城市乡镇就业压力的过程,是提高农副产品生产、流通、供应能力和效率的过程,是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压力和社会矛盾的过程。

如果说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那么,中国则需要通过“定向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货紧缩政策)来根治通货膨胀,即,中国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定向宽松地向’三农’领域提供倾斜性的货币供应”,以此提高“三农”领域的各项生产性、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项目的建设,提高中国的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供应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因为货币投放太多,而是货币投错了方向。

十、中国必须尽快构筑“经济金融拦鲨网”

——构筑坚实的“经济金融拦鲨网”,积极防御美国“巧实力”的巧取豪夺与攻击围剿,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

在实体经济的权益被货币化、证券化和虚拟化的大背景之下,财富掠夺和经济侵略已经轻松突破传统的国家政治版图的疆界。当我们集中精力在中国政治版图内对实体经济实施积极的地面防御之时,美国以其强大的“巧实力”正在中国“虚拟经济的天空”(如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对中国经济实施空中打击与掠夺。在中国虚拟经济的天空里,体现美国“巧实力“的隐形战机无处不在,但我们时常视而不见,疏于防御。

美国“巧实力”已经夺取或正在争夺中国经济的“四大主导权”:1、商品市场与产业发展的主导权;2、金融与资本主导权;3、外汇定价主导权;4、货币发行主导权。

美国“巧实力”锁定的是中国经济的“四大猎物”:1、资源与市场;2、产业股权和金融股权;3、企业和居民储蓄;4、国家外汇储备。为了攫取这“四大猎物”,美国的产业集团和华尔街的金融集团会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手,动用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加以配合。

为了应对美国“巧实力”的巧取豪夺,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在中国经济与美国“巧实力”之间形成宽阔的隔离带和防火墙,不可误入海外资本及其在华代理人设计的所谓“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旗帜下的“巧实力包围圈”。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严格控制外资的进入和布局,同时,对国内企业创造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3万亿的外汇储备对应地发行了22万亿的人民币,占M2的比例接近30%。如果这些资金每年在国内平均取得15-20%的赢利,外汇占款及其动态赢利在M2中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没有哪个经济大国外汇占款达到如此高的比例,更没有哪个独立的经济体能够对此视而不见。海外资本利用国内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央行被动地向外汇持有者发行相应的基础货币,造成流动性过剩;同时,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向银行系统收回货币,减少国内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造成目前60%以上中小企业缺乏正常的生产周转资金。

如果将外资进入、央行“提准”和加息、国内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等现象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央行及其外汇管理局事实上把本该给予国内企业的正常贷款搬运给了海外资本集团。他们一方面采取“提准”和加息等手段,对内实施“金融窒息政策”,抑制了本国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他们采取汇率升值和加息等手段,对外实施“金融刺激政策”,吸引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乘虚攻城略地。这一系列客观上配合美国“巧实力”巧取豪夺的货币政策都以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胀的名义巧妙地推行。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日益严峻的境地。摆脱这种状况的正确政策应该是:

1、降低外汇兑换人民币的比率,比如,每一笔外汇只能按80%的比例兑换人民币,其余20%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存下来;

2、取消各类财政性的出口补贴刺激政策,改为货币性的人民币贬值型刺激政策。在资本流入阶段,需要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土壤,逼走热钱;

3、把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降低到美国的水平,给予国内企业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通胀;

4、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必须纳入指标控制的范围,比如,每年外汇储备的增量对应产生的人民币发行量不得超过M2增量的10%,同时,将外汇储备占款逐步降低到M2的10%以内,等等;

5、各级政府不得以零地价、税收返还等任何制造不平等竞争环境的方式对外资进行招商引资。

第二、严格控制国内企业在海外上市,同时,通过放松行政管制,鼓励高科技企业和资源性企业在国内上市。

国内企业在海外上市,本质上属于出口企业股权、换取美元外汇的行为。我们出口了石油、煤炭、电信、银行、保险、有色金属、互联网、生物制药、太阳能、连锁教育、商业流通、饮食服务等等各类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股权,换取美元外汇储备然后接受美元贬值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资产的证券化过程已经演变为境内资产的美元化过程,即,以美元主导的货币化和证券化代替了人民币主导的货币化和证券化。具有戏剧性的现象是在中国境内备受美元挤压的人民币居然开始梦想人民币的国际化。不顾自身经济条件而推行大跃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必将以闹剧开场,以悲剧落幕。

第三、在国际资本流出阶段,尤其不能大力发展股指期货,不能配合外资做空中国。

那些脱离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所谓金融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属地方政府和官员追求地方政绩和个人政绩的金融冒险。我们需要警惕“国际金融中心”变成“金融败国中心”和“金融卖国中心”。

第四、坚决保卫货币主权,牢牢掌握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严防美国“巧实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攻击。

汇率的定价权本质上属于货币的定价权。没有货币定价权就没有货币主权。汇率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主权的丧失。

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变成美国指挥之下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结果演变为人民币定价权的转移和货币政策主导权的丧失。现阶段出现的热钱持续涌入、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发行、通货膨胀趋势日趋严重、实体经济承受着汇率升值和货币紧缩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日益不稳定,等等,都是源自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主权的丧失。汇率武器不是常规武器,而是摧毁一国经济的核武器。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已经主导着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主导着人民币的定价权、进而主导着中国的货币政策。

从目前的经济现状看,中国的货币定价权和货币主导权已经丧失。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可以预见的最终结果将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主导的美元热钱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泡沫膨胀与泡沫破裂,并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进出循环过程中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完成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与转变。通过研究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的汇率武器的“巧实力”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一系列直接的经济报复,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经济核武器(即汇率武器)的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美国军事核武器的打击威胁。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需要从经济领域核武器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影响,需要拿出军事领域核反击的勇气来对抗美国对华经济领域的核打击,需要拿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来保卫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总之,中国的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即货币定价权必须从美国指挥棒的阴影中走出来。

第五、坚守最后的金融防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加以鼓吹,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体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中”(Bhazwati,1998)。正因如此,国内的官员和学者不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常见角度、而是从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角度制造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舆论环境。

人民币自由兑换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国内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美元,同时美元可以自由地兑换为人民币。由于人民币无法与黄金挂钩,同时中国还缺乏强大的综合国力(包括覆盖全球的军事实力)来保障人民币的国家信用之情况,因此,人民币的信用主要是由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决定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持有者拥有了兑换美元的自由选择权。只要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博弈地位,美国拥有中美之间货币的定价权,中国仅仅属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跟随者,那么,大部分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者将倾向于选择美元或随时可能行使人民币的美元选择权。

中国的门户开放型招商引资政策所引进的海外资本及其滚存利润预计在3万亿美元以上。这是中国对外无序开放政策在对外经济领域所形成的巨大“资本堰塞湖”。国际资本已经完成了人民币资产的布局和建仓。这是做空中国的重要筹码。根据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惯用的“刺激-反射”手法,不难看出国际资本做空中国的长远布局和战略意图。国际资本的运动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二个阶段:即,“美元资本--实体资产--更多的美元资本”。价值形态的资本是一切实体资本的归属,美元资本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人民币资产最终还要回到美元,简单地说,美元最终要回到美元。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意味着这些海外资本在中国境内长期形成的人民币资产在经历了人民币升值和资产增值之后可以随时地、集中地兑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而离开中国,从而完成一次集中做空中国的金融空袭,实现对中国财富的完美掠夺。

美国的“巧实力”围剿往往伴随着“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配合和策应。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国际评估机构、国际投行部门和国内外各类媒体可以抓住中国经济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农业基础不稳问题、能源供给瓶颈问题、环境污染与灾害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问题、银行呆坏账增加问题、政府财政赤字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社会矛盾激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等等,集中打击人民币资产持有者的信心,甚至不惜在中国周边制造军事冲突、对中国本土发动侵略战争,以配合美国“巧实力”的金融掠夺。

这一切事件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中国拆除最后的金融防线,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人民币升值接近国际资本的心理价位、同时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那么,海外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导演的针对中国的出口压力、知识产权压力、能源供给压力、农产品和矿产品供给压力、人权压力、政治制度压力、周边军事压力都会接踵而来。

如果人民币始终与美元挂钩从而不给任何游资投机的机会,如果人民币在条件不成熟之前始终坚持不可自由兑换,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会减轻甚多。

在与美国“巧实力”的博弈过程中,首先,不能让强盗踏进门(遗憾的是我们通过无序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引来了国际强盗);其次,不能让强盗顺利地跑掉。

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是最后的门槛和防线。

我们需要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考虑人民币定价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以及为了解决热钱流入问题而动摇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国之根本不可用于追求政绩目标,也不可用于外交的交易。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是:

1、中国真正完成了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具有国际商品定价权的工业化体系建设;

2、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的综合势力足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国,从而拥有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的能力;

3、以中国国家“硬实力”为后盾,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按照合理价格回购海外资本在华的投资项目和股权,使海外资本控制的在华人民币财富总量降低到相当于外汇储备10%以下。

只有满足这三大基本前提,才有条件讨论作为大国货币的人民币如何实现国际化之问题。

当年,德国和法国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尚且不敢推动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挑战美元地位、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主导并组建欧元区来对抗美元,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处境远不如德国和法国,我们岂能在货币问题上开展大跃进式的国际金融冒险?国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仅仅是局部;国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将是整个国家。

十一、打造中国的软实力

建设强大的国家“软实力”,抗衡美国的“软实力”围剿。

第一、建立外交软实力。

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强国之间的外交;以反侵略、反霸权为旗帜,开展与弱国的外交;以经济支援和军事保护为手段,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通过发展各种基金会,或政府通过此类基金会,在世界各国培养亲华势力。这是重要的软实力。

第二、建立民族认同制度、文化认同制度、国家认同制度以及执政党认同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GDP上去了,但是,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国家认同感、执政党认同感却下降到低点。这是民族分裂、国家分裂、执政党分裂的前兆,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民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文化认同制度建设显得十分落后;

同时,中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十分欠缺的,党政军系统海外代理人或明或暗地大量存在,各类间谍案件层出不穷,民间富裕阶层30%已经移民,60%以上有移民倾向;

主流媒体和各类非主流媒体可以公开污蔑开国领袖,可以诋毁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主要历史事件,可以质疑甚至否认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些普遍存在的舆论现象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反击和纠正,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没有得到法律的惩处。

面对美国的软实力围剿,中国应该围绕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执政党认同的目标,对人文学科特别是经济、法律、政治、新闻传媒、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教材内容和教学人员进行清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教材、杂志、报纸、讲堂、课堂等方面,必须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反对民族认同、反对文化认同、反对国家认同和反对执政党认同的现象。

第三、通过民主的方式、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凝聚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1、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需要进入主阵地,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博弈。

全球博弈和全球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法律、规则、标准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这也是最高层次的博弈和竞争。如果海外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影响、操纵甚至控制了中国的法律、规则和标准,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已经摔倒在起跑线上。

因此,首先,全国人大应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增设和调整各类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专门领域的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组成。原则上,行政官员不得成为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的法律素养和立法能力应该足以抗衡美国国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对华干预。

其次,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应该及时纠正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自我授权、自我扩权、自我越权的状况,防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基于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基于官员的寻租私利而出台损害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各地方和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需要经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审核并出具无异议函之后方可颁布和实施。

2、重新梳理政府职能、重新调整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流程。

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行业管理政策和地方发展政策方面,必须充分征求和尊重国内骨干企业的建议和意见,充分体现保护民族产业的意志和要求。在和平时期,民族产业是纳税和就业的主要力量;在战争时期,民族产业是战争动员和战争支持的主要依靠。因此,围绕民族的发展、借助民主的方式、体现民生的利益,应该成为政府部门立规定制的基本原则。

各级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行业管理制度必须上报全国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在获得“无异议函”之后方可颁布实施。在此之前,行业协会和国内企业可以就上述有关产业政策和行业制度发表意见或向全国人大有关专业委员会提交修改意见或反对意见,以便修改不合理的条款、或阻止不合理制度的颁布。

全国人大、政府部门和国内企业之间必须建立起有效的互动流程、科学的制衡机制、及时的纠偏制度。这是保证中国经济少走弯路、不走错路、不断增强国家凝聚力和软实力的制度前提。

第四、建立司法保护体系,避免国家软实力遭遇削弱和瓦解。

通过法制的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独立于地方党政系统干预的法院司法体系,保证法律法规和国家意志在各个地方的执行,避免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滥用公权、干预司法,从司法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避免国家软实力受到削弱。如果说好的民主方式可以凝聚国家软实力,那么,好的司法体系则可以避免国家软实力遭遇削弱和瓦解。

对于中国而言,中央不能搞“三权分立”,但是,地方绝不能搞“三权合一”。地方搞“三权合一”、“一把手说了”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蜕变成了“地方三权合一”的、诸侯割据的封建主义。目前的现状是各地政府和官员敬畏新华社和新华社记者,却不敬畏法院、法官和法律。

如果一个人有过在地方法院诉讼的经历,那么,一定可以会认同当今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判断:中国各地不是法制社会,法院和法官无法秉公办案。没有法制,只好人治,也必然人治。因此,中国的法院体系即司法体系必须独立于地方、统一于中央,具体地说,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应该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并实行垂直管理、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领导由上级任命并定期异地轮换。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国家法制精神的统一,才能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才能维护地方百姓的利益,才能维护地方的稳定,才能避免国家软实力被削弱和瓦解。

第五、全面强化“软实力”建设意识。

党政机关和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需要加强“软实力”意识和“软实力”建设。

结束语

其实,从朝鲜战场失败之后,美国始终没有忘记唯一一场败仗的耻辱。美国国家战略的精巧安排和耐心实施的确令人折服。小布什上台之后对华摆出了强硬的态度,那实质上是为实施美国对华收网政策在营造舆论。令美国遗憾的是,9·11事件打破了美国精英集团对华收网的时间。推迟收网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对华收网。

今天,美国的硬实力、巧实力和软实力依然强大无敌,我们不可掉以轻心。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再次拖延了对华收网的时间,但是,其针对中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对华金融经济布局正在加快实施之中。中国可以支配的时间其实不多了。

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窗里,中国对外应该加快与俄罗斯结盟的步伐,尽快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国际巧实力和国际软实力”;对内应该调整战略思路和重大政策,迅速形成“国内硬实力、国内巧实力和国内软实力”。

只有有效地突破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魔鬼三角阵”的合围,即美国硬实力、巧实力、软实力的聚焦合围,中国才有真正的国家安全、金融安全、政党安全和社会安全。

【余云辉,察网专栏学者,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海通证券交易总部总经理、德邦证券总裁,曾受聘为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中材国际、华安保险和安信信托独立董事等,现为福建省宁德市蓝田书院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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