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壹、本节概述

一、不参加莫斯科三月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他们规定：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开筹备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决定：仍然坚持过去我们对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一贯立场，坚决反对他们违反协商一致原则召开这样的会议。因此不必答复他们，也不发表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由苏共策动的拉丁美洲九个党（古巴、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组成一个代表团到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劝说中国停止公开论战。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会见拉丁美洲各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世界上那么多党骂了我们，骂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只回答苏共的《公开信》，而且才写了九篇文章。苏共还有许多重要的决议、讲话也都是反华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所以公开论战不能停。过去，你们好些党也跟着苏共骂我们，我们也有权利来回答。你们骂了那么多，那么久，但我们一直没有回答。你们不是讲言论自由吗？你们可以自由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自由呢？为什么要剥夺我们自由辩论的权利呢？ 

　　停止公开论战就是不行。我们要答辩，而答辩这么多的指责时，一天不够，一个月也不够，一年也不够，一百年也不够，一千年也不够，索性讲得彻底一点，九千年我们都回答不完，要回答一万年。凡是批评过我们的，我们都要回答，包括你们在座的批评过我们的这些党。我们都要给你们回答。 

　　你们说公开论战无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那么我们要问，你们公开批评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你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你们对我们的公开批评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现在我们来回答你们的批评，你们却说我们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有这个道理吗？ 

　　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不管开二十六个党会也好，开六十个党的会也好，八十个党的会也好，我们统统不参加。因为这是苏共片面决定的，没有跟我们商量。苏共新领导决定的东西，跟赫鲁晓夫不同的只是改头换面。召开那样的会议，就是分裂的会议，我们决不参加。 我们怀疑你们是受了苏共的委托到中国来做说客的。我们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的话我们不能接受。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毛泽东在北京参加有三百万人参加的集会，抗议美国轰炸越南，声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在会见路过北京的柯西金时，毛泽东说：

一九六二年我跟契尔沃年科夫讲过两党领导人会谈。当时我讲的是赞成你们公开论战的做法。我说，公开论战：第一，天不会塌一下来；第二，树木照样长；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主张论战，而是你们开始发动公开论战，那我们就有权利来回答你们。但是，公开论战无非是笔墨官司，一个人也没有死。所以我们赞成你们这样的做法。至于现在提到要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就不赞成了。天晓得那一天才能停止呀！去年罗马尼亚同志到中国来，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事情大概你们是知道的。我跟他们说，可以论战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以后再说。后来又有人说，不但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于是我就提高价钱。我说要公开论战一万年，少了不行。 

　　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公开信》那种论战，也赞成去年二月苏共中央全会作报告和做决议那种论战。不要搞那些不痛不痒的论战，不痛不痒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赞成公平合理的公开论战。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 

　　对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而对你们二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你们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也都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公开论战，那是不行的。可能帝国主义会使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对于某些人，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帝国主义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些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行。 

　　你们说你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如果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争论了。对于这两个东西，什么时候都要反，有多少就反多少，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一万年，我们就要反一万年。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一千年，从一万年减少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争论总是会有的，但是也会讲和的。我们同住在一个地球上，你看吧，不要多少年，我们的关系也可能会改善。说一万年、九千年是讲得凶一点，“教条主义”就会说这些话，而你们是

不会说这些话的。 

　　我非常欣赏这个词（指教条主义），这顶帽子戴定了，脱不了了。这是别人给我戴的。其实我冬天出去，到室外都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群众大会，也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 

　　你在五日、六日路过北京的时候，我们周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三月一日那个会。我倒赞成你们开，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来自己定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开，就应该这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们又说要改在今年三月一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这个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 

　　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三月一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三月一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 

　　起草委员会那个名字也不要改。你们制定纲领也好，不制定也好，你们就去开会吧。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不参加就是了。 

　　你们去年七月三十日的那封信里面就是那么说的，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你们十一月二十四日给我们的要在今年三月一日开会的那封信也是这样写的。这不是你们干的事吗？这两封信不是你们写的吗？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不是赫鲁晓夫干的，是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搞得那么绝，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会都不能开。这个问题只有你们跟阿尔巴尼亚去解决，解决了就可以开会，不解决什么会也不能开，你们要开我们就不参加。我建议你们取消过去对付阿尔巴尼亚那一套。如果你们真的要开会的话，就取消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说这么一句就行了。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开会，你们就得取消前年七月十四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二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那个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 

　　过去你们把赫鲁晓夫说得那么好，说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他这个这样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撤职了呢？这位赫鲁晓夫同志有什么不对的么？ 

　　我们现在就发出邀请，邀请赫鲁晓夫到北京来。你们主席团能不能答应让赫鲁晓夫到北京来？我跟赫鲁晓夫辩论，行不行？他不代表你们党吗？他过去代表你们党，做了许多好事情，这都是你们过去说的，您们“20大”这么说，“21大”这么说，“22大”也是这么说的。 

　　你们去开会好了。你们是多数，又很有理由。你们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我们不过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就是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我们去干什么？而且我们又是“好战分子”。第一是“教条主义者”，第二是“好战分子，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全世界都骂我们这两条。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这些“好战分子”怎么能够去开会，怎么能够团结？你们自己开好了。 

　　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能团结起来，客观的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 

　　这个问题不要一千年，大概十年、十五年以后形势可能紧张起来，世界上没有什么缓和。我们天天说争取缓和国际局势，实际上国际局势天天都在紧张。如果能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就好了。我们双方到十年、十五年以后会团结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 

　　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要是完全分裂，我们还能招待你吗？我们不招待美帝国主义，我也不接见英国的什么贸易大臣、什么英国代办之类，我一概不见。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要真正达到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就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世界上共产党不是一个样子，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样子。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至五日，苏共召开了“协商会晤”，总共只有十六个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三月十日才发表会议公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二、不参加苏共“23大” 

     一九六六年一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参加将在四月间召开的“23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

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讲了许多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在召开三月分裂会议之后，他们更是不指名的攻击我们党。这些都表明他们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但是，这并是因为他们理直气壮，只是说明他们内部有困难需要这样做。他们那么怕我们，是成不了气候的。我们暂时可以置之不理，把子弹储存起来，对于他们老一套的修正主义的反华言论，我们采取评《公开信》的形式已发表了九篇评论。对苏共其他决议、报告、讲话、文章，我们还没有答复，我们已声明保留答复的权利。现在苏共新领导，讲的都是陈腔滥调，毫无新意，值不得浪费笔墨。现在不必管它，过一个时期再看，如果有些新东西，才考虑答复。那时不但要答复，而且还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转载。 

　　还有一个月他们才开“23大”，还有时间从容考虑，我们如果不去参加，是不是要通知其他兄弟党，到时候再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越南党已答应参加，估计朝鲜党也会去的。如果我们决定不参加，可以通知他们，也可以不通知他们，这个问题还有时间考虑。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23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我

们不去参加，无非他们在会上大反华，这正合我们的需要。右派去参加是不成问题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有的是想去的，有的想去又不大愿意，还在犹豫不决。左派兄弟党中，估计越南党是会去的，因为他们需要苏联援助。朝鲜党怎么样？可能去也可能不去，看来他们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去参加或不去参加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在动摇不定。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此事可以告诉阿尔巴尼亚，也可以告诉朝鲜和越南。对其他兄弟党是否通知，大家可以议一下。至于十月

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对受苏共影响较大的群众团体比如国际妇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以及国际工联，还有世界和平会议等等，是否还参加它们的活动，也要区别对待。 

贰、本节简论

当时的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在反对苏联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当时作为总书记，具体负责领导撰写批修文章的工作，并且多次参加、率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谈判，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可是，就是这个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居然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他还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按照邓小平的说法，那些意识形态的你是我非，不过是双方说了一大堆空话。字里行间透出对当年论点中的教条主义的反思。今天视之为空话的那些东西，恰恰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认识。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党，或者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相互激怒的事件频繁发生。其中又有四件大事……在这些事件的分歧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总是纠缠在一起。究竟是由于国家利益的矛盾加深了意识形态冲突？还是意识形态分歧恶化了国家利益的矛盾？或许兼而有之。”

这些话说得貌似公允，实质是也是攻击毛泽东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正义性，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开脱罪责。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中共也对其他党，尤其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外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全盘否定基于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南斯拉夫率先冲破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东欧国家刚刚露出来的改革趋向，对于西欧共产党寻求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道路尝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视之为修正主义。

利用中苏论战问题攻击毛泽东最猖狂的，还是那个辛子陵。他在《全卷》中说：“毛泽东发现，高举反帝反修的旗帜，可以转移全党全国人民对经济困难的注意力，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从积极方面说，树立自己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这场大论战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互争领袖地位的大论战”。（下册，第458-459页）

《毛泽东传（1949-1976）》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错误论断：

该书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关于这篇文章，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说：“《三评》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对南斯拉夫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做了分析，同时根据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1961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指出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发展。《三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现在看来，《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准确，有些提法是过分了，不过评论中所提出的国家性质和平演变的论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吴的这本书完成于一九九九年，离《三评》的发表已经有三十六年了，因此，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在，离《十年论战》的出版又有近六年了，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

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斯拉夫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所做分析，指出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发展，这一点是否正确？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这个论点是否正确？该书对这些论点都是否定的：说它们“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而且认为它们“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但是，今天的历史实践告诉人们什么呢？南斯拉夫联邦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作为一个国家它还存在吗？南斯拉夫联邦的瓦解和变质，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和平演变，不能不说是两个最根本的原因。实践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

该书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其一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否正确？表面上看，该书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实际上，对这个认识是有保留的，甚至认为是不正确的，这一点，从下面接着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其二是，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样做是否正确？这句话也非常含糊。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毛泽东用这个观点在国内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错误的。另一种解释是：毛泽东用这个观点在国内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正确的；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错误的。实际上，在该书的作者们看来，至少，毛泽东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是错了，因为在中国内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由此也就根本不存在它的产物——修正主义，由此也就根本用不着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也就不会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当然，应该承认，与现在比较起来，当时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下，国内的资产阶级因素确实是在泛滥和增长。

该书说：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又说：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这里说的“十五条”指的就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一文的最后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一共归纳为十五条。该书对这十五条，虽然也承认其中包含有合理因素，说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从整体上对这十五条加以否定。下面具体看一下，它肯定了什么，否定了什么：

 第一条，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类矛盾，就不能够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条，它是肯定了的。
      第二条，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还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这一条，它是坚决彻底否定的，认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人们希望看到，这些“理论家”们，对上述观点作出具体的批驳，究竟它错在哪里？
      第三条，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对反动派进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这一条，它也是否定的。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这些人为什么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加以反对？
      第四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这一条，它当然也是否定的。他们从来就反对“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条，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已经不存在阶级了，为什么还要强调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呢？！

  第六条，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七条，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这一条，它是肯定的。而且还认为说得不够。
      第八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没有强调发展私有经济。
      第九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这一条，它肯定了前一句话，否定了后一句话。
      第十条，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干部是管理者，为什么还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形成一种制度？
      第十一条，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不实行高薪制度就是搞平均主义、大锅饭。
      第十二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这一条，它是肯定的。军队不置于党的领导下，这个党还怎么执政呢？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这一条，它没有明确肯定。大概也不至于否定吧？
      第十四条，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要三和一少嘛！
      第十五条，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应该始终贯彻反左。

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人们对该书作者们的政治立场就更加清楚了。

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 以上15条是在当时激烈的公开论战中间提出来的。虽然其中某些观点还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总的来看，毛主席的这些观点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特别是他提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谁战胜谁的问题要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解决。他还提到，在这中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如果我们不注意反修防修，那么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些观点有着深远意义。”

“他提出的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样反修防修，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问题，都是根据苏共“20大”以来，而且不仅是苏共“20大”以来，还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如果说在1956年毛主席根据苏共“20大”、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主持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么，可以说这次发表的《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是1956年以来的反修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第三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不仅包含了前两篇文章的观点，而且加以发展了。特别是跟苏共公开论战开始以后，赫鲁晓夫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总结怎么样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重大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这篇文章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揭了他的底，在国际上震动很大。从积极意义上讲，它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怎么样防修，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样防止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这些看法，人们很难抗拒。

勿须讳言，吴冷西也说过：“ 当然，这些观点中，有的是他在谈到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中国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囿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左”的观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

    这只能说明，像吴冷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家，也难于摆脱历史的局限！

2006年8月18日初稿  

2011年5月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