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的变革是如何被资本利用为其谋利的

二、占取主义/替代主义与中国农业转型的争论

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启发在于，农业资本化与工业资本化路径有很大差异：后者在工业革命和机械化的技术推动下，从手工作坊走向工厂大工业，规模化与资本化同步进行；但农业则因为自然条件的客观限制，其资本化并不一定伴随着规模化，资本可以通过对农业不同环节的改造、重组，从农业中占取剩余，形成资本积累。

在中国，尽管近年来土地流转的规模日益扩大，但出于农村稳定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国家对土地流转也有所控制。与此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则被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之一，日渐受到重视。自2004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几乎都会强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所谓社会化服务，是指由专业化的组织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其中，机耕、机播、机收、植保等方面的服务是目前最常见的服务形式。这些农业活动过去通常由农户通过家庭劳动力、畜力的使用来完成，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兴起，农户越来越多地通过支付现金来购买这些服务。除此之外，农药、除草剂、化肥等农资的使用，也遵循同样的逻辑：过去由农户投入劳动完成的积肥、除草等工作，现在也通过购买农资来完成。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运作逻辑，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这些专业化的服务组织通过为生产者提供服务，获取生产者让渡的部分农业剩余作为收益，形成资本积累。这与以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为表征的农业转型在表现形式上十分不同，但却体现了同样的逻辑，即资本对农业的改造以及从农业中提取积累的可能。

本部分将通过梳理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争论，讨论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对已有争论的推进，并对该理论进行反思。

（一）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争论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农业正在发生转型，尤其以土地流转带来的农业生产形态的改变最引人关注。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经营结构是否会发生转型，家庭农业在农业转型中是否会受到影响，农业的规模化是否会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是近年来关于农业转型问题的争论核心。在农业现代化的话语下，主流政策界和经济学界往往鼓励和推动资本下乡，进行土地流转，甚至倡导土地私有化，并鼓励规模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将之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唯一路径。然而，这一倡导受到诸多质疑，反对的声音主要强调资本下乡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诸多不利影响。目前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争论主要是在质疑派内部，在批判资本下乡的共同立场下展开的争论。

一种看法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农业资本化、规模化下，小农生产依然是主导。有研究指出，小农的精耕细作、不需要监督的家庭劳动力投入，使小规模生产的单位面积产出高于规模经营；且以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也使农民作为能动的主体嵌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社会保持了稳定，农业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因此政府不应支持资本打败小农。也有研究强调，中国农业的“资本化”也并没有伴随着大量雇佣劳动的出现，农业中的雇佣劳动比例只有不到3%，占主体的仍然是小规模家庭农场。同时，正是小农的务工收入构成中国“农业资本化”——体现为对农资、农机的投入——的主要部分。这种看法继承了恰亚诺夫关于“农民生产模式”和小农“自我剥削”的分析。恰亚诺夫强调小农农场集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于一体，仅从事简单再生产，与从事扩大再生产、以资本积累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有本质区别。持这一看法的研究者或从“应然”，或从“实然”层面，论证了小农家庭农业的存续及其功能。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农业资本化和规模化的大趋势下，农业生产者正在迅速分化，家庭经营正在被改造，小农也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替代或吸纳。这类研究强调，在中国的农业转型中，农业生产者中不仅有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农户，也开始出现从事扩大再生产，追求资本积累的生产者；且在农业资本化的背景下，小农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动态地处在同一个生产关系中，小农无法独立于这个体系存在，家庭农业被极大地改造了。这些被吸纳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产业链中的小农户，已经高度从属于资本，本质上已经与农业雇工无异。同时，小农所增加的农资投入和其他投入，也是商品化下的无奈之举，并非对资本化的选择。这些分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展开，揭示了家庭农业在农业资本化的冲击下所受到的威胁。

上述争论尽管都对资本下乡持批判立场，拒绝美国式的农业资本化，但在农业规模化对小农家庭经营的影响方面，仍有明显的差异。一方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具有独特优势，不会轻易被改造和取代；另一方则认为小农尽管保留着家庭经营的外壳，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不过，上述研究都集中在对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这一经验现象的讨论。事实上，在土地流转之外，社会化服务的提供主体可以在不控制土地的情况下，从农业中提取积累，这正是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的理论框架提供的新视角，可以进一步推动上述讨论。

（二）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思考

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对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启发在于，即便不进行土地流转，资本仍然可以灵活地从农业中获取剩余。尽管上述争论主要围绕土地流转而展开，但其讨论的核心问题与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有相通之处，其焦点之一都在于农业资本化对小农家庭经营的影响。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通过分析资本在农业生产上游和下游的占取和替代，得到家庭农业在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能得到维系这一结论。这一理论强调的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资本无法建立一个超越于家庭农业的更优生产模式，这使得家庭经营得以存续。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主要是从“资本”的角度展开论证，而国内得到同一结论的学者则主要从“小农家庭农业”的角度展开论证。

以学者黄宗智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的主要推动主体是小农。在“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安排下，小农将打工收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推动了中国农业的资本化。尽管没有直接表述，但从这一逻辑中可以推断，在这些学者看来，小农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获得打工收入，这份收入可能比农业收入更高；因此小农对农业收益的减少可能并不在意。在这个逻辑中，资本对农业剩余的占取，可以通过“半工半耕”这一家计安排而得到解决，小农家庭经营在农业资本化下仍能继续存在。

尽管得到相同的结论，不过，无论是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还是黄宗智等学者的解读，都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第一，就“半工半耕”是否解决了小生产的农业剩余被占取的问题，需要对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延伸理解。无论是农资市场的发达，还是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都使农业生产资料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原本依靠农户家庭劳动力投入的生产环节，被化肥、农药、除草剂、农业机械化等所代替，在占取主义逻辑下，随着农业生产中的不同环节不断被占取，小生产者的劳动剩余就不断被让渡，农业收益越来越低，因此需要靠打工收入来贴补。在这个意义上，从“半工”的层面来说，生产资料的商品化，使小农不得不加深对务工收入的依赖。在“半耕”的层面，农业生产各环节不断专业化，意味着农业生产中现金投入不断取代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其后果不仅仅在于农业生产的现金成本提高。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原本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情况增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剥削”存在空间；一旦现金成本取代了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并成为大势所趋，小生产者的“自我剥削”空间也会遭到挤压，简单再生产的维系也会变得不稳定。因此，不能仅看到在“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下，小农家庭经营仍能维系，更应该看到在这一趋势下，劳动对资本的依附不断加强。

第二，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认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资本无法在农业中建立一个优于家庭经营的组织形式，因而家庭经营得以存活；这一点应该更进一步来讨论。一方面，随着劳动剩余被不断占取，生产者最终获得的收益将会仅剩其劳动力报酬，不再有任何农业剩余。到了这一步，家庭经营就会徒留其表，农业生产者与无产化的工资劳动者不再有本质差异，在这个层面上仍坚持家庭农业的存续，其意义就十分有限了。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商品化，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就在不断加深，到今天，无论是农资市场，还是农机服务市场，都已经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的高度竞争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原本仅在农业上游或下游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本，被迫也卷入到土地流转中，试图通过土地流转来保证市场份额，这一趋势已经在全国不同地区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的逻辑已经被超越了，资本开始从占取/替代农业中的不同环节，转向对土地的控制，小农家庭经营也会被进一步边缘化。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家庭农业在今天的存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核心的关注点在于劳动者与资本实质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当生产者家庭的农业剩余被不断占取，最终会使其与无产化的工资劳动者无异。不过，从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而言，“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组织单位，与雇工式的生产组织有本质的差异，尤其是伦理基础、社会基础上。在这一方面，也已经有不少研究，且多集中在剖析家庭在村庄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对农业或工业生产的影响。徐宗阳认为，在村庄社会中，农户家庭之间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使得外来资本下乡时往往遭遇社会困境。但对于农户自身而言，这些社会关系恰恰是他们进行农业生产的优势。韩启民的研究则发现，乡土社会网络可以降低农业规模化服务中的组织成本。此外，一批关于乡村来料加工业的研究，也发现来料加工网络背后实际上是一张社会关系网，这一网络使来料加工可以应对市场、资金等方面的各种不确定性，且村庄社会的人际关系、社会伦理，有助于来料加工行业的生产管理；在工业化时代，尽管乡村人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的亲属关系、乡土逻辑等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这些研究都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探索，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外，对社会关系与经济生产管理的关系进行讨论，对于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也是有意义的补充，也是对农业社会学的重要发展。

三、结论

本文以古德曼等学者《从农耕到生物技术：关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理论》一书为线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讨论了技术变迁与农业转型的关系。文章对该书提出的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并在中国语境下考察了该理论对中国农业转型相关争论的意义。

关于农政问题的讨论，是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的提出背景。农政问题的核心是农业转型问题，关注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背景下，农业在资本主义转型中的角色和作用。在马克思等经典理论家之后，在二战结束和殖民体系终结的背景下，农政问题的聚焦点之一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广泛存在的小规模农业的解释。《农业产业化》一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所著。该书作者认为，农业中“自然”因素的影响，使资本无法在农业中建立一个超越家庭之外的更优生产模式，这使得小规模家庭农业得以继续存在；即便如此，资本依然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从农业中提取积累。书中的核心概念是占取主义和替代主义，前者指资本对农业生产中的不同环节进行改造，将之转化为工业活动的一部分，然后以农业投入品的形式，重新整合进农业生产中。后者则指在农产品加工过程中，资本不断以“非农产品”替代农产品作为原料，从而不断减弱对“农”的依赖。

值得指出的是，关于家庭农业的存续，《农业产业化》一书强调的是“自然”因素的影响，不过，在中国的研究中，家庭农业更重要的特点在于其社会关系资源。这些研究发现，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组织，其劳动力监督问题并不存在；村庄社会中交织的人情关系、伦理基础，也使家庭农业比外来资本建立的生产组织更具有优势。从农业社会学的角度，这些研究构成了对古德曼等研究者所提理论的重要拓展。

该书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转型的讨论，从技术角度讨论农业的资本化转型，强调工业资本对农业领域不断强化的渗透和控制，具有启发意义。不过，这一理论框架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过于强调技术对农业资本的改造，忽略了对生产关系的讨论，从而忽视了生产者之间的分化。二是作者过于强调家庭经营在农业转型中的存续，却未能揭示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不断加深这一事实。该理论也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推进，后续研究也不将技术仅视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剖析技术背后的社会意义、政治经济学意义。

该书对于中国农业转型的启发在于，农业资本化与工业资本化路径不同，受自然条件的客观限制，农业的资本化并不一定伴随着土地流转和规模化，资本可以通过对农业不同环节的改造、重组，从农业中占取剩余，形成资本积累。与该书的结论一致，当下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争论中，其中一种观点也是认为小规模家庭农业会继续存在，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尤其强调中国小农家庭“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不过，随着农业生产中的不同环节不断被占取，小生产者的劳动剩余不断被让渡，“半工半耕”模式下，小农生计被挤压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此外，在高度的市场竞争下，农业上、下游资本也被迫也卷入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中，超越出占取主义/替代主义逻辑，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陈义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人民食物主权志愿者。本文原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