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的偏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马克思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恩格斯列宁在一些论著中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这种差别往往被一些人作出片面解释，有时甚至被严重扭曲。这必然导致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的偏离。这种偏离突出地表现为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与对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的强调完全分割开来和绝对对立起来，由此导致如下两种各执一端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对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扭曲为马克思忽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并由此使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偏离了其不可分割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似乎马克思不再是一个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而只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恩格斯、列宁等人则由于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被认为是脱离了马克思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立场，成了与旧唯物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的自然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胡克等西方哲学家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接近这种倾向。

另一种倾向是把恩格斯、列宁(以及某些情况下马克思本人)对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的强调曲解为忽视、甚至否定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意义，由此把坚持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些旧唯物主义者早已确立的原则当作是他们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有的人甚至把马克思早期根据现实生活和实践的首要作用的原则对抽象的自然主义的批判和对人化自然的肯定当作是马克思思想尚未成熟的表现，把马克思在某些情况下同恩格斯和列宁一样着重阐释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当作是他的哲学的根本原则。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或者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所在就被解释为对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肯定。第二国际以来的一些有教条主义倾向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

上述两种倾向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在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由于持后一种倾向的人大都是打着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危害就显得更加突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挫折往往与之相关。追索这两种倾向的具体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它们在理论和现实上造成的损害是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无法具体涉及。在此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角度提及两个历史事件。

(一)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理论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如何从哲学上理解导致这一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及二者的关系呢?这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十月革命当然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也证实了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和俄国的特殊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一系列发展，包括进行和巩固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等众多方面(例如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这样一个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尽管列宁在专门的哲学著作中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明确地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但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革命学说、特别是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提出的。其实，他的许多言论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很是一致，例如他曾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 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8](P785)这段话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完全一致。总的说来，列宁提出的一系列学说是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突破，是对马克思关于一切从现实生活和实践出发的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因此列宁主义没有偏离、而是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西欧各国革命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发展上比俄国先进的中欧和西欧许多国家(芬兰、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奥地利等)都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各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发动了革命。然而这些革命都先后遭到失败。为什么会遭到失败，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各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得出的答案也是多样的。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较有影响的两种看法是：这些革命只关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作为革命的导火线的作用，而没有唤起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只是单纯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没有制定适合本国特殊条件的战略和策略。前者针对的主要是在第二国际得到流行的经济决定论，后者针对的主要是被简单化理解的列宁主义。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和德国共产党人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中对这些看法作了哲学上的论证，试图通过研究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发展来重新解释马克思的革命哲学理论。由于第二国际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占有正统或者说主流地位。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学说，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们也往往由此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甚至恩格斯以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相对于被扭曲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说，这种对立有一定根据，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论证也的确存在合理因素。但相对于本来意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说，这种对立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并无充分根据。因为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理解的列宁主义也并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偏离。

卢卡奇和柯尔施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在他们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出现各种失误和挫折(例如欧洲工人运动之未能制止法西斯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和失败、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其失败、苏东剧变等)，陆续有一些学者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运动和执政的共产党范围以外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力图对这些失误和挫折加以总结、并以此重新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大都也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们所面对的历史事件不同、思想和文化背景相异，他们的理论各有特色。这些，在近年来发表的许多专家的论著中已有相当深入具体的评介。此处不拟、也无法具体涉及。下面仅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再说几句话。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扭曲和偏离相伴随而产生的一种独特思潮。这种扭曲和偏离往往首先出现于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例如执政的共产党内)。正是由于出现这种扭曲和偏离，这些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从事的事业(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然出现失误和挫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往往是以回到或重新认识和解释马克思的名义作为上述扭曲和偏离及由此而产生的失误和挫折的批判者出现的。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往往又从另一个极端扭曲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应当承认，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论著作过相当深刻的研究，在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来意义以及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派别中可能存在的教条主义等倾向的批判上，他们的许多论述的确存在着合理因素，很值得一切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借鉴。他们之中有的人原本就是共产党人，往往是由于受到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势力的排斥而被迫离党。简单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将其归结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求实态度。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受到同时代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的强烈影响，而且往往是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某种现代哲学流派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和解释马克思的学说的。尽管这些哲学流派在肯定现实生活和实践、要求超越导致教条主义和消极无为等缺陷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上与马克思的哲学有相近之处．但二者无论在阶级基础和理论特征上都有原则区别。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利用这些哲学流派的理论来反对教条主义等扭曲和偏离马克思的学说的倾向时，有时的确可能存在积极的方面，但他们自己往往又受到这些流派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片面性学说的影响，用这些学说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混淆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的原则界限。因此，我们既不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简单对立起来，又应看到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当听到当代一些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高度赞扬马克思时，我们既应适当肯定，又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善于具体分析他们的称赞的真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全集，第l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8]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