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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2019-7-7 21:4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46| 评论: 0|原作者: 高梁|来自: 察网

摘要: 1950-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坚定成员,也使得中国在此后20年中,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作为国防的基础,是新中国初期头等重要的国家战略。
1950-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坚定成员,也使得中国在此后20年中,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作为国防的基础,是新中国初期头等重要的国家战略。到1978年,中国的工业和科技体系已成完整的、自主的体系。

高梁: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说明:本文为作者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二十世纪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2015年9月)上的发言。

前言

本文的任务,是简略展示1950-70年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脉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建设方针的考虑,经济计划实施的特点,建设的实绩,以及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工农城乡关系问题。

新中国的前30年,是艰苦创业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共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锤炼,形成了高度自觉的马列主义修养和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的品格。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挣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摆脱“一穷二白”状态的历史机会。

国家建设的纲领,是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

革命的中国,必然引起资本主义阵营的敌视。1950-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坚定成员,也使得中国在此后20年中,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作为国防的基础,是新中国初期头等重要的国家战略。

这样,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建设方针,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这是在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 第二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积累搞建设、掌握工业主权。这是从百年来的痛苦经验中得到的基本结论。一个穷国如果把自己的工业化建设,寄托在依赖外国资金援助(借款或外资)上,或无条件开放市场、放任外国资本打击本国幼稚工业,则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就无从谈起。

中国最初两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得到了苏联全方位的慷慨的技术支援,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管理队伍。这是中国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

落后的农业国搞工业化建设,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三个方面:技术(知识积累和人才队伍)、资金、以及工业组织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一五”开始时人均收入仅50美元,钢产量仅50万吨。走重工业优先的道路,所需巨额资金只能主要取自本国的农业。这在收入和财产分配极其不平等的旧社会是无法想象的。民国时中国的积累率从未超过6%,而新中国从1950年代起始,积累率就达到了20-30%。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农村和城市革除了社会分配不平等的基础,建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从而得以消除“富人”阶层造成的多层次分配因素,将全社会剩余直接集中用于经济积累和建设。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尽管“穷”,但只要实现分配的大体平均(“均贫”),充分动员经济剩余,照样能办大事。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解放生产力。

这一动员体制是通过国家力量实现的。新中国最初的30年,政府人员基本保持了高效廉洁,艰苦奋斗和联系群众的革命作风;社会改革荡涤了旧时代的污浊,广大工农群众对共产党高度认同。新中国的国家能力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高度。这是其他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学不到的。

当然,集中动员式的体制搞工业建设,更需要具备经济和工业管理的专业知识,需要好的战略方针和驾驭日常经济运行的能力。集中动员经济剩余用于积累,必然要以牺牲人民消费为代价。1952-78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6倍,人民消费水平只增长了3倍。高度紧张的积累-消费间隔的平衡,蕴藏着风险。由于知识欠缺,急于求成,导致一些关键的决策错误,导致1950-60年代建设事业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70年之后,尽管政治上有种种不稳定,但在国家经济管理和工业组织方面已自成体系。尽管此时工业管理水平还不高,但已大体平稳运行。到1978年,中国的工业和科技体系已成完整的、自主的体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集体奋斗形成的主人翁意识、官民平等的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尽管改革开放后有很大变化,但这些遗产,至今仍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中发挥作用。

一、建国初的三年恢复时期

(一)新中国初期稳定和恢复经济的斗争

1949年前的旧中国,经济发展极其落后,广大人民困苦不堪。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解放战争,使中国经济倒退了十多年。1949年同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1949年,钢产量仅15.8万吨,煤3243万吨,粮食11318万吨,棉花为44.4万吨,分别比1936年减少80%、48%、25%、48%。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

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建国初国内经济形势险恶:通货膨胀严重,基本生活物资短缺,城市失业率高居不下。因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财政严重入不敷出。

新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站住脚跟,巩固政权基础,其中经济建设是一个关键。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短短三年内,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社会迅速得到安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广大群众对人民政府高度信赖。这就为日后实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的基础

全国解放前夕,原国家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59%(占铁路、公路、航运、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钢铁和糖业的90%,电力的2/3,纺织的近50%,水泥的45%,煤炭的1/3)。新生人民政权接管城市后,迅速而平稳地接收了官僚资本企业,使得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占到41.3%。国家掌握了电力、钢铁、水泥等重工业部门,以及全国的铁路、邮电、电信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优势地位就此形成。

驱逐外国资本在华势力

这是《共同纲领》规定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政府对外国在华企业,采取加强监管、依律征税,促其自行清理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因美国制裁中国,故对美在华财产采取征用或代管方式。西方资本从此逐渐淡出中国经济。

统一财政金融,稳定市场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即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很快实现了财政、金融、物资管理的全国统一。1950年,中财委有效地组织了若干次经济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投机资本,迅速稳定了物价,制止了旧中国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在财政经济管理方面的能力。

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规模干预朝鲜内战,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要求,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有效抵御了帝国主义威胁、巩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使得全社会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国家从此赢得了一个时代的和平环境。

近3年的对外战争,使得经济工作一度转向为战争服务(军费开支曾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但这并没有阻挡中国经济恢复的步伐。而且由于苏联的支援,最初的重工业建设开始起步。

(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在全国铺开,到1953年即告完成(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负担,获益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70%。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产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土地改革也是一场广泛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生的人民政权从此在广大乡村获得了稳固社会基础。

(三)“三反”、“五反”运动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进城后要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事实上,在整个毛泽东时代,通过不同的动员方式,发动群众广泛地监督党政干部,阻止掌权后的中共官僚化和腐化蜕变,始终是毛主席关心的主题。

新中国建政的最初两年,广大干部从生活多年的农村进城成为执政者,贪图享乐、滥用职权等行为难免滋长。1952年中央发起“三反”运动,动员广大群众揭露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开国“第一个桩子”打得好,使得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党政干部队伍基本保持了清廉的作风。

“五反”则是打击不法资本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民族资本采取“限制、利用、改造”方针,引导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初,主要形式是由国营商业向私人企业加工订货、收购产品。经济形势好转之后,资本家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倾向逐步加强。“五反”运动,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资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在此期间实现了私营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四)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2年,国民经济已实现全面的恢复。其主要标志,是财政收支平衡并有结余。国家建设支出已占到财政支出的50%以上,这还是在“边打仗边建设”的条件下实现的。

刘少奇曾说:“中国的财政经济,在历史上是没有统一过的。国家财政收支,在过去数十年中也没有平衡过,反动政府每年必须发行巨额的钞票和举借巨额的内外债才能过日子。可是人民政府在战争尚未结束与发生灾荒及帝国主义封锁等情况之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些重大的措施,并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是任何反动政府都不能做到的,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1]

1952年,工农业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农业产值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48.4%;工业总产值比1936年增长23%。原有400多万城市失业人员中,约有220万人重新就业。农民人均净货币收入比1949年增长了80%。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30%上升为41.5%。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占56%,公私合营占5%,私营占39%。

交通运输迅速恢复。1952年底,修复原有铁路加上新修的1263公里铁路,全国通车里程已达2.45万公里,接近于解放前最高年份。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短短三年就迅速地医治了多年战争创伤(同时还打了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恢复到民国时期经济最高年份的1936年,这一成就超出了中央原来“三五年恢复”的设想。

三年恢复时期,也是新中国重要的奠基时期。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百年来政治分裂腐败、社会动荡,列强欺辱的惨痛局面,实现了真正的独立和统一。新中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驱逐了列强在华经济势力;清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官僚资本,迅速实现了财政金融的统一,成功地控制了困扰旧中国多年的恶性货膨胀。随着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新政府推行了空前深入广泛的社会改革。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家庭婚姻制度,提高了妇女地位;坚决取缔黄赌毒、打击黑恶势力,净化社会环境;为迅速改变80%人口的文盲状态,在全国城乡开展了识字扫盲运动。

革命荡涤了旧时代的污浊和暮气,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民主和经济平等。新政府高效廉洁,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党和政府具有强大的号召动员组织能力。这种政治优势和精神力量,任何其他未曾经过革命斗争锤炼的资本主义式后发展国家也无法相比。

理解新中国初期的建设成就,不能忽视这个精神因素。

二 “一五计划”时期

经过建国初期三年紧张的奠基工作,财政经济实现基本好转,国内社会基本稳定。1952年,朝鲜战场形势明朗化,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提上日程。

按《共同纲领》的精神,新中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关于工业建设的路线,是“先轻后重”还是重工业优先,最初有不同意见。但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后的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形势,使得巩固国防安全成为国家面临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这样,中共最终统一了“重工业优先”的指导思想。

当时,新生政权在管理和组织现代经济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更缺乏经验。争取苏联的援助,至关重要。特别是“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同时也是中苏大规模经济合作的过程。

(一)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为核心的“一五”计划

1“一五”计划的形成

(1)1949年6月刘少奇访苏,双方商定:苏方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苏联机器设备,中方以农产品、有色金属矿等折价,分10年偿还。1950年1月《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两国就援助中国工业建设进行数轮谈判,1952年底确定了50个重点项目(以机械和军工为主),它构成中国恢复时期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为此,苏方先后派了一千多名技术人员来华,从选址。设计、确定设备购置到施工安装,给予了全方位帮助,同时,中国也派遣了数百干部赴苏学习培训。

(2)“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历时4年(1951-55),数易其稿,期间交织着国内外政治的重要变化。

1951年2月,中共政治局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构想,拟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思想是优先重工业/国防工业基本建设,设想1957年工业生产比1952年提高1-1.5倍。政务院即着手“一五”计划草案初编,由李富春主持。

1952年,中共中央组成负责计划编制的领导小组(陈云等5人),年中编成《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形成了较全面具体的计划文本。随后,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陈云、李富春等参加),携《轮廓草案》赴苏征求意见,李富春率队留在苏联8个月,和苏方各部门商谈落实苏援工业项目。1953年苏方对《轮廓草案》提出了正式意见。参照苏联意见,中财委和国家计委(1952年底成立,高岗主任)一起,对《轮廓草案》作了两次较大的修改调整,形成《五年计划草案》。

(3)1953年5月,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5.15协定),其中包含苏联技术援助的91个新/扩建工业项目(1953-1959)。至此,“一五计划”的依据得到落实。

此后,中苏双方又追加了部分项目,对上述141项作了局部调整(或追加,或取消,或分设),至1954年底确定了苏联援华工业项目156项。

(4)1954年初,高绕事件之后,中央成立了由陈云主持的领导小组,负责最后完成《“一五”计划草案》的编制。《草案》经过政治局,中共全国代表会议(1955.3),国务院会议、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1955.7)。此时,“一五”建设已开始两年多了。

(5)“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至“一五”期末,工业产值增长98%;集中力量进行以苏援156项(技术援助)为中心的、限额以上共694个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隶属中央各部的612个)。加上农林水、运输邮电、文教卫生等,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共1600个(5年内完成1271个)。

5年中,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支出766.4亿元,其中基建投资427.4亿。基建中工业248.7亿(其中生产资料占88.8%),铁路建设56.7亿元(新建线路4084公里)。计划适当兼顾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关系。

“一五”的经济建设项目以政府投资为主。基本建设资金的90%来源于财政,其中79%来源于中央财政。重点项目全部由中央部门管理。[2]

2、156项:“一五”时期工业建设的骨干

(1)“一五”计划公布后,156项又经过若干调整,实际执行150项,包括:冶金20个(钢铁7、有色金属13),能源52个(煤炭和电力各25、石油工业2),化工7个,机械加工24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国防44个(航空12、电子10、兵器16、航天2、船舶4)。国防工业项目大部分在内地。106个民用项目中,东北50个,中部32个。

156项部分重点项目:

鞍钢、本钢、吉林铁合金、北满特钢、武钢、包钢;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厂、株洲硬质合金,白银有色;吉化、兰化;沈阳一机床、沈阳电缆、第一汽车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哈尔滨三大动力(锅炉,汽轮机,电机)、齐齐哈尔一重、武重、哈尔滨仪表、哈尔滨轴承、洛阳轴承、洛阳拖拉机、洛阳矿山机械,西安输变电;华北制药、太原制药;三门峡水利枢纽

150项中,“一五”期间开工147项,完成63项。涉及“156项”的投资额110亿元,直接配合156项的143个限额以上项目,五年投资18亿。两项合计,共占工业基建投资248.5亿元的51.5%。

(2)项目的实施:中国委托苏方进行工程的有关设计工作;苏方提供企业所需关键设备(占价值的50-70%),给予技术援助,并提供所有技术资料。苏联专家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设计、指导施工、设备安装调试、产品试制,以及培训干部等,给予了系统的帮助。中方根据苏方提交的清单和技术规格,组织生产部分配套设备和辅助性制成品和材料。另外,还协助中国建立工业企业设计部门,并协助他们完成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的20-30%设计工作量。

(3)苏方提供的设备价款(“一五期间”30-35亿卢布),用苏联贷款支付的货款占总金额的18%,其余82%通过两国贸易账户结算。中方根据合同,需向苏联提供规定数量的钨、锡、钼、锑、矿砂、橡胶,以及羊毛、黄麻等农副产品(部分可用自由外汇偿还)。有关技术资料和产品制造特许权,由苏方无偿提供。

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6国,共援助我国建设工业项目68项。

通过“156项”建设,我们从苏联方面获得了成体系的现代工业技术,填补了大量技术空白,形成了我国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使我国工业和技术能力跃上了一个台阶。

(二)苏联对华经济技术援助概况

1、1950年代,中苏两国共签订了304个项目的成套设备(以及64个单项车间设备)的合同。到1960年7月,已建成的项目有120个,基本建成的有29个,中途被迫停止的66个(后中国自行建成),89个取消。[3] 也就是说,最后实现的苏援项目是215项。

2、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主要方式是提供贷款。

据中方资料,1950.2月至1955.10月,苏联共向中国提供11笔贷款,总计56.76亿旧卢布(其中军事用途贷款43亿旧卢布),利息5亿,总共约62亿旧卢布。此外,苏联于1961年向中国了提供一笔3.296亿新卢布的蔗糖贷款。[4] 两项相加共约76.7亿旧卢布。

(1新卢布=4.45旧卢布,1旧卢布1956年约等于0.942元人民币)

“一五”期间,中国财政收入共1354.9亿元。应该说,贷款比例不算大,这反映了中共一贯的“自力更生”思想。但考虑到1960-63年的困难情况,当时如集中还贷,对财政的压力还是不小的。

从1955年起,中国就以对苏贸易顺差的办法,分年偿还所借外债的本息,1965年全部还清。另外,1952-58年国家发行6次公债38.4亿元,本息共48.2亿,于1968年全部还清。

总的看,两国的经济合作基本体现了平等互利原则。

3、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表现在技术方面。

这一时期,中苏两国签订了多个科技合作协定,双方互相供应技术资料,互派专家进行合作研究。双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仅支付材料复制的费用。

1950-1959年,苏联无偿向中国提供的科技文件有: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整套技术文件297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在中国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了中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中苏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58年中国建成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

苏联派了大批专家到中国工作。1949-1960年,在中国各方面工作过的专家和顾问总计约18000人,1956年在华苏联专家人数达到高峰,为3113人。他们满怀热情,勤奋工作,和中国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帮助中方在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乃至政府的经济管理领域,建立起一套基本的规则制度,并培养了大批人才。

苏联还派遣专家来华帮助中国进行了黄河、汉江的水利规划勘测工作,帮助中国制定电气化和发展冶金、机器制造、造船业的远景计划,帮助组织地质勘探工作和人员培训,提供发展农业机械的建议和技术资料,对中国方面完成的长江大桥设计进行鉴定,以及帮助对各大林区的航测等等。

在此期间,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达7000多人,实习生5000人。苏联对中国学生留学和实习培训的技术干部,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

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突破了帝国主义封锁,获得了当时即使在苏联也是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减少了中方的利息负担。在项目确立与实施的过程中,双方相互尊重体谅,使得项目能够高效进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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