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购统销和“一化三改” 1、粮食统购统销（1953-54） 1953年，国家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工业化建设热潮。当年开工的重要项目达130多个，1954年又有更多的基本建设项目开工，其中重大工业建设项目300多个。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农产品不能满足高速工业化需求的问题很快严重起来。 1953年，基建投资规模比上年翻番(达99.4亿元)，职工人数增加15%，城市人口增加9.3%。城市对商品粮、副食、棉布等需求增加(等于经济作物向粮田争地)。但当年夏粮受灾，全年粮食产量仅增长1.8%，远低于计划产量。几个因素叠加，粮食供应顿显紧张。 土改后，农村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民生活仅实现起码的温饱(农户平均恩格尔系数在75%以上)，全国农产品的供求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平衡。为维护工业利润，必须稳定粮价。当时，国内粮食市场是依靠国营粮食公司用“平粜”法维持价格稳定。由于城市粮食需求陡增，使粮食市价大大高于牌价，导致农民惜售、私商抢购囤积，甚至农民和居民也加入抢购粮食的行列。国家被迫动用库存抛售，仍然供不应求。粮价高企将直接威胁工业利润和积累，当时称之为“农业拖工业后腿”。 1953年6月，中央委托陈云主持中财委会议，汇集各方对粮食问题的意见。经过多个方案的比较，反复权衡利弊，最后选定“统购统销”方案：国家向农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对城市居民(及经济作物区农民)实行粮食计划(定量)供应;国家全面掌控粮食流通，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和地方分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 当时，城市居民近8000万(全国人口近6亿)。预计1954年国家可掌握352.5亿公斤粮食(农业税137亿，计划征购215亿)。 1953年底，政务院发布粮食统购统销令。由于宣传到位，准备充分，方法细致得当，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至1954年初，陆续对油料和棉花(棉布)也纳入统购统销。同期，对农产品的私营批发商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出于同样的原因，从1953年4月起，国家开始严格限制城乡之间人口的自发流动。 统购统销制度，有一个逐步完善和严密化的过程。195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以解决各地征购任务畸轻畸重问题。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也实行了城乡户籍管理的系统化。粮食统购统销和严格的户籍/就业管理，一起形成了空前庞大而完整的人口/口粮管理(配给)体系，延续了30年。 今天多数人对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看法。[5] 但是，当时受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制约，统购统销制通过平均主义的分配，保障了全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尽管是低水平的脆弱的保障)，以支持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行。这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准战时”国际环境所使然，而以当时中共的威望和组织动员能力，也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统购统销强化了国家对广大农村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一制度必然也要求加强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即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这样，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能不提上日程。 当然，统购统销的负作用，是大大限制了城乡商品交流的市场空间，固化了限制城乡人员流动的二元体制，不利于发挥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和苏联东欧等经济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以统购统销为核心的一套口粮/城乡人口管理体制，突出地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的特色。 2、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 按照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要保留较长一个时期。但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上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1952年，工业中的私营成分占32.7%，国营占67.3%;商业零售业则是倒四六开。1952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主席首次提出：我们安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工业上公私比重达到九比一，农业搞集体化，从现在起用15年时间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当时李富春正率团在苏联洽谈工业援助，1953年成立“515”协定)。中共中央写信将这一设想告诉斯大林，斯大林给了肯定的评价。 1953年8月，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党内文件下发全党。年底，总路线正式向社会公布。“一化三改”任务正式列入“一五”计划。 3、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56） 早在土改之后，毛主席就曾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要求在农村两极分化还没有形成之前，尽早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1953年粮食危机后，毛主席指示：各级党的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明显加快。 1954年秋收前，全国新建了22万个合作社，比1953年增加了15倍。1954-55年冬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建社高潮。到1955年底，合作社达到190多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63%左右，高级社已占合作社总数的90%。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加快了全面“一化三改”的步伐。全会通过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规划到1958年春季，全国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1956年1月，毛泽东主编并亲自写了两篇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3月份，全国入社农户已占总数的90%，年底已达到97%。 这几年，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幅在1.8-4.7%之间波动，基本稳定，1955年比上年增长8.5%。当时反映，部分农民有情绪波动，但总的看，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基本稳定，没有出现苏联农业合作化时生产倒退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在广大农村中群众基础深厚，这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4、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56） 据1952年统计，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为736.4万人，加上兼营的农民共2000万人，手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21.36%。在手工业中，数量最多的是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1955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改造高潮.1956年6月底，全国手工业者的90%进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5、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56） 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十分慎重。毛主席指出：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步骤，必须照顾需要、干部、资金、资本家自愿和政治影响等条件。具体实施需要报批，有一定的程序。 第一步是流通领域的改造。1952年，首先对私营金融业进行了改造，将金融纳入国家专营范畴。1953年统购统销后，国营商业控制了农产品市场，私营粮油批发商或转业，或淘汰。 1954年开始，国营商业对重要生产资料和工业原料实行计划供应，并禁止私商经营一般商品进出口业务。私营的大批发商或转业或停业，中小批发商则改为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代理机构。 1955年，因上年农业遭灾，工业原料不足.国家优先保证国有和公私合营企业的需要，所剩不多的私营中小工业企业经营困难。国家乘势鼓励大企业带中小企业，改组合并，这成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开始。当年10月，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委召开座谈会。不久，陈云又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 1956年1月，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率先向政府提出“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仅10天内，北京市就实现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这种方式很快在各城市推广，3月底即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参加公私合营的包括11万户私营工业企业和40万户私营商业户，全部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核定为34亿元，定息年率为5%。[6] 至此，中国实现了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1956年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占经济总量的93%，其中全民所有制32.2%，集体所有制53.4%，公私合营7.6%。工业中的比例分别是54.5%，17.1%，27.2%。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之快，变革过程中对经济建设的影响之小，在世界史上也没有先例。 （四）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1956） 从建国初期始，国有经济在本属弱小的工业领域中即占主导地位，国家控制了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生长扩张，市场范围逐步缩小。 首先是财政管理和资金的集中，这经过了一个过程。计划经济以基本建设为龙头，财政是提供基建资金的最主要渠道。1951-52年，中财委颁布了两个基本建设工作程序的文件，实行基建资金由政府分配、分级管理。1954年大区撤销，全部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的资金分配，均收归中央管理。 “一五”时期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大提高。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1953年达到34%，其中75%由中央支配，国家用于基建的投资约占全部财政支出的1/3。整个“一五”时期，中央控制了基建拨款的80%，地方为20%。 1953年起实行“统存统贷”的信贷管理体制。同年，实行物资的统一分配管理。物资管理分为统配物资(国家计委)、部管物资、地方管理物资三类。当年国家统配物资112种，1956年达342种。 1956年之后，以苏联为范本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起来。从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置，到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体制，包括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及企业人事、财务、生产计划、产品购销、价格、财务、固定资产管理，形成了一套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 1953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业企业有2800多个，1957年达到9300多个(占公有制工业总产值的49%);地方所属工业企业以轻工类为主(约3/4)。 计划管理的工业产品，1953年为115种，1956年达到380种，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 1955年统一国家干部工资制度。1956年工资改革，全国统一规定各行各地工资标准(如工厂的八级工资制)。 资源配置的高度集中，保证了“一五”计划的实施。 （五）“一五”计划的实施和成就 1、工业建设的热潮 “一五”时期，在中共领导下，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两条战线凯歌前进。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工作热情高涨。各方团结协作，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 国家从各方面抽调近万名优秀干部支援工业建设。为了建设需要，大批科技人员和大专毕业生服从国家调整和分配，奔赴内地或边疆，投身工业建设的第一线。各行业学习钻研技术成为风气。1954年，鞍钢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倡议。 1950年开工的鞍钢三大改扩建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这时进入关键阶段，中央发出“全国支援鞍钢”的号召，近200个企业调给鞍钢数百干部和数千技术人员。1953年10-12月三大工程建成投产，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诞生。周总理亲临鞍钢视察，毛主席向鞍钢职工复信祝贺。 1955年武钢开工，粟裕总参谋长派13架军用飞机为武钢运输物资，铁道部为运输4.8米直径高炉炉顶大钟，专门改造了火车车皮。 1953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工，毛主席亲自为一汽题词。1956年7月，第一辆国产汽车下线。 1955年洛阳拖拉机厂开工，1959年建成投产，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拖拉机。1954年洛阳轴承厂开工，1958年建成投产，占当时全国轴承产量的1/4。 1954年华北制药厂开工，1958年投产后，一举解决了国内对青霉素的需求。 1956年，沈阳机床厂投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五)仿制成功。 1957年，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2、经济发展成就突出 到1957年，“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多数超额完成。1957年社会总产值达1606亿元，年均增长11.3%;工业总产值达到784亿元，年均增长18.4%。 不少新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飞机、汽车、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塑料、电子器材等等。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初见轮廓。 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大提高。民国时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6)的投资率不过5%左右，“一五”时期达到23%以上。 5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50亿元，其中工业投资258.3亿元;开工建设工矿项目1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1957年建成投产428个，部分建成投产109个)。基本建设效益是历次五年计划中最高的。据一机部调查，“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半就能收回投资。[7] 5年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52%，工业物质消耗降低2.3%。12个工业部门的百元产值提供利润17.1元。 5年中，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共1万公里)，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万公里。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武汉长江大桥是其中标志性工程。公路通车里程达25.5万公里，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 1957年城镇人口达9949万(城市率15.4%)，比1949年增长70%;全国职工2451万人，比1952年增长55.1%，城市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由于农业税稳定在1953年的水平，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农民家庭收入比1952年增加20%左右。5年中城乡居民存款增长2倍多。消费品供应有较大改善，物价基本稳定。 5年中，除1956年，其余各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费正清主编)认为：“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就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可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当时产出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均为1%左右——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 3、教育文化事业大发展 1957年，国家预算教育经费支出达29.06亿元(1951年为8.13亿元)。1949-57年，全国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不足5%上升到11.1%。在校大中学生均有一倍以上的增长。 1957年，高校发展到229所(1953年181所)，在校大学生44.1万人(比1952年增长1.3倍);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从1952的3.3人增加到1957年6.8人。 建国之初，政府即在全国城乡开展扫盲运动，普及义务教育，迅速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1950年代，在各地农村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村卫生医疗体系。1949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仅35岁，1957年是57岁，比当时的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高出15岁。 4、向科学进军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建设，新中国科技事业开始起步。中国科学院1949年11月成立，1957年已经有100多个研究机构，1100多名高级科技人员。国防科研机构、大学、各行业部门和各地方的相继组建科研机构，形成科技力量的“五路大军”。 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长2倍多。国有工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达16.7万人，比1952年增加1.9倍。 中国先后派遣了1300名科学家赴苏联学习深造，并从1955年开始招收少量研究生。以钱学森、钱三强……等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回国参加现代化建设。 1955年，中央在充分听取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做出发展核、航空、航天(导弹)及电子工业的决定.中国尖端国防科技事业就此起步。 1956年，经中共中央提议，国务院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这是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了13个方面，57项全国、综合、长远的科学技术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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