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夜里,香港中环的西餐厅8 1/2 Otto突然清场。
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走了进来。
对香港政局了解的人也许能认出他们的面貌:黎智英、陈方安生、陈日君……这些都是乱港派领袖,一方政商大佬。
席间,还有不明身份的外国人。
黎智英向他们举杯庆贺:“Welcome to Hongkong and well done with the situation (欢迎来香港,现在局势很好)”。
这一夜,他们欢声笑语,觥筹交错。
这一夜,有20名年轻人,因为施暴被警方拘捕。他们将被送上法庭,等待他们的是牢狱之苦。
而另外一群年轻人——乱港派大佬年轻的子女们,没有任何一个参加香港的游行。他们读名校,喝洋酒,注定过着锦衣玉食的一生。
香港是割裂的:
每7个人中,其中就有1个人的收入是在贫困线之下的;
他们最爱说的故事,是香港人每赚5块钱就有一块钱进了李嘉诚的腰包。
香港有10万人居住在环境恶劣的笼屋。那是老街区的旧楼里,一个个像火车硬卧般的床铺。每层床铺用铁丝网围起来,人们在这鸟笼般大小的空间里面吃喝拉撒睡。
李嘉诚的豪宅价值7亿,有全栋防弹玻璃,两个游泳池,还有钢门避难室。能够威胁到这座半山上的神坛的,也许只有核弹。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当年轻人在街头打砸时,权贵们只觉得他们吵闹。
这是一曲香港的挽歌。
1
香港餐饮业,流传着一个“米其林诅咒”。
这里有整整六十三家米其林星级餐厅,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两倍。即便是路边小店的独门美食,也会获得米其林侦探的垂青。但是,相当多的小店,并不欢迎米其林侦探。
因为被选入米其林指南的那一刻,他们就踏入了鬼门关。
有41年历史的老店好望角面家,坚持用手打的竹升面,口感劲爽又无碱水味,是老饕的心头好。但是在入选米其林之后,好望角面家倒闭了——因为房租暴涨,而27元一碗的云吞面远远负担不起。
2014年,阿星小吃入选米其林星级餐厅,次年房租上涨六成,被迫倒闭;
2015年,祥兴记同样入选,房租上涨五成,被迫倒闭;
还有连续四年入选米其林一星的一乐烧鹅,被房东敲诈铺位转让费一亿,一乐烧鹅要不吃不喝净赚30年才能攒下。
这些老店往往店面狭小,做的是熟客生意。即便入选了米其林,也没法多接待几个顾客。
但是米其林带来的名气效应,往往让房东狮子大张口,彻底压死这些本小利薄的老店。
米其林诅咒的根源,是香港这些年来狂飙猛进的房地产。
2013年,铜锣湾老店利苑茶餐厅关门,引来排队长龙水泄不通。利苑刚开业时,这里的房租是2000港币,而三年前已经变成了30万。到利苑关门时,房租又翻了一倍成了60万。
这时的铜锣湾,每年每平米租金2.37万美元,跃居世界上最贵的商业路段。
茶餐厅,香港美食之魂,正在被逼关门。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穷苦的新移民捧起了茶餐厅。
他们住处狭窄,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待客说事只能转战平价的茶餐厅。用酒楼一半的价钱吃到粥粉面,就是茶餐厅最大的金字招牌。
2003年非典事件,香港一万多家餐厅倒闭了五分之一,但是其中几乎没有茶餐厅。
香港人没有想到,茶餐厅没有败给非典,却败给了房价。
最近10年,茶餐厅“上天入地”。
上,是搬到阁楼;下,是搬到地库。
陈诚记茶餐厅在尖沙咀做了30年,被迫搬到加拿分道地库之后,仍然抵挡不住高房价的冲击而关门。
陈诚记老板娘感慨:
“香港生意根本没得做,人情味都没了……已经搬到地库了,还要往哪里搬呢?”
2
香港有小学生曾写过一篇作文《李家的城》:
【“屈臣氏、百佳、和记电讯、7-11、惠康......看着一间一间诚哥旗下的物业,我心中有无比的感动。香港内一切的商店,不论是哪种的类型,全是诚哥带给我们的祝福与钦赐。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当然,香港传说中的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李嘉诚、李泽楷、李泽钜。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为香港建起力场、为打工仔遮风挡雨、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
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其实,李嘉诚也挺冤的。
即便超人如他,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吃下全香港的商业。
电力系统,由李嘉诚和嘉道理共享;零售业,由李嘉诚和英资的怡和共享;燃气和巴士系统,由李兆基独占……最赚钱的房地产,更是由六大家族共享。
六大家族牢牢把控着香港经济的方方面面。
只要香港人还活着工作一天,就逃不掉给六大家族交税的命运。
六大家族的飞黄腾达,要从英国人离开香港说起。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草案要求:1997年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每年卖地不能超过50公顷。
这是大陆提防英国的一手棋:崽卖爷田不心疼,就怕港英政府把地全卖光了,狠赚一笔再拍拍屁股走人。
但是港英政府还是玩了一手花活,虽然你不让我多卖地,但我可以把有限的土地卖得贵贵的——这叫囤积居奇。
八十年代开始,香港地价一路走高,背后是各路神仙斗法:
船王包玉刚悄悄从海上生意抽身,推平了货仓,建起了后来香港最贵的商场海港城,他的女婿更是大手笔,建了一座“铜锣湾时代广场”;
郑裕彤吃下了大屿山愉景区的三四五期工程,赶上90年代初房价暴涨时卖出,赚得钵满盆满。
嘉道理家族走高端路线,牢牢把控半岛酒店、九龙酒店、山顶凌霄阁、圣佐治大厦;地产大佬李兆丰恰恰相反,专门收购半山、铜锣湾、湾仔、北角及鱼涌的旧楼……
90年代中叶,消费者委员会做过一次调查:55%的新建楼盘,来自四家房地产公司。
此时大局已定,不存在新入局者,只剩下几家寡头谈笑风生。
在香港做房地产商,可能是最幸福的事情,就连钉子户问题都不是问题。
半山有一栋楼龄47年的旧楼,一直和地产商拉锯谈判,到2010年,房地产商突然放弃了谈判。
因为这时,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楼龄50年以上的旧楼,只要八成业主同意,就可以拆迁安置。
剩下的两成钉子户,面面相觑,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