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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2019-10-15 21:5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689| 评论: 0|原作者: 倪既新|来自: 档案春秋

摘要: 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托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
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托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听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讲述那些两弹一星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邓稼先和许鹿希

许鹿希,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回答。许鹿希说,

【“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完全可以留在那里,收入是国内的一百倍……但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我要收集杨振宁与邓稼先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2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就是邓稼先。许鹿希说: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前)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组织了一批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邓稼先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

【“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

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哈哈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

【“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他们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

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托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对于这件事,后来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照片是许鹿希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许鹿希说:

【“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了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稼先他要亲自去找”。许鹿希声调变得十分低沉:“我知道,他一去就完了……”

中央军委下了命令她才接受拍摄采访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想不到许鹿希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并且严肃质问我,“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我了。

她说:

【“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她已准备好了7张照片和2份信函的复制件,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

【“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她表白说:

【“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

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更看重她这样的风骨和人格。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

【“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准确地表达的。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一生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北京三十一中学曾经要把校名改为稼先中学,许鹿希没有同意,她认为这个学校出了9位院士,还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为中学,应该纪念所有它培养过的人才对,不一定就改为“稼先”。

【本文节选自《她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女,也是两弹元勋背后的女人》,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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