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革命家小传（上）

1902年夏，托洛茨基得知了社民党人的机关报《火星报》已在国外出版，并读到了列宁著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受到触动的他决定尽快逃出西伯利亚，寻找新的政治活动领域【注：1898年“一大”召开后虽然成立了俄国社民党，但整个党依然处于组织松散和思想混乱的状态，难以肩负起革命任务。于是，列宁从1900年开始着手实施全俄政治报计划，准备通过发行一份覆盖全俄的政治机关报来统一思想、坚强组织。同年12月，《火星报》创刊。随后的1901-1902年间，列宁又紧锣密鼓地写出了《怎么办？》来阐述其主张。《火星报》和《怎么办？》在出版后均以最快的速度被输送到俄国的各个地方，使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人活动家们都深受启发。】。1902年秋，托洛茨基在一个农民朋友的帮助下逃到了附近的火车站，又在另一个提前赶来的朋友的协助下以一张写有“托洛茨基”名字的假护照上了火车，顺利逃出西伯利亚（从此他便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离开西伯利亚后的第一站是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城，在这里托洛茨基见到了当地火星派组织【注：火星派指俄国社民党内赞同《火星报》思想和主张的成员或组织】的负责人格列勃·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受到后者热情的欢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是一名老资格社会民主主义者，从1893年就开始参加革命，曾与列宁一同在彼得堡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的战友）。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将托洛茨基正式吸收为萨马拉火星派组织的成员，并为他取了“笔尖”的笔名，以示对这位小有名气的宣传鼓动家的赞赏。当时，正在国外主持《火星报》编辑和出版工作的列宁与萨马拉的组织中心保持着频繁地通讯联系，他在得知托洛茨基已在萨马拉加入火星派后便邀请他出国参加报刊工作。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意了列宁的提议，他为托洛茨基提供了旅行费用并指导他穿越边境时需注意的各种事项。1902年10月，托洛茨基来到伦敦（此时他23岁）。

在伦敦这座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城市的游览让托洛茨基眼界大开，同时，他也有机会同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等俄国马克思主义前辈进行直接接触，这使刚从闭塞的西伯利亚逃出来的他感到非常兴奋。在托洛茨基初到伦敦时，《火星报》编辑部并未分派给他什么具体工作，而是让他多去熟悉社民党和《火星报》的工作情况。在详细研读了已经出版的各期《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后【注：《曙光》是当时《火星报》编辑部出版的另一份政治周报】，托洛茨基表示自己“确实爱上了《火星报》，同时为自己的无知深感惭愧，因此我就发愤努力去克服这一弱点。”不久后，他开始为报纸撰稿，起初是短小的评论，进而是篇幅较长的政治文章，后来则是社论，成为编辑部领导下的活跃撰稿人。

托洛茨基不但有写作才能，而且有演讲天赋，喜欢高谈阔论。《火星报》于是先让他在伦敦公开露面，发表演说，后又派他到布鲁塞尔、巴黎以及瑞士和德国的一些城市里去进行宣传活动。他的有些演讲提纲，列宁还亲自过目指点，进行修改。总之，巡回演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巴黎演讲期间，侨居法国的俄国女大学生娜塔莉亚·伊凡洛夫娜·谢多娃对他非常崇拜，他们共同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古迹，而谢多娃最终也成为了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妻子，并终生追随托洛茨基。

考虑到托洛茨基的工作能力，以及《火星报》编委会人手不足的情况，列宁于1903年3月给普列汉诺夫写信，提议将托洛茨基增补到编委会成员里，列宁在信中写道：

“我向全体编委会提议增选‘笔尖’为编委会的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委员。

......

‘笔尖’为每一号报纸写稿已不止一个月了。总的说来，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

就时事问题的评述专栏来说，他不但对我们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在翻译和通俗读物方面，他能做不少工作的。

......

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是：1、年轻；2、很快（可能）就要回俄国去；3、文笔带有杂文腔，而且过于花哨等等。

......

关于3，文体上的缺点不是大毛病。他会改进的。目前他正在默不作声地（和非常不乐意地）接受‘矫正’。在编委会中将展开争论，进行表决，‘所作的指示’将更为明确，更具有约束力。

......

附言：我认为把增选的事搁置下来是非常不妥当和不合适的，因为就我所知，‘笔尖’对他一直‘悬在空中’，对大家总是把他当作‘小青年’看待（他感觉到是这样），早就非常不满了（当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注：见列宁《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3月2日）》】

从信中可以看出，列宁一个方面对“笔尖”（托洛茨基）的写作才能和工作干劲给予了高度肯定，尤其认为他在时事评论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人才；但另一个方面，也指出了“笔尖”存在文风上的问题，并且“非常不乐意”接受别人对自己文风的批评；此外，列宁注意到他对于自己长期在编辑部没有合适的身份存在不满情绪，担心如此搁置下去会影响他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列宁对托洛茨基是非常器重的，但也明确地指出他在写作中存在着“顽固”的问题，并提出要在编委会中通过正式决议来加强对托洛茨基的约束。

但普列汉诺夫在收到信后并没有赞同列宁的提议，普列汉诺夫对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印象并不好，认为他的文章过于华而不实，花拳绣腿，激情有余而内涵不足，“叫喊多于实质”，其文风所表现出的不成熟性并非如列宁所说“不是大毛病”。因此，普列汉诺夫坚持反对将托洛茨基增补到编委成员里。但由于马尔托夫支持了列宁，编委会最终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吸收托洛茨基参加编委会会议，但不赋予他表决权。对于这一结果，托洛茨基不但对普列汉诺夫心怀不满，而且对列宁的做法也颇有微词。在他看来，列宁之所以主张他参加编委会，只是把他当作“少壮派”（列宁、马尔托夫等）与“年老派”（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等）权力斗争的棋子，作为争取票数的“一种手段”，并非真心实意【注：所谓“年老派”主要指普列汉诺夫等“劳动解放社”成员。早在1883年，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捷依奇等人共同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该社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几乎处于空白的年代里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俄文，并撰写了一系列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读物，为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普列汉诺夫也被称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但在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后，劳动解放社没能紧跟形势的变化，其成员的思想逐渐转向保守（甚至反动），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最终被列宁等后起之秀取代，即“少壮派”】。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这种不理解反映了二人之间存在潜在的矛盾，这位当时被人称为“列宁的棍子”的“激进的火星派分子”很快便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列宁和火星派分道扬镳。

1903年春，《火星报》编辑部由伦敦迁到日内瓦，托洛茨基随行。在日内瓦，列宁忙于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二大”）的筹备工作，而托洛茨基则与马尔托夫的关系日益接近，在很多问题上认同后者的观点。经过各方努力，大会终于在1903年7月至8月间召开，这时正值俄国南部的总罢工爆发，工农群众反抗沙皇专制的斗争风起云涌，政治形势给予大会代表们以巨大的鼓舞。为了躲避警察的跟踪追查，大会的前十三次会议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废弃仓库内进行，而后二十四次会议则转移到伦敦举行。参加大会的共有代表四十三人，共五十一票表决权，代表俄国国内外的二十六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其中有发言权的代表十四人。托洛茨基因为不久前在西伯利亚流放，且同当地党组织有一定联系，便作为西伯利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24岁）。

在表决火星派提出的纲领时，支持纲领者33票（其中列宁等坚定火星派24票，马尔托夫等温和火星派9票），反对纲领者8票（经济派3票，崩得5票），中间泥潭派10票（中间和动摇分子）【注：“经济派”是机会主义派别的一种，在《火星报》出版前的俄国有较大影响，他们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主张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出路就是帮助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实质是改良主义；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成员主要是俄国西部地区的犹太手工业者，他们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地区犹太民族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主张以民族主义和联邦主义来建立政党，将工人政党看作各个民族组织的联合，否认不分民族的统一领导】。在泛火星派阵营中，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火星派在捍卫《火星报》纲领的同时同以崩得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指出崩得所鼓吹的“联邦主义”是与党的统一和集中制背道而驰的，主张将俄国各民族（包括犹太族）的先进工人紧密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之内；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火星派则主张对崩得等民族主义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提出要承认崩得在党内的“自治权”。托洛茨基属于温和火星派，他表示为了方便在犹太无产阶级中进行鼓动宣传，可以承认崩得作为党内“专门组织”的地位。在崩得问题上，托洛茨基远离列宁而倒向了马尔托夫。

大会在讨论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时，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会上，崩得的首领米哈伊尔·李伯尔伙同经济派代表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等人强烈抵制火星派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西欧的一些社会党纲领上也没有写无产阶级专政的字句，并且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已经发生变化，阶级矛盾不再尖锐，只要慢慢增进无产阶级的福利事业、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就算不通过激进的革命和专政，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回击了阿基莫夫等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嘲讽说“无产阶级专政象雅各宾派的行为那样吓住了他【注：指阿基莫夫】”，并认为阿基莫夫等人否认专政的最终结果是陷入改良主义；但他同时又认为，只有在社民党和工人阶级的人数接近等同时、在工人阶级构成民族人口的多数时专政才可能实现。这便在无视农民的同时也抹杀了先锋队的作用。他说：“只有当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最接近于等同的时候，这种专政才是可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工作者‘夺取政权’，而是构成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于是，托洛茨基一方面反对阿基莫夫等人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给这种专政加上限制条件，提出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占据人口多数（或者党员数目还没有和工人数目接近）时专政是无法想象的（按照他的逻辑，则包括俄国在内的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就将在很长的时期内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实行专政）。由此表现出了鲜明的折衷主义立场。

如果说在讨论崩得问题和“专政”问题时，托洛茨基还只是和列宁有所分歧，那么到了讨论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时，他便完全站在列宁的对立面了。在大会中，列宁提交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草案》第一条指出：“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列宁在此强调了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即：凡成为党员就必须加入一个党组织，为其工作并接受其监督和领导。马尔托夫针对此提出了对立方案：“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在马尔托夫看来，成为党员不必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只需要在党的领导和联络之下去协助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凡一切乐意加入党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而不需参加党的组织和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如果按马氏的见解行事，那么工人政党就会失去明确的组织界限，成为一个涣散和无定形的一般群众团体，这样的团体根本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肩负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对此，普列汉诺夫明确表示支持列宁的条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通常也是各种机会主义的代表。我们必须使自己同他们疏远。列宁的草案可以作为反对他们钻入党内的支柱。”这时，托洛茨基站在马尔托夫一边，将矛头对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他声称列宁的条文将导致“知识分子与工人处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并对列宁希望通过严格制度来防范机会主义的做法表示不解，质疑列宁“居然可以创造出一种反对机会主义的规章符咒”。在最后表决时，托洛茨基等温和火星派分子连同经济派、崩得和各种中间派一同支持马尔托夫，使得大会最终在一票弃权的情况下，以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通过了马尔托夫方案。

尽管在党章条文的表决上马尔托夫占据了多数，但在中央机关成员的选举上列宁取得了胜利：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里德里希·林格尼克、弗拉基米尔·诺斯科夫都是列宁路线的拥护者，而新组建的《火星报》编委成员（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中普列汉诺夫当时也支持列宁。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委会中列宁派都占据了多数，从此，俄国社民党内出现了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的分野。托洛茨基当时站在孟什维克一边【注：在“二大”期间，原有的“少壮派”马尔托夫伙同“年老派”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等人一起反对列宁，马尔托夫还成为了后来孟什维克的首领；而本为“年老派”的普列汉诺夫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支持了列宁。这就足见托洛茨基等人先前根据资格老少来划分派别的做法是不科学的。面对托洛茨基在大会期间的表现，列宁非常惋惜，他曾与当时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彼得·克拉西柯夫（1892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担任苏联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副院长）一起去找托洛茨基谈话，希望后者能与马尔托夫等人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但托洛茨基不以为然，他后来回忆时说：“那次谈话与其说使我感动，不如说使我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