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 国防科研的老专家葛叔平

三

20世纪90年代父亲离休后，我回家看到了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给父亲颁发的，由国防科工委1987年3月评定的“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使我想起了上世纪的1976年春节，我刚被从农村插队抽调到太原铁路工作后，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时，看到父亲的书架上放着300、400毫米高的胶卷。当时自己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要用多大的照相机才能装下那么大的胶卷啊！我问父亲，他什么也不说。倒是我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那是侦查卫星上用的，是从回收回来的卫星上拿下来的。父亲听到了小弟弟对我说的话，立即大声喝斥、制止他，并且警告他，今后不许偷听大人的谈话，不许乱说。平时我父亲是最宠爱小弟弟的，从来没有见他这么严厉地批评小弟弟。

这次，我又问起此事。他告诉我，那些胶卷确实是侦查卫星上用的，而且已经能够将苏联军队布置在我边境上的坦克拍得像火柴盒那么大了，分辨率很好。当时给卫星起的名字叫“尖兵一号”，用“长征”火箭发射升空的，目的是回收照相舱。并且说，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卫星回收，如果成功，我国将是世界上第三个能够掌握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那时他最担心的是怕被别的国家破译我们的控制信号，也就是控制密码。卫星上天后不久，我们已经监测到，我国的卫星受到了其他国家地面信号的不断干扰，明显是在探测我们的控制密码。控制密码一旦被别的国家破译，卫星就可能被他们控制了。而这部分控制密码是他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后，由他拍板确定的，所以在卫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胆，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弟弟在一旁说，卫星回收那天，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在我们家客厅里彻夜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卫星平安回收的电话打来，他们才离开回去睡觉。

父亲还告诉我，第一次卫星回收时，由于回收的照相舱晚打开了万分之几秒，使得回收舱没有在预定的四川的降落场地降落，偏移了几百公里，飘落到了中越边境。我想起一个在广西中越边境当兵的同学曾经告诉过我，1975年初冬，他们曾接到必须将我国降落下来的回收卫星找到的任务。部队和当地民兵一起，对边境进行了拉网式的全面搜索。边境另一侧的越南部队和民兵在苏联人的带领下也在寻找。

白天边境线两边人声相闻，晚上两边是火把相映，最后在我方一侧找到了。虽然第一颗卫星回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照相舱是根据遥控指令打开的，打开的时机不对，是遥控遥测没有可参考的数据和经验造成的。在总结第一次卫星回收中测控工作的基础上，父亲实事求是地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使得第二次卫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极大提高。回收时，落地点距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100 米。对于6400公里半径的地球来说，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七点八，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离休后一谈起这件事就特别自豪。

父亲还指着由国家科委1985年10月评定的“卫星运载工具无线电测控系统”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奖状，对我们说，这个系统是从1966年初开始研制的，前期方案论证就是由他负责的，并担任第一完成人，还拿出了研制时记载有技术数据的笔记本。

在一次闲谈中，他告诉我，1966年初在科学会堂开会，就是讨论、确定对运载卫星的导弹和卫星的无线电测控系统方案。这套系统保证了对1970年4月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控，后来的“尖兵一号”回收式卫星也用了这套系统。而西安测控中心和远洋测量船上用的这套系统，都是他亲自带人去安装，调试的。后来随着科技进步，这个测控系统也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进行了改进。

1999年神舟一号载人航天试验飞船上天后，每次航天飞船上天，他都特别关注。特别是神舟五号、六号上天时，他已经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并经过了几次抢救，即便如此，他也要让护工推着轮椅去看飞船上天的电视新闻。

四

“文革”初期，军队院校和科研院所准许开展“四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居然把矛头对准了承担着国防科研工作的专家。父亲在所难免地受到了冲击。

1966年夏，我父亲应钱学森同志要求去北京商量成立“宇宙航行院”（空间技术研究院）之事，“造反派”趁机强行拆除我家的电话。上级知道后，立即让他们重新将电话装上。

1967年秋，在研究所大院里，给父亲贴了不少“大字报”，说他是“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看后，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问父亲：

【“外面贴了你不少大字报，是怎么回事？你有历史问题吗？”】

他说：

【“你们放心，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总政’早就调查清楚了。如果有问题，能让我负责那么多国防尖端的绝密科研工作，进入核试验基地和导弹基地吗？”

“任何技术问题最后总要有人拍板吧，国防部，国防科委对我的任命，就是要我在技术上拍板、负责的，没有权威，工作就没法进行。”

“总不能说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完成科研任务就‘反动’吧？”】

他们实在找不到“打倒”我父亲的“反革命证据”，就冲进我家，开始抄家，并且将父亲带走“隔离审查”。

在收拾被抄家后的房间时，我第一次看到国防部长签署，任命父亲担任研究所总工程师的任命书和国防科委任命他担任我军首个“侦察干扰”（电子对抗）室主任的任命书。当晚我们全家被要求到部队俱乐部大礼堂参加批斗会。我们看到父亲和研究所所长、政委等所领导被揪到礼堂的舞台上，挂着牌子被批斗。后来几天，我们看见父亲在扫马路，想和他说话时，他摆手，不让我们接近他。

“文革”后期，我问父亲那时的情况，他说：

【“他们想从我这里了解我每次完成的科研课题情况，我怎么能对他们说？那些都是保密的。”】

当周总理知道一批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受到冲击和迫害时，便以学习的名义点名要他们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进行保护，父亲也列其中，后来他就去了国防科委设在河南驻马店的“五·七干校”。我问他在干校的情况怎么样？

父亲说“挺好的”。他们到干校后，那里的领导依然称他们是“首长”，除了政治学习外，让他们自己找适合自己的工作。父亲先是主动要求去磨豆腐，每天晚上把黄豆泡上，第二天早上放到机器磨上磨豆浆。磨完豆浆，就没事了，于是他又要求用豆渣去喂鸡。

他还说：“过去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压力很大，而干校的两年多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休息’”。他从不认为干校是对自己的“迫害”。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聂荣臻元帅复出，主抓国防科研工作，父亲也从干校回到了研究所。1972年初，父亲刚一“解放”，就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高弹道导弹”试验和“尖兵一号”卫星回收的测控工作中。

“文革”结束后，上级党委派专人来了解父亲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问是否有人打他，具体是谁。父亲推托说“记不清谁打的了”。

五

父亲1991年70岁时才正式告别工作岗位，离休后他仍然挂念我国的国防科研工作。

1996年夏天我回上海看望父母，看到父亲的书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沓像高考试卷一样很长的计算机打印稿，上面全都是各种类型的导弹型号。

我问父亲：“怎么这么多导弹型号？”

父亲告诉我说：“那是全世界各国的各类导弹，是总装备部给我发来的，让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军使用，而且能够自行研发，生产的型号。”

我说：“你都离休了，怎么还管这些事情？”

他说：“世界各国的导弹技术发展很快，‘总装’认为我对我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实力比较了解，所以来征求我的意见。上级这么信任我，我有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啊！”

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用了好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地写出了自己的意见，让研究所按照“机要”件给“总装”发了出去。父亲写的什么意见，我当然不知道，他也不让我知道。

父亲一生主持参与多项国防军事通信重点攻关项目的课题技术开发和设备研制工作，并且进行了多项常规武器遥控系统设备的研制。原电子部五十四研究所的所史上称他是我军遥控遥测、电子通信工程的学术带头人。父亲作为工程实践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在军事通信和遥控专业领域享有较高的名望。

研究所的悼词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父亲一生先后参加了一百多项重大尖端军事工程的研制工作，获得了26项科研成果，填补了不少军事科研的空白。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有：由国防科工委1987年评定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核武器化”和“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由国家科委1985年评定的“卫星运载工具无线电测控系统”等全国科学大会奖3个；个人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次，总部通令嘉奖一次；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父亲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他是值得我自豪的父亲！

【本文原载《中华魂》第八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