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蓝江(1977- )湖北荆州人，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内容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反抗资本主义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将资本主义带来的大机器生产与技术的加速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从而试图让资本主义的引擎慢下来，从而与这种异化的力量保持一个批判性的距离。今天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采用了另一种态度，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本意并不在于摧毁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性力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加速的技术进步，而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对这种修格斯式力量的驾驭。今天，加速主义认为，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策略应该是，让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加速进步，从而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从而向未来社会敞开潜能。

　　金庸先生的小说《天龙八部》里有一局珍珑棋局。

　　小说三十一回“输赢成败，又争由人算”，段誉等一众人等来到了逍遥派无崖子的大弟子苏星河面前，苏星河按照无崖子的设计，在逍遥派门用青石棋盘摆下了这一珍珑局。一行人中，玄难、段誉、慕容复、鸠摩智、段延庆都是极其聪慧之人，也精于对弈，但在苏星河面前的这一局珍珑，却是毫无办法。段誉弃子认输，而心性颇重的慕容复和段延庆二人，在弈局中几乎走火入魔，都几近自戕。尤其是段延庆，其铁杖已经触及胸口，若不施以援手，恐段延庆性命不保。正在此时，对弈局一窍不通的虚竹出手了，他将白子放在了一众行家看来最不应该着手的地方。金庸先生笔下的苏星河怒道：“胡闹，胡闹，你自填一气，自己杀死一块白棋，哪有这等下棋的法子?” 也就是说，虚竹下的是一招貌似自杀的棋招，白子下去，一片白子都没有了气，陷入劣势。所以在一旁观战的鸠摩智、慕容复、段誉等人都不仅哈哈一笑，同为少林寺的玄难见此棋招也不由得“摇头莞尔”。在众多高手看来，此局虚竹已经败定。然而，随后的状况是，“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后，局面顿呈开朗，黑棋虽然大占优势，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这般缚手缚脚，顾此失彼。”苏星河多年以来在于各路高手的对弈中，已经将珍珑局的万般变化成竹于胸，然而，恰恰是虚竹的自杀死招，杀得苏星河措手不及，更是在段延庆的隐秘的指导下，破了无崖子的珍珑局。而虚竹的死招，也成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典范。

　　对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何尝不是如此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强势复兴，福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在新自由主义的凌厉攻势下不断退缩，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日渐陷入“冬月”。他们试图找到各种途径来走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布下的珍珑局，其中不乏各路左翼精英和理论高手，如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甚至新近的奈格里、大卫·哈维、阿甘本、朗西埃等人，但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见招拆招，始终没有真正破解其中的症结，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抵抗的姿态性意义，大于实际的内涵。那么，对于破解资本主义的奥秘，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知识分子将目光集中于对资本主义及其建构的文明形态，一种以现代性技术为基底的景观世界时，他们始终与之保持着一个批判性的距离，因为这种景观意味着物化和异化，而异化则代表着被饕餮般的资本所吞噬。或许，正在崛起的左翼加速主义或数字加速主义正视图成为新时代的阿尔戈英雄，他们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面对资本主义，并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向——加速!不过，他们的新的加速神话能否穿过浓浓的阴霾，远征科尔喀斯，为我们带回传说中的金羊毛?

　　一、进步的吊诡

　　1830年9月，第一辆蒸汽列车机头从利物浦港口出发，缓缓地驶向英国的棉纺工业重镇曼彻斯特，在那里，第一台珍妮纺纱机在兰开夏郡的纺织工厂里使用，随后新的水力纺纱机、骡机、走锭精纺机不断地被发明了出来，棉纺工业的速度越来越快，恩格斯曾就此写下了：“由于珍妮纺纱机不断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干脆弃置不用；……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从那时起，英国工业的全部历史所讲述的，只是手工业者如何被机器驱逐出一个个阵地。”[1]这是一个加速的过程，机器的改进，蒸汽机车和铁路运输的开通，以及煤炭能源的大量使用，让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十分迅猛的发展阶段，罗格·奥斯本说：“蒸汽机的改进，用于毛纺业和棉纺业的大工厂的那些天才的机器设备，在资本和技术的帮助下，超越了所有的计划。随着这些机器被用于丝绸、亚麻、针织品和其他产品的工厂，在劳动力的帮助下，这些工厂突飞猛进，既打败了这一时期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也打败了其他国家的竞争。”[2]从速度上来说，蒸汽机和大型机器的使用让生产和运输的节奏都加快了，与之带来的是英国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并极大的突破了传统封建制的束缚，让英国迅速走向了现代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典范，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那么‘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3]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看到了这种技术带来的生产和流通的加速运动带来的政治后果，即封建制的相对封闭社会逐渐让位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诞生了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是新型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在这种关系下，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劳动，并让他们过着赤贫的生活，在工业技术迅速改进的同时，在大机器带来逐渐增多的巨额利润的同时，也生产出无产阶级的赤贫，将他们变成机器大工业的新的奴隶，而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和工业无产阶级的赤贫速度都是随着十九世纪技术改进和更新的加速运动而不断前进的。

　　在这里，问题在于：在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的批判的矛头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的加速运动，还是在这种加速运动下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两个问题很难截然分开，马克思说：“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棉纺业中的走锭纺纱机、梳棉机，取代了手摇并纱机的所谓的搓条机(在毛纺业中也有这种状况)等等——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4]在这里段文字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转移的画面。显然，真正剥削工人的是资本家，资本家从工人那里榨取了剩余价值，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也体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但是，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资本家追求更大的相对剩余价值，使用机器和技术的改进来对付工人的反抗，机器的出现，机器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实让机器成为了工人的对立面。有趣的是，1825年，当英国工程师理·罗伯茨发明了走锭纺纱机之后，工人们将这种纺纱机称之为“铁人”。在尤尔的《工厂哲学》中，就记载了工人在这种“铁人”的竞争之下，被迫服从于资本家的统治：“厂主把自己的走锭纺纱机的规模扩大一倍，就可以除掉那些不友好的或反叛的工人，而重新成为自己工厂的主人，这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5]这样，资本家与工人对立，逐渐表象为“铁人”和工人的对立。像走锭纺纱机这样的机器的发明，实际上就是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出现的，所以，在无产阶级面前出现了一个直接的敌人，这就是作为“铁人”的机器。于是，“铁人”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在表面上逐渐掩盖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工人看到的是，当机器越来越改进，“铁人”越来越成为工厂生产的主角，他们的生存空间也就被逐渐压缩，所以，他们为了争夺自己的空间，就必须与这些加速前进的机器改进斗争，也意味着与技术和生产的进步的斗争，他们原本指向资本家的矛头被迫掉转过来，针对那个正在日益逼近的“铁人”，甚至将矛头指向了支撑着“铁人”加速运动的背后的力量——进步。这样，在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生了偏转，变成了反对生产和技术进步的斗争，也是反对整个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加速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及左翼思想家不得不将自己的批判火力对准另一个目标：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中，反对生产力和物质的进步，成为了20世纪初期的一种共识，如法国左翼学者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在《进步的幻象》一书中就曾经批判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物质进步，它允许统治者怡然自得，但它同时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与生产技术相关的这种物质进步得到了资产阶级的赞许，他们欢迎一种更成功的生活。”[6]索雷尔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物质进步的批判，显然不是鼓励的个案，索雷尔进一步将进步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清除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前，就已经首先清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步主义。这一态度显然影响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例如，在1964年的《论进步》一文中，阿多诺和索雷尔一样，将进步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拜物教”。阿多诺说：“进步的拜物教化捍卫的仅仅是一种特殊性，即仅限于技术的进步。如果进步真的掌控着一切，那么这个概念带有暴力的标记”。[7]而《启蒙辩证法》中，技术的进步基本上是启蒙理性的同谋：“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8]这样，一旦我们将技术和生产的进步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对象，也就是说，一旦左翼知识分子选择了将技术和机器革新和发展作为批判的对象，那么，就意味着这些左翼知识分子选择了在宁谧的当下来抵抗一个乌托邦化的未来，在乔治·奥威尔《1984》和扎米亚京的《我们》这样的反乌托邦的小说中，与其说是反对一个高度集权化的社会，不如说是对技术加速革命的未来的恐惧，正如当代英国左翼哲学家克利奇雷曾经感叹道：“我们必须要抵抗未来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因为未来通常是资本主义进步观念的最后的王牌。”[9]

　　似乎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跑偏了方向。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转变为同技术和生产的加速运动的斗争，在许多二战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击败了技术进步及其现代化的发展，就是打败了资本主义本身，于是，反资本主义的目标与反技术和生产加速运动斗争被左翼学者绑在一起。当他们错误地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作为目标的时候，很容易在这种宏大的现代化的力量面前感到绝望，那个曾经静谧的过去，那个娴静惬意的午后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被绑定在社会加速进步的车轮上，任何与之对抗的力量，都被钢铁的洪流碾成齑粉，烟囱和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代替了绿色的丛林，马路上轰鸣的汽车喇叭声和呼啸而过的引擎声打破了日常的节奏，所有人，包括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在内都被无情地卷入到这个过程中，这是一种绝望，一种无法逃脱的绝望。

　　在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加速主义(或左翼加速主义)看来，这种试图逃避技术进步和生产加速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即技术加速=资本主义。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就明确地指出：“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能将资本主义视为真正加速的代表。同样，认为左翼政治就是反对技术加速，至少在部分意义上，这是一个误解。”[10]的确，这是一个吊诡。本来应该用来指向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力量，被转移到技术和进步之上。所以，对于今天的左翼加速主义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让已经处在轨道上的加速的列车停下来，我们的孱弱的肉身没有这种潜质，我们真正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对这种技术加速力量的垄断，并认为是他们创造了这种力量。能够被资产阶级所利用的技术进步，同样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的武装时，才有可能同资产阶级的利维坦进行搏斗。或许，今天的左翼加速主义就是一个试图重新让无产阶级装备技术加速的物质力量的先锋，在他们的耳边再次想起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1]

　　二、从速度的剃刀到修格斯

　　对技术加速的仰慕，并不是从今天的左翼加速主义开始的，实际上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由于机器大工业的进步，由于电力革命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内部诞生了一批拥抱速度，试图与加速的技术和生产保持节奏上的一致，从而实现一个从未存在(甚至从未被设想过)的未来。在乔治·索雷尔将技术加速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进步的意识形态的同时，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马里内蒂(Marinetti)就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技术力量的崇拜，在他的《未来主义宣言》中，马里内蒂说道：

　　我们认为一种新型的美正在丰富着世界之美：即速度之美。呼啸着的赛车引擎，以及闪闪发光的巨大的排气管，好像猛劲呼吸着的蛇……咆哮着汽车如同骑在霰弹上一样，它比卢浮宫的胜利女神更美丽。[12]

　　马里内蒂的速度崇拜，包含着对慢节奏的生活的敌意，同时也让他走向了技术的反人文主义。对他来说，速度即社会正义，只有那些能够跟上快节奏发展的人才有资格在这个加速发展的社会中生存，相反，那些迟滞和缓慢的人，势必会被不断加速的社会运动所淘汰，马里内蒂用着冷酷无情地语言说道：“那些孱弱的病态的人，会被加速发展的文明的车轮所挤压，碾碎，变成齑粉。那些落伍街道上的绿色的茬子，将会被速度的剃刀所剔除。”[13]与尤尔的《工厂哲学》中描述的意志，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也建立在技术加速与人的对立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中技术加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筛子，让那些更能适应社会快速变化和技术发展的人存活下来，而那些缓慢而病态的人会被“速度的剃刀”所消灭，这是一种法西斯式的加速观，这种未来主义的加速让马里内蒂等人更容易走向法西斯主义，正如本雅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批判道：“未来主义的并不是单纯地崇拜技术，而是将加速变成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很明显，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主流形式与法西斯主义的‘方案’相媾和，沦为一种法西斯主义现代化的复杂的立场。”[14]

　　与马里内蒂一样，德国犹太思想家本雅明也看到了速度带来的魔力。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技术和速度看成启蒙理性下的意识形态，将技术进步等同于人性的堕落不同，本雅明有着自己的对技术和速度的看法。他深刻地体会到技术并不是对自然的驾驭，而是对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驾驭。这样，本雅明看到的技术加速，一方面在将传统的人性融化在资本主义的冰水里，也看到了技术加速的速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感，本雅明说：“技术为人性的发展造就了这样一个物理空间，在此空间里，人与宇宙的交往呈现出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它在民族和家庭中所具有的形态。再次只需回想一下对速度的体验，如今，人类正凭它开始想时间内部进行不可测算的旅行，以在那里遭遇让病人得以康复的律动，正像以前在高山之巅和南海之滨发生的事情一样。”[15]本雅明同样也崇拜着技术带来的速度，但是本雅明并不像未来主义的速度的剃刀一样，让那些无法适应高速运动和发展的人被速度所消灭。本雅明对速度的拥抱，是一种敞开的，因为在静止的空间中，一切可能性都被穷尽了，在那里，没有未来，因为未来和当下一模一样。只有速度才能打破这种死循环，产生一种全新的，不可能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掌控的空间，这意味着技术加速不仅可以超越我们的控制(即本雅明所谓的“时间内部的不可测算的旅行”)，也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控制，因为这种全新的形态也碾压了统治者和资产阶级，他们同样在快速运动的眩晕感到不适，也正是在共同的眩晕中，如同“在高山之巅和南海之滨”一样，我们才能找到让病人康复的律动。我们的社会就是本雅明笔下的病人，因为对于资本主义的症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停下来，而是对速度体验，我们只有让自己适应于不断快速变化的速度，我们才能看到走出资本主义藩篱的律动。

　　当代加速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尼克·兰德(Nick Land)，上世纪九十年代，尼克·兰德与一群赛博朋克组建了一个全新的组织“控制论文化研究所”(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 简称CCRU)，按照尼克·兰德的定义，这是一个游牧型的学术组织，没有中心，也有固定的线路。“游牧”一词，兰德显然借自于德勒兹和迦塔里。实际上，兰德毫不讳言自己是德勒兹和迦塔里的拥趸，在他看来，《反俄狄浦斯》开启了他的精神之旅，他对德勒兹和迦塔里的这段话奉为圭臬：

　　哪一条才是革命道路?是否只有一条?——像萨米尔·阿明建议第三世界国家所说的那样，退出世界市场，恢复法西斯式的“经济方案”?或者走向相反的方向?深入到市场的运动中，解码并解域化?从更高阶段分裂症特征的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或许这些流动尚不足以解域化，不足以解码。我们不是要退出这个过程，而是要更进一步，去加速这个过程，正如尼采所说，在这个问题上，真相是，我们看到的还不够彻底。[16]

　　德勒兹和迦塔里的态度与那些反进步主义的左翼政治分子有着天壤之别。在德勒兹和迦塔里看来，当下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不是技术太过发达，加速的速度太快而让处于其中的人们感到眩晕和呕吐。萨米尔·阿明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态度相一致，为了避免异化，为了避免卷入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过程，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无产阶级需要退出资本主义的加速过程，保持自己相对缓慢的运行。实际上，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的发展不是太过了，而是还不够：“我只能相当遗憾地认为，技术仍然十分平庸，十分温顺……技术还不够，技术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就是真实情况：资本的统治驾驭并简化了技术，而技术的潜能是无限的。”[17]这样，无论是德勒兹，迦塔里，还是巴迪欧，实际上都认可了一种对立关系，技术加速与资本主义的控制与治理是对立的，尼克·兰德感觉到，不仅是无产阶级无法直接面对技术加速的力量，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也害怕这种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试图将技术加速的力量控制在他们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尼克·兰德感觉到，正是资本主义对技术加速的管控才造就了九十年代资本主义的死气沉沉，整个社会毫无生气，因此，尼克·兰德希望和德勒兹一样，让技术冲破这种管制，成为德勒兹意义上的解域化的力量：“因此，机器革命处在与社会控制对立的方向上，走向更加无拘无束的市场化，将社会领域撕得粉碎，‘进一步’加强市场运动，解码和解域化，我们可以在解域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18]兰德的加速是一种流体(flux)的加速，也就是说，在根本上，加速的流体始终抵抗着资本主义的控制，一旦其加速流动，就会创造出在资本主义控制之外的领域，而这种领域恰恰是我们解域化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所在。

　　兰德看到了一种希望，技术加速带来了冲破资本主义限制的可能性。而在兰德心目中，中国就是这种希望的代表。在一次中国之旅，尤其是到达中国的上海之后，他十分欣喜的认为，“新的中国来自于未来”[19]，而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成为尼克·兰德理解中国技术加速的重要支点，他提出“上海最近达到了进入新现代性的逃逸速度，例如新天地的千年变化发展，就是城市里程碑，它只是萌芽式的，或许是回溯式的新现代”[20]，而中国(兰德分析的主要是上海)的逃逸式速度，展开了一个西方现代性所无法掌控的新现代性，也意味着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解码和解域化，而兰德认为，上海这种独特的解域化，并不是简单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活。恰恰相反，上海是一种逃逸线的加速运动的结果，兰德说：“新现代性更为现代，也是再一次现代。通过周期性的综合(加速)进步的变迁，它创造出了一个明显的蓝图：时间螺旋(the time spiral)。这个时间螺旋已经有点超过了我们自己的范围……”[21]

　　兰德对于上海理解，关键在于他在中国，在上海看到了一种不受资本主义控制的力量，正如在他谈上海时，谈到的“时间螺旋”概念，就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范畴。“时间螺旋”带有非人(inhuman)的痕迹，成为了外在于人类生活的一种不受羁绊的力量，尼克·兰德等人为这种神奇的力量欢呼，因为那里有着一种无法预料的本能快感。但是这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加速力量，何尝不是一个恶魔呢?本雅明·诺伊斯对兰德批评道：“加速主义者建构了一种绝对的资本主义形象，即它是一个怪兽一样的机器，或者在兰德看来，加速主义召唤出了拉夫克拉夫特小说中的怪兽修格斯(Shoggoth)”[22]。尽管德勒兹、迦塔里和尼克·兰德都希望从加速的流体式的流动来解域化，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但是这种流体运动，正如兰德所说，是一种机械欲望(machinic desire)，这种欲望已经超越了现有所有人的控制，而这种不受约束的机械欲望，正如修格斯一般，不仅吞噬了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吞噬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