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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能领导新中国前30年建设取得伟大成就

2019-10-29 22:3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799| 评论: 0|原作者: 刘学梅|来自: 毛邓理论研究

摘要: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以“延安经验”为核心的工业化思想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对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破解单个农户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困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以“延安经验”为核心的工业化思想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对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破解单个农户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困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毛泽东打破苏联模式的“创造性破坏”,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为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创造了条件。全面梳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贡献,不仅可以有力批驳贬低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所取得重大成就的错误思想,而且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为何能领导新中国前30年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深刻认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理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战乱的创伤下、在中国经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探索。虽然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差和失误,以致某些年的GDP增长率为负值,但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仍然实现了年均GDP 7.98%的高速增长,即便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后22年的年均GDP 6.0%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仍然是很高的。毫无疑问,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工业化积累、没有农业发展道路探索、没有剔除苏联模式中一些僵化的成分,无法想象仅靠改革开放释放的活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正如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上所提到,并且在2019年《求是》杂志第7期发表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再次强调的,

【“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全面梳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贡献,不仅可以有力批驳贬低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所取得重大成就的错误思想,而且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理论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以“延安经验”为核心的工业化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级社会形态,不存在工业化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工业化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得出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工业化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其结果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最终将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可能出现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国家之中,这些国家要体现出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工业化则是必然之路。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任务被斯大林所继承。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成为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一点继承了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思想;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的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第三,提出了农业应该为工业化发展积累资金,也就是工业化必须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

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当时毛泽东已经清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扫清工业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在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讲话中看出。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工业化任务,他讲道:

【“没有工业,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毛泽东在对中国生产力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以后,选择了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快速发展工业化的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苏联已经成功进行了工业化试验,不仅减少了试错成本,而且还可以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财经会议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在“一五”计划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一五”计划时期,中国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 %,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中国工业化大厦在“一五”计划时期崛然而起,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如果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很难想象中国能建立起全世界工业门类、品种最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毛泽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为中国缔造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神话创造了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二)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

尽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过度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一时期一方面出现了忽视农业发展,致使农业生产无法跟上工业生产步伐的现象,另一方面出现了全局性的冒进现象,致使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同时也出现了城镇化赶不上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城镇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的现象。上述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1956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在这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他指出: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对于如何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提出:

【“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这是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已初步建立了工业化基础上的战略调整,包含着毛泽东立足中国经济实际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探索。

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看法,丰富和发展了他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他指出:

【“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他进而辩证地分析道: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毛泽东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正反总结,注意到苏联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基础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虽然在快速工业化上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内生缺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要统筹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认为,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的大量资金,相当大一部分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国家可以通过平价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和轻工业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向农民销售工业品,然后通过剪刀差的作用,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大规模农业的发展。

二、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农业合作化思想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具光环的篇章。重新梳理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对农业合作化道路做过深入研究。在他们看来,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分散性、缺乏组织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须把小农的私人占有与生产变为合作社集体占有与生产。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中存在的小农经营时指出:

【“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快地成为过去,是因为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农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的土地贫瘠。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业合作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必须通过合作化来挽救和改造小农。这一点也可以从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1886 年致奥·倍倍尔的信中看出,他指出:

【“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并在1923年《论合作社》中对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如何通过发展合作社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探索,这对于俄国在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深远影响。

(三)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解决农业问题,使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农业问题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要想加快中国工业化的步伐,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农业落后的问题。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在对苏联集体农庄发展道路的批判思考中,指导我国形成了一条至今仍散发出光彩的中国特色农业发展道路。

毛泽东最早在1951年12月在《关于试办集体农庄的意见》中对农业合作化做出明确指示,这也是对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有关报告的批示,他指出:

【“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

由此,拉开了各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的序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在1951年12月只有300多个,1953年12月增加到1.4万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四十六倍。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955年7月发表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这个报告对强迫或排斥农民入社进行了批判,毛泽东指出:

【“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背离了这一思想,使得农民从“自愿加入不合算就退出”变成了“强制性加入”,农民的积极性受挫,长期博弈的结果必然使得“搭便车”盛行,影响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推进。这个报告包含着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组织的经济效益问题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只有农民加入合作社以后的收益超过农民单干收益时,加入合作社才合算。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

至于如何才能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以显示农业合作社的优势,毛泽东列出了四条迄今仍有指导价值的意见: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也体现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纲要》始于毛泽东于1955年11月在杭州和天津与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1956年1月,毛泽东又同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商量后,扩充为“四十条”,《人民日报》社论对其评价是,

【“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我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

《纲要》把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扩展为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提出了具体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推广方法,明确要求合作社要因地制宜、贯彻多种经营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了努力实现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考上。针对土地的小块分割不利于水利综合开发和农业机械的使用,毛泽东在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语中明确指出: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

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提出这一思想:

【“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社等等,也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在梁家河任大队书记期间,习近平带领农民探索共同富裕之路,对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了诸多思考,二产和三产都得到了发展。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提出了“半城郊型发展战略”,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对于农民新型合作化道路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在其学术著作《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对农民新型合作化道路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鲜明地指出了中国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发展路子;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新型农业合作化形式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为新时代解决分散的农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习近平关于中国农村“要走组织化的市场化发展路子”的重要思想,更是对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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