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气温持续上升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俄国北线与日本东线在世界地缘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上升将使中国成为俄国和日本的战略后方。北极航道通航时间日益延长，将提高白令海峡的战略地位，这迫使日本、俄国和美国的外交更加聚焦以白令海峡为中心的白令海区，美国在不放弃南海线路的前提下，如果国力不再衰落，将需要腾出相当的精力从南海线路移至白令海线路。届时台湾地区在美国、日本等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将会下降，“台独”势力就成了他们食之无味、弃之无憾的废子，中国东部安全边界会进一步向东拓展，届时，台湾可能已经回归中国，如果没有，那么台海统一的条件将水到渠成，南海问题解决的条件将更加成熟。这是有利的方面。
当然，气温持续上升对中国安全也有不利的方面。
中国近百年来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基本保持同步。
“近100年（1905～2001年）来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5～0.8℃。近50年(1951～2004年) ，中国增暖尤其明显，全国年平均地表气温增加1.3℃，增温速率为0.25℃/10年，明显高于全球或北半球同期平均增温速率。”
气温上升也导致中国海平面的抬升。
“近30年来，中国沿海的海平面上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为2.6毫米/年，高于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在沿海各海区中，东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较高，达2.9毫米/年，渤海、黄海和南海分别为2.3毫米/年、2.6毫米/年、2.7毫米/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平面上升趋势明显，上升速率和地面沉降情况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发表的《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评估及其适应对策——海平面上升和冰川融化领域》报告预计：
【“未来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继续上升，平均升高幅度均为80～130毫米/年。”】
2015年11月20日，中国国家科技部正式发布《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报告显示：1909年以来中国气候变暖速率高于全球平均值，每百年升温0.9℃到1.5℃之间。我国沿海海平面1980～2012年期间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速率。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冰川面积退缩约10.1%，冻土面积减少约18.6%。未来中国区域气温将继续上升。到本世纪末，可能增温1.3～5.0℃。全国降水平均增幅为2%～5%，北方降水可能增加5%～15%，华南降水变化不显著。
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千米，但海岸带海拔高度普遍较低，尤其是长江三角洲（28°30N～35°20N，118°00E～123°30E）、环渤海湾周边地区（36°30N～40°30N，116°00E～120°30E）和珠江三角洲（21°00N～24°20N，112°00E～116°00E）。学者推测：
【海平面上升100厘米,长江三角洲海拔2米以下的1500平方千米的低洼地将受到严重影响或淹没；海平面上升30厘米，渤海湾西岸可能的淹没面积将达10000平方千米，天津全市泛滥面积将占全市面积的44%，其中塘沽、汉沽被淹面积达100%。】
学者推测：
【2050年当出现百年一遇水位时中国沿岸可能受到的影响面积为98.30×103km2，约占大陆国土（以960万平方千米计）总面积1.02%；2080年当出现百年一遇的水位时中国沿岸可能受影响的面积为104.94×103km2，约占国土总面积为1.09%。在相同的极端水位下，由于海平面的垂直运动，2080年中国沿岸可能受影响的面积比2050年多6.64×103km2，这部分面积相当于在没有叠加极端潮位下，直接由相对海平面的上升而引起的淹没。中国沿岸海平面上升可能引起的淹没主要发生在沿海三角洲地区，其中渤海湾沿岸的可能影响范围最大。】
海平面上升至极端水位时，且不论对中国东部生态造成的破坏，仅就社会和政治而言，也是灾难性的。首先它将对中国东部沿海经济“黄金地带”造成致命的打击，如果再考虑到在这一地带分布比较广泛的核电生产设施，那这种打击就不仅仅限制在经济层面，而是具有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无法估量的灾难性后果。如果以日本“3•11”大地震为场景，那这只是未来海平面上升对中国东部沿岸造成灾难的冰山一角，届时历史将再现《淮南子》中描述的“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的场景：东海上升和高度、海水西浸淹没华北平原的广度和深度可能近似距今6000年前的水平。
海平面的上升对中国国家安全，尤其是对国土安全和海洋权益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海平面上升将使其中相当多的岛遭遇“灭顶之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岛屿本身可以拥有面积从领海至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各类海域。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千米，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所属岛屿超过7300个，其岛屿海岸线超过14000千米。我国主张管辖的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海平面上升后由这些岛屿产生的专属经济区及连带主权利益，将大为受损，与此相应，在相关海域的国际岛屿之争也日趋激烈。
海平面的上升将造成我国东部特别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江苏浙北沿岸地带的陆地沿海线大面积西进，与此相应，中国东部海域则大面积扩大。海水向中国中原腹地浸入至北京附近，以泰山为中心，山东有可能成为海水包围的“岛屿”。这些将导致中国东部海域纵深加大，并对中国海防造成极为巨大的压力。
届时，中国海上协调力量必须相应地加强和扩大，海军军种的比例必须大幅提升提升。
此外，重新认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线”布局，大幅提升西北和西南的军工装备生产能力，在沿海为海水大幅深入后，西北尤其是西南军事能力托底作用将尤显迫切。
（二）另一种可能：气温持续变冷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但我们也不排除出现另一种非主流意见即前述中国学者崔伟宏、承继成与美国学者S.弗雷德•辛格、法国学者万森•库尔提欧等提出的另一种气候转寒的预测。这些学者认为：
【大约从2014年开始，深度寒冷的气候将会到来。为什么说是深度寒冷呢？按照我们的预测太阳能的强度在2042年（±11年），达到最低。这意味着很冷的时期要到来了，这个时期大约是在2055～2060年（±11年），这个时候太阳能将大大减少，也就是所谓的深度的寒冷。按照我们的评价和分析，温度会下降大约1～1.5℃，这个是很小的值。如果是1℃，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1～1.5℃，虽然在赤道地带感觉不到，但是随着纬度增加，这将是好几倍的增加。因此我们会经历难忍的严寒，就像我们过去在1645～1775年所看到的景象一样。】
学者们提出的1645～1775年，在中国正是明朝刚被清王朝取代、在欧洲则是“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段。由于天气极端寒冷，中国农业尤其是中国北方游牧业陷入极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从关外向关内层层横压下来。关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的北攻，关外有努尔哈赤势力的南压，这些导致1644年明王朝在南北双双夹击中覆灭。同期欧洲发生了近乎世界大战规模的“三十年战争”，战争以1648年双方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其后欧洲被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撕成碎片：一个个至少名义上还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被赋予绝对主权意义，主权不容侵犯的绝对原则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
“从1683年到1700年之间的苏黎世的冬季平均气温，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低1.5℃左右。”极寒天气的出现带给世界的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法兰西在1693年谷物生产量骤减，同年，北法兰西的死亡人数达一成。尤其是在奥弗涅地区，饥荒造成的死亡率达了20%，整个法兰西的死亡人数达到200万人。芬兰在1697年由于饥荒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同期，中国则处于满清新政权大规模镇压各地反抗、恢复秩序阶段。史载当时北方，直隶是“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在南方，扬州、嘉定、江阴、松江、漳州、广州、南昌等城市都受兵火洗劫，湖广也地区也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今后如果天气真的持续转寒，北极冰层将大面积恢复，北极航道也日益封闭，俄国也由此避免了四面受敌的国防困境；而日本及朝鲜半岛国家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与此相应，中国帮助和支援北方牧区人民战胜严寒、稳定社会的工作压力将会加重。
气候变冷将加重中国内部社会稳定治理的压力，这要求中国大幅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中国是一个以小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抗灾能力较差，为此用制度的方式抵御并战胜自然灾变是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曾用“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制度将农民组织起来并由此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避免了明末流民大规模出现从而造成政权颠覆的可能。“人定兮胜天。”如果极端寒冷的气候真的到来，我们当汲取明末的教训和新中国的经验，探索新形势下用社会主义制度将劳动者组织起来的新方式，为战胜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从制度和组织上做好准备。
▍简短的总结
总之，人定兮胜天，人不定兮天胜。汉初天寒，武帝奋起抵御北方匈奴南犯，使中国避免了已出现的欧洲式碎片化的趋势，12世纪初的“靖康之耻”是心散的结果，而15世纪中叶“土木之变”后明朝守卫京师的军民挽狂澜于既倒，明王朝由此避免了宋朝“靖康”之后苟且江南的厄运。12世纪中叶以来持续上升的暖期冲顶后即将回落，蒙古人扼住命运的咽喉，奋力崛起，通过战争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由此避免了在气温陡然下降后可能出现的“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的下场。
天变不足畏，在远古生存竞争中，被打败并从森林落荒逃出的古猿，后来便发展为人类；而昔时胜利并占据森林的，则成了被人类追猎捕杀的猴子。人类从诞生迄今既经历了大冰期，也经历了大暖期海水上升引发的“洪水期”，每次灾变过后，人类都产生出更加强大的抵御自然灾变的能力。参天大树生长于荒野，旷世英雄诞生于边缘。不管气候向哪个方向转变，逆来顺受只能自取灭亡，而积极应对、奋而进取，仍可争取到光明的前景。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2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