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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苏联向中国“逼债”说的缘起

2019-11-2 23:3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412| 评论: 0|原作者: 张善鹏|来自: 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摘要: 沈志华在其《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传闻中所说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徐焰在其《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一文中,也说“中共中央从来不提苏联逼债”,该说法只是“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 ...



沈志华在其《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传闻中所说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徐焰在其《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一文中,也说“中共中央从来不提苏联逼债”,该说法只是“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

  20世纪50年代,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对苏联欠下大量债务。这是不争的事实。1960年,在中国遭遇经济困难之时,苏联有没有向中国逼债,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沈志华在其《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传闻中所说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徐焰在其《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一文中,也说“中共中央从来不提苏联逼债”,该说法只是“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史云在其《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红旗文稿》2013年第12期)一文中,援引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的回忆,证实苏联一位外贸部副部长确曾前来向周总理逼债。童欣在其《对1960-1961年苏联向中国“逼债”一说的辨析》(《冷战国际史研究》2016年第21期)一文中,也依据东欧国家解密档案,证实东德高官也曾前来要账,被中方视为“逼债者”。童文据此推断,“苏联逼债”说即“苏东逼债”说,源自中央工作人员真实的主观感受,继而由上到下流传开来。

  笔者注意到,上述学者的论据之中,皆未充分援引毛泽东本人关于苏联逼债问题的看法。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至少两度向外宾提及此事,而且当时皆有中方其他领导人在场。所谓“中央从来不提苏联逼债”一说,是不能成立的。笔者认为,在“苏联逼债”说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毛泽东是一个关键人物。理清毛泽东本人当年的相关看法,应当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苏联逼债”问题的真相。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在这次访苏期间,中苏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根据这一条款,中苏在20世纪50年代展开了密切的经济合作。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并派出上千名专家援华。对此,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十分感激,亲切地称苏联为“老大哥”,中苏两国也互称“兄弟国家”。

  苏共与中共虽然也号称“兄弟党”,但由于苏共创立早,实力强,威望高,颇有“长兄如父”之势。在斯大林领导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期间,苏共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兄弟党之间形同父子。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这种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自1959年起,赫鲁晓夫多次公开点名批评乃至侮辱中共领导人,如将毛泽东比作“好斗的公鸡”、“老套鞋”。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更是以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斥责中共为“疯子”,还唆使其他一些党的代表诬蔑中共为“教条主义者”、“左倾冒险主义分子”、“假革命”、“宗派主义者”、“比南斯拉夫还坏”,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1960年7月,赫鲁晓夫继续向中共施压。16日,苏联政府宣布全部召回其在华专家。25日,这些专家开始陆续回国,给他们所在的中国单位造成了突如其来的损失和困难。

  7月3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苏联撤走专家问题和对外贸易问题的报告。周总理说:“苏联撤退专家,影响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想拿这个来压我们。”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欠苏联的主要是粮、油、肉、蛋四种农产品。外贸方面现在欠它十六亿多卢布,加上到期应还的贷款七亿卢布,明年需要还账二十三亿卢布。”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会上群情激愤,大家表示勒紧裤带也要还债。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说:“争取明年还清这个账。”

  1960年是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一年,赫鲁晓夫施加的经济压力,使这一情况雪上加霜。面对这一危机,毛泽东决定穷且益坚,勒紧裤带还债。这年10月,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另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汪东兴回忆,1960年12月,毛主席也曾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困难状况持续了两年半:1960年、1961年,以及1962年上半年。1962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渡过难关之后,中国不但加快了偿还苏联债务的步伐,也加大了对前来求援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帮扶力度。

  1964年7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部长瓦西杜扎曼时表示,中方愿意给予巴方贷款,而且“不要特权,不要特惠”。周总理说:“我们的贷款一是无息,二是长期,三是可以延期偿还,四是不还也可以。我们给人家贷款是为了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而不是使人家背上包袱,成为人家发展经济的障碍。”次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瓦西杜扎曼。毛泽东说:“我们之间谁也不想剥削和压迫谁,我们之间讲平等,因此我们能够成为平等的朋友。中巴两国经济都不发达,应该互相支持。”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自己。苏联还逼我们还债,到明年可以还清。”

  据次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毛泽东在讲上述这番话时,在场的巴方人员还有瓦西杜扎曼的随行人员,以及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中方人员则有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贸部部长助理兼海关总署署长林海云,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

  毛主席亲口所讲的“苏联逼债”说,想必会给在场的巴方和中方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苏联向中国“逼债”的说法,应该不止在中国自上而下流传,而且由内而外,传到了中国的邻国巴基斯坦。

  

  如果说叶季壮部长和丁国钰大使尚不能算“中央领导”的话,那么,周恩来总理的中央领导人身份,则是毫无争议的。1966年7月11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尼泊尔王国太子比兰德拉时,再次提及苏联曾向中国逼债一事,而当时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都在场。毛主席当时接见的尼方人员还有喜马拉雅·沙阿亲王和他的夫人普林塞普·沙阿公主,以及其他随行人员。

  毛主席当时对比兰德拉王子说:“人是被迫努力的,我们也是被迫的。别人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靠自己。我们一直说自力更生,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听。这一下,真的听了。所以,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是件好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搞了石油,还有其他建设项目。人家还逼我们还账,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再过两年也可以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

  毛主席上面所说的“别人”、“人家”,无疑指的是苏联。此后,“苏联逼债”的说法,应该不止深深地留在周总理和韩念龙副外长的心里,而且跨过喜马拉雅山,传到了中国的南亚邻国尼泊尔。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从来不提苏联逼债”之说,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确实曾对中国逼债。他不但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给国际友人宣讲的。这一史实,对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逼债”问题,应该有所帮助。

  注释: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234、23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47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376页。

  “毛主席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人民日报》,1964年7月17日,第1版。

  “毛主席接见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人民日报》,1966年7月13日,第1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98页。

  (本文作者张善鹏,历史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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