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对苏联欠下大量债务。这是不争的事实。1960年，在中国遭遇经济困难之时，苏联有没有向中国逼债，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沈志华在其《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传闻中所说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徐焰在其《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一文中，也说“中共中央从来不提苏联逼债”，该说法只是“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史云在其《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红旗文稿》2013年第12期)一文中，援引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的回忆，证实苏联一位外贸部副部长确曾前来向周总理逼债。童欣在其《对1960-1961年苏联向中国“逼债”一说的辨析》(《冷战国际史研究》2016年第21期)一文中，也依据东欧国家解密档案，证实东德高官也曾前来要账，被中方视为“逼债者”。童文据此推断，“苏联逼债”说即“苏东逼债”说，源自中央工作人员真实的主观感受，继而由上到下流传开来。
笔者注意到，上述学者的论据之中，皆未充分援引毛泽东本人关于苏联逼债问题的看法。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至少两度向外宾提及此事，而且当时皆有中方其他领导人在场。所谓“中央从来不提苏联逼债”一说，是不能成立的。笔者认为，在“苏联逼债”说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毛泽东是一个关键人物。理清毛泽东本人当年的相关看法，应当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苏联逼债”问题的真相。
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在这次访苏期间，中苏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根据这一条款，中苏在20世纪50年代展开了密切的经济合作。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并派出上千名专家援华。对此，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十分感激，亲切地称苏联为“老大哥”，中苏两国也互称“兄弟国家”。
苏共与中共虽然也号称“兄弟党”，但由于苏共创立早，实力强，威望高，颇有“长兄如父”之势。在斯大林领导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期间，苏共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兄弟党之间形同父子。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这种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自1959年起，赫鲁晓夫多次公开点名批评乃至侮辱中共领导人，如将毛泽东比作“好斗的公鸡”、“老套鞋”。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更是以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斥责中共为“疯子”，还唆使其他一些党的代表诬蔑中共为“教条主义者”、“左倾冒险主义分子”、“假革命”、“宗派主义者”、“比南斯拉夫还坏”，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1960年7月，赫鲁晓夫继续向中共施压。16日，苏联政府宣布全部召回其在华专家。25日，这些专家开始陆续回国，给他们所在的中国单位造成了突如其来的损失和困难。
7月3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苏联撤走专家问题和对外贸易问题的报告。周总理说：“苏联撤退专家，影响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想拿这个来压我们。”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欠苏联的主要是粮、油、肉、蛋四种农产品。外贸方面现在欠它十六亿多卢布，加上到期应还的贷款七亿卢布，明年需要还账二十三亿卢布。”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会上群情激愤，大家表示勒紧裤带也要还债。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说：“争取明年还清这个账。”
1960年是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一年，赫鲁晓夫施加的经济压力，使这一情况雪上加霜。面对这一危机，毛泽东决定穷且益坚，勒紧裤带还债。这年10月，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另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汪东兴回忆，1960年12月，毛主席也曾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
二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困难状况持续了两年半：1960年、1961年，以及1962年上半年。1962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渡过难关之后，中国不但加快了偿还苏联债务的步伐，也加大了对前来求援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帮扶力度。
1964年7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部长瓦西杜扎曼时表示，中方愿意给予巴方贷款，而且“不要特权，不要特惠”。周总理说：“我们的贷款一是无息，二是长期，三是可以延期偿还，四是不还也可以。我们给人家贷款是为了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而不是使人家背上包袱，成为人家发展经济的障碍。”次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瓦西杜扎曼。毛泽东说：“我们之间谁也不想剥削和压迫谁，我们之间讲平等，因此我们能够成为平等的朋友。中巴两国经济都不发达，应该互相支持。”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自己。苏联还逼我们还债，到明年可以还清。”
据次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毛泽东在讲上述这番话时，在场的巴方人员还有瓦西杜扎曼的随行人员，以及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中方人员则有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贸部部长助理兼海关总署署长林海云，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
毛主席亲口所讲的“苏联逼债”说，想必会给在场的巴方和中方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苏联向中国“逼债”的说法，应该不止在中国自上而下流传，而且由内而外，传到了中国的邻国巴基斯坦。
三
如果说叶季壮部长和丁国钰大使尚不能算“中央领导”的话，那么，周恩来总理的中央领导人身份，则是毫无争议的。1966年7月11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尼泊尔王国太子比兰德拉时，再次提及苏联曾向中国逼债一事，而当时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都在场。毛主席当时接见的尼方人员还有喜马拉雅·沙阿亲王和他的夫人普林塞普·沙阿公主，以及其他随行人员。
毛主席当时对比兰德拉王子说：“人是被迫努力的，我们也是被迫的。别人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靠自己。我们一直说自力更生，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听。这一下，真的听了。所以，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是件好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搞了石油，还有其他建设项目。人家还逼我们还账，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再过两年也可以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
毛主席上面所说的“别人”、“人家”，无疑指的是苏联。此后，“苏联逼债”的说法，应该不止深深地留在周总理和韩念龙副外长的心里，而且跨过喜马拉雅山，传到了中国的南亚邻国尼泊尔。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从来不提苏联逼债”之说，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确实曾对中国逼债。他不但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给国际友人宣讲的。这一史实，对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逼债”问题，应该有所帮助。
注释：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234、23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47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376页。
“毛主席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人民日报》，1964年7月17日，第1版。
“毛主席接见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人民日报》，1966年7月13日，第1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98页。
(本文作者张善鹏，历史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