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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输出自由市场民主,却收获种族仇恨与全球动荡?

2019-11-8 23:1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814| 评论: 0|原作者: 蔡美儿|来自: 红歌会网

摘要: 在世界上那些存在普遍贫困和一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众多国家中,民主和市场只能处于彼此强烈的对峙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化的同时并举正以极可预料的方式不断地催化着种族冲突,导致着灾难性后果,包括种族灭绝性的暴力以及对市场和民主自身的颠覆。



在世界上那些存在普遍贫困和一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众多国家中,民主和市场--至少以目前它们被推行的形式来说--只能处于彼此强烈的对峙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化的同时并举正以极可预料的方式不断地催化着种族冲突,导致着灾难性后果,包括种族灭绝性的暴力以及对市场和民主自身的颠覆。这已经成为以往20年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严肃的教训。

  起火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与种族仇恨、全球动荡

  蔡美儿 著  刘怀昭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全球化与种族仇恨

  AMY CHUA(蔡美儿)

  1994年9月一个天高云淡的清晨,我接到母亲从加州打来的电话。她压低声音告诉我说,我的姑妈莉安娜,也就是我父亲的孪生姐姐,在菲律宾自己的家中遭到谋杀,被她自己的司机割喉。母亲用我们老家的客家话告知了我这一消息,但"谋杀"这个词她是用英语讲的,仿佛是要凭借语言的墙壁,将这一事件阻挡在我们家门外。

  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自己的亲人被谋杀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我父亲的悲痛是难以名状的;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在这一话题上打破沉默。而在我们家其他成员的感觉中,悲痛之外还有不光彩的成分。对于华人来说,运气乃积德使然,一个走运的人是从来不会遭到谋杀的,就如同有先天缺陷或嫁给一个菲律宾人一样,被谋杀是可耻的事。

  我和我的三个妹妹都非常喜欢莉安娜姑妈,她是个身材娇小、性情古怪的人,终生未嫁。像许多有钱的菲律宾华人一样,她在檀香山、旧金山和芝加哥都开有各种银行账户。她常来美国看我们,她和我父亲有着孪生姐弟之间才会有的那种亲密。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她在侄女们身上很是大方,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她送的礼物也越来越贵重。在我10岁生日时,她送给我10粒小钻石,用卫生纸包着。我姑妈酷爱钻石,一买就是十几二十颗,然后装在伊丽莎白·雅顿保湿面霜的空瓶子里,有些甚至就放在她洗手间的架子上。她喜欢积攒东西,我们在麦当劳用餐时,她会把免费的小袋番茄酱塞满她的古奇手袋。

  根据警方的报告,我的姑妈莉安娜,"一名58岁的独身女子",是在1994年9月12日晚上8时左右在她的客厅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女佣中有两人受到讯问并交代说,我姑妈的司机尼洛·阿比克在她俩知情并提供协助的情况下,策划和实施了这一谋杀行为。"在案发前数小时,目击者看见被告正在磨那把据知用于作案的刀。"杀人后,"被告与两名目击者会面,告诉她们说东家死了。当时他戴着一双沾着血迹的白手套,手中还握着刀,刀上也同样沾有血迹"。但是,接下来警方称,逮捕令未及执行,阿比克就"失踪了"。两名女佣则予以释放。

  同时,在马尼拉有名望的华人墓地,我家的亲戚们为我的姑妈举办了一个隐秘的葬礼。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这个墓地里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据请来看风水的道士说,由于我姑妈是凶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否则会给活着的亲属带来厄运。于是她被独自安置在一个小墓穴中,与家族的墓穴相邻,但不紧靠着。

  我无法理解我的亲戚们就事论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态度。我的姑妈被伺候她的人、与她朝夕相处的人残酷地杀害了,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足够的震惊?为什么他们不对那两名女佣的获释表示愤慨?当我追问我叔父时,他对我甚至有点不耐烦。"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嘛,"他说,"这里是菲律宾,不是美国。"

  我叔父并非仅仅是麻木。原来,我姑妈的死遵循着一个普遍的模式。在菲律宾,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华裔被绑架,绑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菲律宾裔。许多被绑架者--往往是孩子--都被残酷地杀害,甚至是在付了赎金之后。还有其他一些华人的遇害,像我姑妈那样,不属于绑架撕票,而通常是抢劫性质的。杀害我姑妈的凶手未予捉拿归案也同样不足为奇。菲律宾的警察,他们本身都是出身贫穷的菲裔,在处理这类案子时经常是无动于衷。当有西方记者问到,为什么暴力攻击的目标总是华裔时,一名菲律宾警察咧嘴一笑,说那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

  我的家族属于菲律宾那个人数不起眼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善于经营的华裔少数族群。华裔尽管只占菲律宾人口的1%,却掌控着全国60%的私营经济,包括菲律宾的四条主要航线和几乎所有的银行、酒店、购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团企业。我自己的家族在马尼拉经营一个塑胶工业集团公司。与陈永栽、施至成或吴奕辉这样的巨头相比,我家只不过是"第三等"华裔富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拥有大片上好的地产和几处度假别墅。此外,他们还寄存有装满金条的保险箱,每根金条约有一块士力架棒那么大,但是重得出奇。我自己就有这么一根,是莉安娜姑妈在她去世前几年,作为我从法学院毕业的礼物通过联邦快递寄给我的。

  自姑妈遇害以来,有一段童年的记忆我总是挥之不去。那年我8岁,住我家在马尼拉的高宅大院里。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醒了,到厨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楼下多走了一节楼梯,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绊在了六条大汉的身上。

  我发现了男仆们住的地方。我家的勤杂工、园丁和司机--有时我想象阿比克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正铺着席子睡在肮脏的地板上。那地方散发着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吓坏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跟莉安娜姑妈讲起了这件事,她慈爱地笑起来,解释说,那些仆人(当时住在我家的好像有20个,全部是菲裔)能给我家做工算是走运。要不是有这份活儿干,他们就得上无片瓦地睡在路沟里与老鼠为伍。

  说这话时一个菲佣刚好走进来。我记得她给我姑妈的哈巴狗端来一碗饭。我姑妈接过碗时仍在不停地说着,就好像那女佣不在眼前似的。菲律宾人嘛,她接着说(是用汉语,但显然不在乎那佣人听得懂听不懂),又懒又笨,别无所求。要是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干,他们随时可以请便。说到底,我姑妈说道,他们是雇工,又不是奴隶。

  在菲律宾大约8000万的菲裔人口中,有接近2/3的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40%的人一辈子都居住在临时收容站,470%的菲裔乡下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几乎有1/3的菲裔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卫生设施。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单是穷困的话还好说。穷困本身不会导致人们行凶。最糟糕的情况是,穷困加上受辱、绝望和冤屈。

  在菲律宾,成千上万的菲裔在给华裔打工,但几乎没有华裔为菲裔打工。华裔主导着工商业的每一个社会层面。全球市场经济强化了这一主导地位:当外国投资者到菲律宾做生意时,他们接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除了一小撮腐败的政客和少数西班牙混血的贵族家庭以外,菲律宾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的后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菲律宾所有脏、累、卑微的下等工作都被菲裔包揽了。所有农民都是菲裔。所有的保姆佣人和游民都是菲裔。在马尼拉,数以千计的菲裔曾经生活在柏雅塔斯垃圾山及其周围:发酵中的废弃物堆积成的这个山丘横亘12条街,当地人称之为"乐土"。无家可归的人们就靠在腐烂的食物和动物死尸中翻拣搜寻为生。2000年7月,积聚的沼气导致垃圾山内爆塌陷,闷死了一百多人,包括不少儿童。

  当我向一个叔父问及柏雅塔斯的爆炸时,他不高兴地回答说:"提这事干什么?对于外国投资来说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对此我不以为怪。我的亲戚们的生活完全与当地菲律宾大众隔绝,住在清一色华裔居民的豪华飞地里,街道都以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命名。社区入口处由武装的私家保安把守着。

  每次一想到尼洛·阿比克--他身高6英尺2英寸,而我姑妈只有4英尺11英寸--我的心中就涌起仇恨与厌恶,这种感觉强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有些时刻我也会意识到,华裔确实应该正视广大的菲律宾多数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样的人:在他们眼里,华裔作为剥削者,外来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优越是难以容忍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警方报告中阿比克的"杀人动机"一项,所填写的内容不是抢劫,尽管填写了这个司机盗走的珠宝和钱财。5代之,被当作动机的只有一个词:"报复"。

  在这个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所想象的凶残得多的世界上,我姑妈的被害只是沧海一粟。在美国,我们读到大屠杀和种种野蛮事件,起初远在天边,现在离自己越来越近。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我们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塞族集中营里,女囚反复遭到奸淫,一天好几次,女儿们往往与母亲一起受辱。至于男囚,若是走运的话,就被高唱着国歌的塞族卫兵活活打死;如果没这么幸运的话,他们会被割掉生殖器,或者在枪口下被迫亲手阉割其他被囚的难友,有时是用自己的牙咬下来。先后共有数千人惨遭折磨和杀戮。

  1994年在卢旺达,普通的胡图人在短短3个月间杀死了84万图西人,且常常是用大刀砍死。年幼的孩子回家,看到的是他们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横尸地上,身首分离。

  1998年在雅加达,印尼暴徒叫喊着打、砸、抢了数百家华裔店铺和住所,烧杀抢掠间有两千人丧生。一名幸存者--一个14岁的华裔女孩子,后来服鼠药自尽。她曾在亲生父母面前惨遭轮奸,并且性器致残。

  1998年在以色列,一名自杀式爆炸者驾驶着满载爆炸物的轿车冲向了一辆校车,校车内有34名犹太小孩,年龄都在6~8岁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类似的事件加剧了,成了家常便饭,成了巴勒斯坦人仇恨的一个强大的集体表达。"我们恨你们,"阿拉法特的一名资深官员在2002年4月对此表示。"空气仇恨你们,大地仇恨你们,树木仇恨你们,你们待在这块土地上毫无结果。"

  2001年9月11日,中东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国飞机。他们摧毁了世贸中心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西南部,6砸死烧死了大约三千人。"美国人,想想吧!为什么你们在全世界到处引起仇恨。"一个阿拉伯示威者高举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除了暴力以外,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吗?答案就在今天世界上三股最大的力量关系上--市场、民主和种族仇恨--的爆炸性碰撞正有增无减。

  本书是关于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充斥在西方以外但几乎未予认识,事实上还时常被看成一种禁忌--它将自由市场民主转化成为引发种族冲突之火的发动机。我所指的这一现象即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少数族群在市场条件下趋向于在经济上起控制作用,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周围的"本土"多数族群。

  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世界上随处可见。在菲律宾,在东南亚各国,华人都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1998年,占印尼全国人口3%的华裔控制着大约70%的私营经济,包括所有最大型集团企业。近一段时间,缅甸华裔经营者简直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经济。在南非,白人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并且,在某种更复杂的意义上,在巴西、厄瓜多尔、危地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伊博人在尼日利亚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克罗地亚人在南斯拉夫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犹太人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也几乎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

  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是自由市场民主不起眼却又致命的缺陷。在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存在的社会里,市场和民主不单是偏爱不同人,或者不同阶级,而且偏爱不同族群。市场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手中聚敛财富,经常是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而民主则赋予穷困的大多数人政治力量。在此情况下,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成为启动潜在的灾难性民族国家主义的发动机,造成备感挫折的"本土"多数族群--那些很容易被拉选票的投机政客煽动的人们--起而对抗他们所仇视的富有的少数族群。今天,这一矛盾正在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上演,从印尼到塞拉利昂,从津巴布韦到委内瑞拉,从俄罗斯到中东。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这一矛盾也开始在美国出现。

  全球反美主义的产生有诸多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之一乃是自由市场和民主在全球的扩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市场都被极大地理解为是在强化美国的财富及其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的平民主义者和民主运动将力量、合法性和发言权赋予世界上贫困、迷惘和被排斥的群众。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比美国人更容易承认这一点:自由、公平的选举会把权力带给反市场、反美的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人一直大力地在世界范围内同时推进市场化和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受挫群体的愤怒牵引到自己身上。

  自由市场民主与世界各地的种族纷争之间的关系是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但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这一现象引发了复杂的纠葛,同时躲过了全球化的热衷者及其批评者的视线。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由市场和民主在世界上空前的扩展构成,并因这一扩展而激化。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顾问、利益集团和基金会,一直在各发展中国家及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竭力推进自由市场民主。一些时候,我们的努力已经几近荒唐。例如,有这样一个美国自由市场顾问团在蒙古的伤心故事。在这些美国人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一名蒙古官员请他们多寄一些卷帙浩繁的美国安全法,即那种单面复印的文件。这些美国人听到这样的请求都一阵狂喜。可惜的是,原来蒙古人对这一文件的兴趣点并不在其内容,而在每页空白的那一面,因为这些复印件可用以缓解蒙古政府时常出现的纸张短缺。

  美国政府还曾雇用总部在纽约的世界最大的公关公司博雅,来帮忙向哈萨克斯坦人民推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诸多博雅公关的创意中,有一个是他们开发的歌颂私有化的小型系列电视肥皂剧。其中一集讲的是,两个倒霉的家庭极渴望住上新房子,但他们不知怎样建造。突然间一只热气球从天而降,上面有"索罗斯基金会"的醒目字样。美国人从热气球中蜂拥而出,建起了房子,然后甩手而去,只留下感激不已的哈萨克斯坦人雀跃欢呼。

  但最终,关于美国人幼稚和无能的故事还只是插曲而已。事实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人领导下的市场和民主的全球性扩展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了世界。直接地,同时也通过强有力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帮忙将资本主义和民主选举带给数以亿计的民众。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席卷了世界,带着投票箱和汉堡王、hip-hop音乐和好莱坞、银行条码和美国人起草的规章制度。

  在全球化的支持者中盛行的一个观点是,市场和民主是包治欠发达国家百病的万能药方;市场资本主义是世上所知最有效的经济体系;民主是世上所知最公正的,也是最尊重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市场和民主的携手并进,就会逐步将世界转化成一个繁荣的社区、远离战争的各国,并将个体转化成自由的、具有文明意识的公民和消费者。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便是这一主流观点的重要代表。在其畅销书《凌志车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他再造了一个美林投资银行,并说"自由市场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正在允许各地更多的人将志向化为成就",消除的"不仅是地理的边界,还有人的边界"。全球化,弗里德曼描述道,倾向于把所有敌友都转化为"竞争者"。弗里德曼还提出了他的"预防冲突的金拱门理论"(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声称"没有哪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彼此打过仗......"(不幸的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盖迪斯指出,"美国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们恰恰选择那样一个不吉利的时刻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那个城市中的麦当劳多得令人尴尬"。)

  对于全球化的拥趸来说,对世界上的集体仇恨及种族暴乱进行治愈的方法是直截了当的: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民主。于是,在"9·11"事件之后,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争鸣文章,指出印度和孟加拉国是中东的好"榜样",并辩称,对恐怖主义和激进伊斯兰教徒的解决之道就是"喂?喂?这有个口信,那就是民主,笨蛋!"--"多种族的、多元主义的、自由市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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