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输出自由市场民主，却收获种族仇恨与全球动荡？

　与之相反，本书提出的严肃论点是，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场和民主的全球扩展是集体仇恨和种族暴乱的一个首要的、使之恶化的原因。在世界上存在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许多社会里，市场和民主并非相得益彰。由于市场和民主在这样的社会中施惠于不同的族群，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便造成了极不稳定、极易摩擦起火的状态。市场将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在时常处于贫困的多数族群中挑起嫉妒和仇恨。从绝对意义上说，多数族群的生活可能会得到改善，也可能得不到改善，这也是许多全球化讨论的集中争议所在，但任何意义上的改善都敌不过他们的持续贫困和他们所仇视的少数族群非凡的经济成功。更为耻辱的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同他们的外国投资伙伴一道，总是会进一步控制该国家经济要害，即往往是象征着一个民族的遗产和特征的那部分--石油之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钻石之于南非，白银和锡之于玻利维亚，柚木和红宝石之于缅甸。

　　民主在此情况下的引进，并不会将一个国民社区中的选民转变为思想开放的公民伙伴(cocitizen)。相反，对选票的角逐助长了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们将遭人嫉恨的少数族群当作替罪羊，煽动种族民主主义运动，提出要让"国家的真正主人"重新获得国家的财富和民族身份。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为民主的全球扩展而欢呼的时候，种族化的政治口号也激增了："格鲁吉亚属于格鲁吉亚人"、"厄立特里亚人滚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属于肯尼亚人"、"白人应该离开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人"、"塞尔维亚属于塞族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胡图的力量"、"阿萨姆属于阿萨姆人"、"犹太人滚出俄罗斯"。罗马尼亚的2001年总统候选人瓦迪姆·图多尔可没这么简单扼要。他在竞选中提及历史上和经济上都占主导地位的匈牙利少数族群时，自诩说"我是刺穿者弗拉德"(Vlad theImpaler，指弗拉德王子，15世纪一位抵抗土耳其侵略的罗马尼亚英雄。他也是个变态残酷的人，屠杀过无数的土耳其士兵，用长杆将他们刺穿，自己以此取乐，因此有个"刺穿者"封号。--译者)并承诺"我们要将他们直接从他们的匈牙利舌头上吊起来!

　　在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社会里推行自由市场，其结果几乎无一例外不是遭到对抗。对抗的表现形式一般为三种：一是对市场的对抗，将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财富当作靶子;二是亲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力量对民主的对抗;三是对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本身实行的暴力，有时这种对抗是种族灭绝性质的。

　　津巴布韦的今天便是对第一种对抗形式的生动诠释--一种以种族为标靶的反市场的对抗现象。多年来，罗伯特·穆加贝总统一直在鼓励着对白人所拥有的上千万英亩商用农田的抢夺。如一位津巴布韦人解释说："土地是我们的，外国人不应该在这里拥有土地。没有哪个津巴布韦黑人在英国拥有土地，又为什么有欧洲人拥有这里的土地?"穆加贝本人说得更为直截了当："直戳白人--我们真正的敌人--的心口之痛!"这个国家中的多数白种"外国人"都是第三代津巴布韦人。虽然仅占人口的1%,却世代控制着这个国家70%的上好土地，这主要表现在高产的3000英亩烟草甘蔗种植园。

　　眼看着津巴布韦的经济因大规模的土地抢夺而急剧下滑，美英两国携手与十几个人权组织一道，敦促穆加贝总统下台，高调呼吁"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将民主当成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太过天真的想法。或许，若穆加贝没有犯规，原本会输掉2002年的选举。但即使如此，千万别忘了穆加贝本人就是民主的产物。作为津巴布韦黑人解放运动的英雄和在群众中呼风唤雨的大师，他在受到严格监督的1980年选举中大获全胜，许诺要征用被白人"偷走"的土地。对这一许诺的不断重复使得他从此在选举中无往不胜。此外，穆加贝的掠地运动也是此民主进程的另一产物，它在时间上巧作安排，成为2000年和2002年选举的先声，并且经过精心谋划，调动起民众去支持穆加贝濒临崩溃的政权。

　　在有经济优势的少数族群与有人口优势的贫困的多数族群之间的博弈中，多数族群并非永远占上风。除了对市场的对抗以外，另一种结局是对民主的对抗，即牺牲多数族群的意志而使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受益。有关这一动态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实际上，本书将表明，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全部涉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从费迪南德·马科斯在菲律宾袒护华人的统治，到塞拉利昂总统赛厄卡·史蒂文斯与5名黎巴嫩珠宝商的影子同盟，直到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与几个印度巨头的"业务安排"。

　　第三种也是最惨烈的一种对抗，是多数族群支持下的、旨在消灭某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暴力。两个最近的例子是南斯拉夫发生的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清洗以及卢旺达的图西族大屠杀。这两起事件中都有遭到嫉恨的、其富裕程度与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少数族群受到相对贫困的多数人的攻击，而其攻击都受到种族民族主义政府的煽动。12换句话说，市场和民主是卢旺达和南斯拉夫种族屠杀形成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但本书将试图为之辩护。

　　值得称道的是，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提醒人们注意到自由市场产生的古怪的失衡状况。20世纪90年代，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上帝之下的一体市场》(One Market under God)中写道，全球市场使"公司成为地球上最强有力的机构"，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转变成"有史以来最富的精英阶层之一"，同时，从美国到印尼，"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决绝态度遗忘了穷人"。站到弗兰克一边对"万能的市场"进行批评的是一群奇特的同盟者：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国农场主和工厂工人、环保主义者、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人权活动家、第三世界的捍卫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在西雅图、达沃斯、热那亚和纽约进行抗议活动的其他组织。全球化的辩护者们回应说--其理由不失正当--没有全球市场化，世界上的穷人甚至会更穷。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显示，除了一些重要的特例以外--包括大部分非洲地区--全球化的"涓流下渗"("trickle down")使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和富人一样获得了收益。

　　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如同他们鼓吹全球化的对手一样，全球化的西方批评者们忽视了市场不均问题的种族层面。他们倾向于从阶级冲突而不是种族冲突的角度看待贫富问题。这一视角或许在先进的西方国家是有意义的，但发展中国家的种族现实却与西方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提供的经世之道在运用到非西方社会时往往是短视甚至是危险的。

　　本质上，反全球化运动所要的一件东西是更多的民主。所以该运动的大祭司之一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澄清说，从总体上看并不存在反对"全球化"的斗争，只有反对一小撮"救世主"以牺牲真正民主的社区为代价而树立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如出一辙地，在2002年的巴西"世界社会论坛"13上，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成员洛瑞·华莱士(Lori Wallach)拒绝被贴上"反全球化"的标签，并解释说，"我们的运动，实在说来，要的是全球民主、平等、多元、公正和生活素质"。华莱士还警告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么顺应全世界人民的意志，要么完蛋"。继而响应这些言论的至少十多家非政府组织呼吁"民主地使世界上的贫困大多数强大起来"。

　　鉴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种族动态，尤其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仅仅"使世界上的贫困大多数强大起来"是不够的。因为使卢旺达的胡图强大起来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使塞尔维亚的塞族人强大起来亦同样差强人意。

　　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要求对全球市场造成的巨大的贫富不均现象给予更多关注，在这点上他们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将市场当作解救世人于贫困和倾轧的万灵药是危险的一样，将民主看作包治百病同样是危险的。从长远看，市场和民主或许能给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社会带来最佳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但在短期内，市场和民主却是问题的一部分。

　　"市场"、"民主"、"种族"的概念都是众所周知而难以定义的。部分原因是对这些词的解释无一是准确的。事实上，我在这本书中所希望表明的正是：目前，在发展中和后共产主义国家所力促施行的"市场体系"，与当代西方国家中所存在的有很大区别;目前，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化"进程，与西方国家自己所经历过的并不是一回事;"种族"则是一种不确定的、人为的和具有被操纵的危险的概念。

　　尽管如此，我仍愿就我对这些词的使用逐一进行说明。在西方，"市场经济"或"市场体系"这样的词是指主要基于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宽泛经济体系，由政府进行实质的(如在美国的情况)或广泛的(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情况)规范和再分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一直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推动原始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一种早已被西方抛弃了的市场形式。在本书中，除非另外说明，"市场化"、"市场"和"市场改革"这些词指的是那种实际上目前在西方以外实施的、亲资本主义的举措。这些举措的特色包括私有化、对国家补贴和控制的去除、自由贸易以及亲外国投资的积极意向。在实际操作中，它们极少--如果有的话--会有实质性的再分配措施。

　　类似地，尽管"民主"千姿百态，我将用"民主化"这个词指代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中实际推行和实施的那种政治改革。因此，"民主化"将主要指那种贯彻始终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驱使的，即实施以普选权进行的当即的选举。毋庸赘言，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必然包括更多的实质性原则，比如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少数族群的保护。但是将这些原则纳入民主的定义无异于将期望与现实混为一谈。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一夜之间实现的普选权同时并举过，而这一自由市场民主的配方现在却被强加给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

　　种族是另一个引起众多争议的值得商榷的概念。为本书的宗旨起见，我将假定"种族"不是一个能够科学地确定的形态。相反，"种族"所指的将是某种集体身份的识别，一种归属于某一人群的感觉，即"家族谱系的一种广泛延伸了的形式"的体验。这一种族的定义用意非常宽泛，并认可了对其主观领悟的重要性。它涵盖了人种上的区别(例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地域来源上的区别(例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和印第安人)，语言的、宗教的、部落的和其他文化上的区别(例如肯尼亚的基库尤部落和卡伦今部落，或者中东的犹太人与穆斯林)。

　　种族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转换中并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例如在卢旺达，占人口14%的图西少数族群，作为有牛的贵族阶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操纵胡图多数族群4个世纪。但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间里，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这两族人讲同样的语言，出现了通婚现象，成功的胡图人会"成为图西人"。但这些在比利时人到来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这些沉浸在似是而非的人种优劣理论中的人们以鼻子的长度和头盖骨的周长为依据颁发了种族识别卡。它所导致的更为鲜明的种族区分后来被胡图力量的领袖所利用。类似的种族边界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各地亦然--那里常言说是没有"种族区分"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混血"--大量贫困的玻利维亚人、智利人和秘鲁人突然间得知他们是艾玛拉人、印加人或干脆是印第安人，凡此种种最能引起共鸣和可资调动的身份。这些本土化运动未必是好事也未必是坏事，但它们具有极富感染力的效能。

　　与此同时，种族身份罕有是凭空树立起来的。对身份的主观领悟依靠的往往是个体所赋予的更"客观"的特质，而这些特质的赋予是基于--举例说--形态特征、语言的不同或血统世系。试试去告诉黑种和白种津巴布韦人他们只是在想象他们的种族区别--所谓"种族是一种社会概念"--他们会至少在一件事上意见一致：你这么说于事无补。更具体的切合实际的情况是津巴布韦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通婚几乎不存在，正如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或者中东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差不多没有通婚现象一样。那样的种族身份可能同时是出自人类想象的人造制品，它植根于历史最黑暗的幽秘之处--形态不定并具有可操纵性，同时又举足轻重到了足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步--这正是使得种族冲突如此令人吃惊地难以理解和控制的原因。

　　我的观点，经常会遇到一些误解。在此我要讲清楚，我不争辩什么，以尽可能排除一部分误解。首先，这本书并不提供某种适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理论。确实有不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阿根廷是两个主要例子。其次，我并不争辩说种族冲突只在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存在的情况下出现。将经济上受压迫群体作为种族仇恨目标的实例不胜枚举。最后，我绝不试图将任何特别的种族暴力个案--无论是南斯拉夫各方都难辞其咎的大屠杀还是对美国的袭击--归罪于经济怨恨，归罪于市场，归罪于民主，归罪于全球化，或归罪于任何其他单个原因。大量交叉的因素和复杂的机制，例如宗教、历史宿怨、领土争端，或者某一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常常在起作用。

　　我的观点是，在世界上那些存在普遍贫困和一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众多国家中，民主和市场--至少以目前它们被推行的形式来说--只能处于彼此强烈的对峙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化的同时并举正以极可预料的方式不断地催化着种族冲突，导致着灾难性后果，包括种族灭绝性的暴力以及对市场和民主自身的颠覆。这已经成为以往20年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严肃的教训。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讨论全球化的经济影响。与那些热衷者所料想的相悖，西方以外的自由市场并未均衡地播撒财富并造福于整个发展中社会。相反，它们倾向于将炫人的财富集中到某个"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在饱尝挫折和贫困的多数族群中造成种族仇恨。

　　将民主加入这个不稳定的混合剂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二部分致力于探讨全球化的政治后果。在存在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国家里，民主不是在强化市场效益和致富效果，而是导向强大的种族民族主义的(ethnonationalist)、反市场的压力，并惯常地招致私产充公、社会动荡、强权弹压和暴力相向。

　　第三部分讨论西方过去以及现在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以及种族民族主义现象。同时本章也对未来作一展望：对于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自由市场民主的过程中注入的一触即发的不稳定性，人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我的主张是：美国不应对外输出西方自己已经排斥了的、不加限制的、自由放任形式的市场，一如美国不应对外推行不加限制的、当即的多数族群统治--这种西方已予排斥的民主形式。因而，最终我要阐述的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