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告别的“葬礼”——八十年代中后期知青小说对农民形象的重新塑造 ... ... ... ... ...

小说发表后不久，就有人在《文学报》上称赞该小说对田家祥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深刻写出中国农民的灵魂”。[13]董健也在评论文章中指出田家祥是一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农民形象，并把他与新时期文学中其他的农民形象联系了起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田家祥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典型，这是作者的一个新创造和新发现。在新时期文学中曾出现过陈奂生、冯么爸等一些引人注目的农民形象。而这个田家祥以迥然不同的姿态和风貌站在我们面前，简直可以说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14]

何西来则在《文学评论》上撰文，指出小说虽然有缺陷，但在塑造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方面却“相当成功”。他着重分析了田家祥的性格：

田家祥的性格结构中，有着浓厚的封建因素，这种封建因素，是狭隘的、闭塞的和保守的小农经济的产物，是他所代表的农民阶级给予他的。极左思潮，由于自身所带有的封建性质，恰好契合了田家祥性格中的封建因素，从而为他的登场提供了最合的条件。[15]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地认定田家祥的形象就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在指出田家祥性格复杂的同时，突出强调了他的“狭隘”、“闭塞”和“保守”的一面，并为他的这些缺陷找到了历史原因。这些论述很显然都有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1980年代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反思，以及以新的价值为导向的“改革”。人们在将“文革”判定为“一场浩劫”的同时，急于需要对这场“浩劫”何以发生进行解释。于是有关农民和农民革命的论述浮出历史地表，这一论述为人们面对历史创伤时找到“农民/封建主义”这个“病灶”，极大缓解了历史创伤所带来的文化焦虑，并为新一轮的启蒙和改革提供了动力。事实上，这正是王兆军创作田家祥这个农民形象的目的：

田家祥这个人物，在我脑里转悠了不止一年两载了。他是一个道地的农民，出身贫贱，极力想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他上升的时期，发挥了农民所特有的聪明才智，并为此隐忍了许多痛苦；当他走到他的顶点时，同是属于他的另一面也就显露出来了：保守、狭隘、残暴……我喜欢这个形象，目的是想通过他看见中国社会的基础，找一找几千年农民革命的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16]

当然，如果社会主义革命被解释成只不过是“几千年农民革命”的又一次重复，那么要找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只有去找农民了。这样的解释显然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复杂性，这里且不论上述解释是否正确，只是想指出新的“农民形象”得以产生，有着时代的深层文化政治原因。

那么作为知青的王兆军在上述文化逻辑中重新塑造农民的“本质”时，他的乡村记忆又将如何得到处理呢？还是让我们回到小说吧。从小说的总体结构来看，作者采用了“悬念”和“解迷”的传统写法。[17]我们知道，“悬念”和“解迷”是侦探故事的常用结构，这种结构建立在“已知的情况（案情）”/“隐藏的真相”或“现象”/“本质”的二元对立之上，在这种结构中，前面的事实尽管有见证人或亲历者并被描绘得非常详细，也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到后面通过一番曲折探索或关键人物的出现，隐藏着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这样的结构安排在本篇小说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亲历者“我”对能表现田家祥正面品质的诸多事情有着鲜活的记忆，但“我”所叙述出的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只有通过另一个人物吕锋，“我”和读者才洞察了田家祥的“真相”，即前文中所概括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的一系列“本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知青的王兆军在处理乡村记忆时的文学策略：将一切与现阶段关于农民的观念相矛盾的记忆都转化为不可信的“假象”！确实，人们只有将“初恋”对象的一切美好品质看成是假象，才有可能将那样刻骨铭心的情感否定和埋葬。而作为曾经为社会主义理想热血沸腾、忘我奋斗的知青一代，只有将与农民们“同甘苦”的一切想象为是一场政治欺骗，才能安心地向过去告别，毫无愧疚地踏上新的道路。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小说开篇时的《题叙》，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忽视了这个《题叙》，但它对理解这篇小说对主人公的塑造极为重要。可以说它揭示了田家祥这个“农民形象”的生成机制。在《题叙》中，叙述者与作者几乎融合为一体，“我”既是小说中的女知青“王晓云”，又是一个“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的书”的大学生。为此，我“处处留意、静观默察，悉心推敲每一句话的农民味，以野兽般贪欲的目光摄取那种只有农民才有的动作”，“我还特意读了一些我以前未用心读的书，如恩格斯的《德国的农民战争》、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以及哈代、托尔斯泰等人的农民题材小说。”“我”的这些努力，使“我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在城市里一眼看出谁来自乡村”。为证明“我”的这种才能，《题叙》中还插入了一个小场面：“我”和同学们打赌，对三位农民进西餐馆的行为做了一番预测，结果一一被“我”言中。三个农民进西餐馆每人只喝了一杯咖啡，其中有一个把咖啡喝得特别干净并把杯子倒竖在嘴上，出来馆之后又贬低咖啡的味道，但在回到村子以后却极力吹嘘咖啡的效力，等等。很显然，这里的农民形象是以一套“知识”为前提，并通过城市人的目光“看出来”的。如果“我”没有“下乡插队”时的经验与记忆的话，这样的农民形象完全可以轻易地成为“我”想象中的那本“关于中国农民的书”的主要内容。但是“我”总觉得自己对农民的心理还没有足够的把握，于是才“利用毕业实习的时间，选择了一个地方，去了解，去调查。”但“我”选择的地方恰恰是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于是所有的记忆都被唤醒了，“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那葱绿的山坡和平展的田畴蕴含着我的悲凄与欢乐、希望与沮丧，深切的哀惋和强烈的忆恋”。与这些记忆一起回到“我”眼前的，是那个“我”热恋过的农民田家祥。正是从这里，小说进入了主题，田家祥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完全颠覆了前面那个带着优越感的城市人“我”眼中可笑的农民形象。这使“我” 感到极大的不安，于是“我”开始寻找自己记忆“背后”的田家祥。小说接下来就变成了一次探索，“我”带着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美好事物的记忆，去寻找一个与记忆不相符的“真相”。结果“我”终于在另一个人（吕锋）的叙述里找到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吕锋成为叙述者时，他也已经离开了田家祥，成了和“我”一样的大学毕业生。所以我们可以设想，“我”最终所找到的另一个知识分子吕锋所叙述的“真相”，只不过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前面那个“我”，将从书本和城市人“目光”中所得到的关于农民的观念作了又一次的“投射”。并且这种“投射”以“真实”的名义，征服了“我”的所有记忆。就像在侦探小说中一样，真正的“凶手”终于被抓到了，大家从此可以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