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告别的“葬礼”——八十年代中后期知青小说对农民形象的重新塑造 ... ... ... ... ...

我们看到，所有的评论者都将主人公田家祥在小说前后所呈现的不同形象，看作是人物性格在时间上的展开，即强调人物形象的差异是由时间（代）所致（这显然是为了配合当时农村改革的意识形态）。所以何西来会将之概括为“从进取到衰颓”，董健将之概括为“历史车轮与英雄末路”，他们没有注意到，小说中前后截然不同的田家祥是由两个人叙述出来的，换句话说，正是不同的叙事角度叙述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农民形象田家祥！一个产生于知青“我”的亲身经历与记忆，一个出自知识分子“吕锋”的叙述。而其实这个吕锋，只是作者在接受了一套有关农民“本质”的论述之后的化身。他掌握了农民性格的逻辑！

事实上，在1980年代的文化氛围里，作者不可避免地浸染了当时关于农民的各种论述，并把那些论述转化为一套关于农民心理的逻辑。在关于田家祥形象的创作谈中，王兆军毫不掩饰自己的创作观：

逻辑是一种规律。只有认识并把握住了人物的心理逻辑，才能算认识了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在文艺作品中也是这样。……而这一些（细节）都是根据田家祥的心理活动的固有逻辑去想象的、创造的，我把这种写法叫心理逻辑指导下的情节扩展和细节衍生。这种做法是否成功，有待探讨……[18]

很显然，从时代所要求的对农民形象的重新塑造来说，小说的“这种做法”是成功的，因为小说的创作与评论者们的要求共享着同样的时代文化逻辑，他们都在对方的叙述中发现自己的观点——那个关于农民“本质”的观点。而所谓田家祥的“心理逻辑”，只不过是“时代逻辑”在创作者自己的无意识中的投射。但小说前后的明显断裂，也为我们提供了知青作家在克服自己的历史记忆重新塑造农民形象时所付出的艰难努力与不轻代价。[19]不过在我看来，这正是知青文学给我们提供的最可保贵的文化遗迹。随着时代的变换，当真切的记忆已经被一套叙事所吞并，这样的文本将不再出现了。

我们可以引用何西来的话来概括小说在当时的历史意义：“曾经那么爱过他的王晓云，却在一个拂晓之前，当东方露出一线微明的时候，为他，也为了自己过去的感情，举行了庄严的‘葬礼’。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葬礼’。它如其说是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性格，不如说是为了一个时代。”[20]是的，一个时代过去了，为了自己能轻松地“跨进新时代”，人们把曾经刻骨铭心的“爱”叙述为是一场欺骗，把曾经献身的理想叙述为一场闹剧。“我”最终将“我”与田家祥的合影埋葬，象征着曾经“共甘苦”的知青（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再次疏离，也象征着曾经紧密的城乡关系再次被抽象化，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理想被“进步的历史”所抛弃。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葬礼，但值得反思的是，接下来的是否是“拂晓”呢？

[1] 更后的还有韩少功的“马桥系列”，不过《马桥词典》诞生的语境已经大大不同。

[2] 如红极一时的莫言的《红高粱》（包括小说和电影）和一系列的“家族”小说。

[3] 朱小平在《为了那片热土——写在〈好男好女〉后面》一文中说：“我要为我们的农民含着泪去发几声呐喊。”参见《好男好女》，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初版。

[4] 《中国青年报》1986年6月20日朱小平和洁非、张陵关于该小说的通信。

[5] 綦立吾《对富足和文明的呼喊：读〈桑树坪纪事〉》，载《红旗》1985年第22期。同一年的《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阎纲评乔典运的小说《村魂》（载《奔流》1984年第8期）的文章《笑比哭难受——读短篇小说〈村魂〉》，也指出小说的主人公张老七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张老七是个老农，重然诺，死心眼，服从变盲从，笑话百出。他既正直又古板，既愚昧又忠诚——愚忠！……张老七的砸石子让我想起阿Q的画圆圈……张老七既令人发笑又令人同情；既被人尊敬又让人嫌弃。”

[6] 同上。

[7]《桑树坪纪事》，1985年《钟山》第3期。

[8] 朱小平在《为了那块热土——写在〈好男好女〉后面》一文中写道：“上山下乡给我提供了一个真正了解社会的最好机会，这不是装模做样的助民劳动，也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生活，是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共同去经历那场磨难和痛苦。当我真正接触了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与其共同经历了那场动乱和磨难之后，我感到了自己的伤感哀叹是多么幼稚可笑，好象是在无病呻吟。我插队的时间并不长，感触却是十分强烈的。耳闻目睹当时农村的现实，我知道了，那场动乱最大的受害者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日复一日含辛茹苦，却只求最低限度的温饱；他们大块大块耕种收获，自己却常常要为斤斤两两而拼死搏斗挣扎；他们养育着我们，自己却常常要靠我们的残羹剩饭去度饥年荒月……这就是我们的农民，他们用枯瘦的却坚忍不拔的脊梁负着我们这个国家，自己却常常被人忘却。今天回首反思，如果没有那段坎坷艰辛的生活经历，我不可能了解我国的农村和农民。” （引自《好男好女》，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初版。）从这里可以对比出，作为知青的朱小平对农民的理解，与评论者对农民的理解有严重的错位。

[9] 同上。

[10] 同上。

[11] 这样的思路到1990年代走到了它的极端，“告别革命”的口号也随之提出。

[12] 相关的论述可参见薛毅《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一文中的第一节，载《天涯》杂志2005年第4期。

[13] 戴翊、周文彬《深刻写出中国农民的灵魂——读长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载《文学报》1985年1月3日第5版。

[14] 董健《历史车轮与英雄末路——读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载《钟山》1985年第1期。

[15] 何西来《从进取到衰颓——评〈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家祥性格》，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

[16] 王兆军《把握人物的心理逻辑——谈〈拂晓前的葬礼〉中田家祥形象的创造》，载《文学报》1985年7月4日第3版。

[17] 这一点何西来也注意到了，他在指出小说的缺陷时指出：“这个作品在艺术上并非无可挑剔。从结构上看，后一半多是前一半留下的悬念的揭示。但将谜底全部晾开，让人一览无余，素来是艺术上的大忌。另外，后一半也远不及前一半写得有声有色，惊心动魄……”。参见何西来《从进取到衰颓——评〈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家祥性格》，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

[18] 王兆军《把握人物的心理逻辑——谈〈拂晓前的葬礼〉中田家祥形象的创造》，载《文学报》1985年7月4日第3版。

[19] 事实上，当时就有人指出小说前后的断裂损害了小说的成就。张伯先在《文艺报》1984年第12期上的“新作短评”中指出：“田家祥以及其它一些人身上的社会主义的印记似乎太少了点（他们毕竟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啊），故事经历的那几年，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巨大事变在作品中的反映似乎过于模糊了些，而田家祥的蜕变似乎也缺少了点过渡，因而显得突兀了些。尤其是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作者通过吕锋的嘴，把田家祥走向英雄之路的种种英雄行为，统统解释为追求个人权欲的手段和计谋，使这个本来还颇爱（虽然同时伴着明显的缺点）的人物，现出了非常不可爱的原形。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研究‘农民心理学’的结果？是为了追求某种艺术效果而造成的失误？不管怎么样，我总觉得这样写，无论对于田家祥，或对于整个农民，都过于苛刻了。”张伯先对于农民的同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也过于天真，没有意识到时代和知识分子正需要塑造这样的农民形象。

[20] 何西来《从进取到衰颓——评〈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家祥性格》，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