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经济学“西化”的原因
苏联结出“500天纲领”的恶果绝不是偶然的。在一个共产党执政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实践原则却要根据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来制定，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最高领导抛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他们迷信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知识界和广大群众淡化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泛滥和侵蚀敞开了绿灯。
(一)苏共高层领导推行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苏联取得主流和主导地位，这与苏共领导抛弃唯物史观，为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所俘虏有着必然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的科技革命推进生产力发展;总结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形成国家宏观调控方式;推行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制度，使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得到某种缓和，经济发展显现出某种活力。面对历史的新变化，苏共领导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性和必然灭亡规律的客观揭示，不再相信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不再问“姓社姓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8年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为了全世界》，[12]公然宣扬“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用这种唯心史观的“新思维”看问题，就会盲目崇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样板;就会无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性质，把它视为对人类有利的现代经济科学;就会无视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吸收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就会无视西方国家推行福利制度的财政支出，实际上包含着利用国际资本垄断地位榨取的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就会无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人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对抗性矛盾并没有根本改变，反而更加深化并扩展到全球。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指导下，他们迎合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采取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竟然启用波波夫、盖达尔、亚夫林斯基这样的一批完全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精英”作为改革出谋划策，放任他们大肆赞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诋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西化“改革派”进入苏共领导核心，打击、压制站出来与西化“精英”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正义力量。当年，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曾主持制定过“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经济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和“500天纲领”曾同时提交戈尔巴乔夫，但是他却表示，他更欣赏“500天纲领”。[13]足见作为苏共最高领导的戈尔巴乔夫在放任经济学“西化”中所起的恶劣作用。
(二)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苏联的所谓主流经济学，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苏联是1965年决定实行经济改革的。[14]尽管说，探讨改革的学术文献中不乏一些从实际出发，主张公有制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科学观点。但是，占主流地位的，先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后来则转向另一个极端，用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这与苏联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唯物史观指导的不良倾向有重要关联。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任何时候，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都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隐藏着的基础”，而相同的经济基础可以由于各种具体因素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15]可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是基础，其具体表现形式又是极为丰富的。然而;苏联经济学界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虽然曾热烈地研讨、争论过公有制问题，但是，这种探讨主要停留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上，而对于这两种所有制的劳动者如何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适应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有效的经济价值，并通过何种流通、分配形式使经济收入返还给劳动者个人，也就是对于这两种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却缺乏深入的研究。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后，经济学界不再重视所有制这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而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影响下，鼓吹“趋同论”，把公有制问题置于管理体制的研讨之外，只研讨国家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资源配置方式等问题，并把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楷模。妖魔化“斯大林模式”，把公有制与“短缺经济”划等号，把公有制本身与旧体制划等号，对苏联的原有经济体制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这些倾向最终导致产生“500天纲领”，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导到彻底改掉公有制。
(三)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
高校是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授的主要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改革中的指导地位，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高校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价值观影响下，苏联高校不断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以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名义，大量传授现代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这就使经济学“西化”在苏联迅速蔓延，滋生出大量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精英”。在改革中提升为苏联副总理、“500天纲领”的发起人亚夫林斯基就是高校的教师。我1990年10月至1991年3月在莫斯科普列哈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深感大学生思想的蜕变。不少大学生说，
【“社会主义，那是乌托邦”，“《资本论》这书过时了!”】
苏联大学生思想普遍地“西化”，成为当时支持私有化改革的社会基础，这是高校学科建设逐步“西化”、不少教师思想逐步“西化”酿成的后果。
(四)放弃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经济学“西化”能够在苏联形成气候，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都诞生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又出现新的发展，这就容易造成从表面看问题的普通群众认为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的错觉。本来如果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以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使苏联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不长的时间内变成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一些弊病，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纠正。可是，苏共领导人却用全人类价值观冲淡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社会上普遍滋生出羡慕西方国家制度，追求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情绪。我亲耳听到一位大学教授说：
【“我爷爷的父亲教育我爷爷要艰苦奋斗，我爷爷又教育我父亲艰苦奋斗，到我们这一代，父亲还是要我们艰苦奋斗，奋斗的结果呢?我们这一代享受到什么?”】
其实，当时的苏联已是中等发达国家，五天工作制;火车卧铺全是软卧;苏联工薪阶层周六一家人可以开着自家小车到郊区别墅度假;36戈比可买一公斤牛奶;感冒发烧到一定温度，打个电话，医务人员就可以赶来诊治……，[16]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人们对这样的生活水平还不满足，这令人惊讶。应当说，苏共领导放弃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各阶层出现追求享乐、不思艰苦奋斗的混乱思想，这也造成了经济学“西化”的社会思想条件。
(五)放任国际资产阶级经济思潮的传播。
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人们如果缺乏鉴别力，容易上当受骗。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三股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潮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了冲击：
一是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新制度经济学，宣扬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通过福利主义经济学，宣扬只要通过公共财政再分配调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可以解决收人不公和社会不稳这种其实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问题。
三是制度“中性”和“趋同论”思潮，通过比较经济学，反对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经济制度，宣扬用动力、决策、信息等经济运行机制来划分经济制度的优劣。
应当说，这些经济学不是没有某种可供借鉴的成分，但是，它们都不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迷信这些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就会忽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就会混淆经济管理体制与根本经济制度，就会对私有化主张失去警惕，就有可能把改革等同于“改掉”公有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价值观的怂恿下，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潮不加分析批判，全盘照搬，终于酿成了苦果。
四、深刻的教训
上述分析表明，唯物史观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后，它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对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起疯狂的瓦解作用，从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亡党亡国。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吸取苏联经济学“西化”的深刻教训，防患于未然。应当牢牢记住，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沿着科学的、有利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轨道发展。因此，必须遵循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决纠正目前存在的一些严重认识误区：
——绝不能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就要依靠西方经济学。尽管我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应当采取辩证的扬弃态度，借鉴其有用的成分。但是，必须充分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是以私有者眼光分析市场经济的，是一种停留在经济表面的、片面的、具有主观性的经济学;它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这个认识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因而弄不清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因果关系，弄不清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与区别，弄不清货币与货币资本的联系与区别，弄不清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关系，弄不清社会再生产运动中各经济部门之间价值补偿与物质补偿之间的内在联系，等等，因而是不科学的理论，它不但不能科学地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也不能科学地指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摆脱危机。须知，由于经济学固有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揭示经济规律的深刻程度上，还不如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形式上即便用足了数理模型，也不能解决其经济分析本身的不科学性问题。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才能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绝不能认为世界上存在什么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现代市场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要搞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种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化的“改制”，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改掉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量变产生质变，私有化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苏联亡党亡国那样的严重后果。要清醒地看到，分配关系是所有制的表现和结果，由于我国不少地区多年来实施私有化“改制”，公有制主体地位已被严重削弱，所以现在才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当前必须通过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振兴公有制经济。有人担心这种主张是要回到旧体制，这是把公有制等于旧体制了。其实，这正是经济学“西化”造成的误区。推行私有化“改制”，改掉的是公有制这个广大劳动人民的“命根子”。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绝不能迷信抽象的普世价值观。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宣扬“全人类的价值”，其实都是用超阶级的人和人类来掩盖现实社会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用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冒充人类的利益;用抽象的自由、公平和正义来掩盖现实社会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不自由、不公平和不正义，用资产阶级自身的自由、公平和正义来冒充所谓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用一般的市场关系或商品货币关系来掩盖包括生产过程和所有制关系在内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冒充一般的市场经济。苏联“500天纲领”在导言中提出“人、自由、市场”三个抽象的关键词，也体现了用这种虚伪的手法来搞私有化改革。宣扬抽象掉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或“普世价值观”，只会模糊人们的视线，让资产阶级的经济观、价值观侵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曾批判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用抽象的公平正义替代唯物史观的腐败风气，他指出：
【“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研究)。”[17]】
马克思的教诲值得我们深思。
——绝不能在经济学领域只反“马教条”，不反“西教条”。须知这样做的后果，实际起了压制、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扶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助长经济学“西化”的作用。应当明白，经济学领域的“马教条”是指一些人不能认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采取“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和学风当然要坚决反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错误的教条，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了”。而“西教条”则除了指一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态度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原理之外，还意味着他们迷信、照搬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其原理本身就具有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和虚伪性等不科学性。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敢于站出来讲话，坚决批判经济学“西化”的不良倾向。
——绝不能认为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苏共领导放任经济学“西化”的实质，就是怂恿资产阶级经济学取代无产阶级经济学，就是怂恿不科学的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经济学，就是让资产阶级来夺取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权，这绝不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的地方，高校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一旦出现“西化”倾向，后果极其危险。中国应当吸取苏联高校培养出了“500天纲领”炮制者的深刻教训。值得强调的是，多年来，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不断呼吁，但是中国高校经济学“西化”倾向的势头至今仍未得到遏制，目前发展到能从事《资本论》教学的教师都明显缺乏了，许多年轻的经济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实际上已是“西化”，这实在是令人忧虑的现象!
[1]《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2 页。
[2]《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 页。
[3]《Программа 500 дней。Переход страны к рыноч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октябрь 1990.
[4]Рабочая группа，образованная совместным решением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и Б. Н. ельцина:《Переход к рынку. Концепция и Программа》.Aвгуст，1990 г. москва《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ечати и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СФСР.
[5]为简略计，本文除另注明出处的之外，以下凡是引自俄文版的《转向市场构想与纲领》及其浓缩版《国家转向市场关系的500 天纲领》的引文，均加引号，但不再一一加注。
[6]为此，可以把这本书及其浓缩版简称“500 天纲领”。
[7]这是笔者听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的教师说的。由于“500 天纲领”起草人之一的亚夫林斯基曾是该校的教师，所以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8]笔者注意到，“500 天纲领”浓缩版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点沾边的只有一处，即在讲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时说，要在新的条件下保证“居民最低消费预算水平”，“……这意味着经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化(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然而，它只从再分配角度讲社会保障，所讲的“社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福利制度体现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309 页。
[10]《资本论》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3 页。
[11]参见《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324 页、第344 页。
[12]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1988。
[13]参见李慎明主编: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475 页。
[14]参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国外经济学讲座》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383 页。
[15]参见《资本论》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 版，第894 - 895 页。
[16]我在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亲历了一件事。一次，一位在该校留学的中国本科生感冒了，我和几位访问学者去看望他。有人提出，苏联有规定，如果病人发烧超过摄氏37. 3°，医务所医生就可出诊，我们何不试试?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校医务所，果然，半个小时不到，来了两位医生给这位本科生量体温，打了针。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0 页。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