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第二身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和具体总体与思维总体的关系存在的错误理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 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21《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马克思用了一种“先验的”方法，因为《资本论》第一卷以商品这一简单的、抽象的范畴为始基范畴。马克思认为，他并不是从“先验的”材料出发，而是从实在的经济现实出发的。这就是马克思认为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研究方法本身包括三个主要环节，这也是研究方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充分地占有材料;二是分析所有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三是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另外，“具体”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涵义：一种是作为“思想总体”前提和基础的“具体总体”，另一 种是作为“思想总体”结果的“具体总体”。马克思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 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14]25这就是讲，在“思想总体”之前的“具体总体”，指的是直观的或者表象的东西。这种直观的或者表象的东西是事物的本体意义的存在，马克思把它称作“具体总体”。这种“具体总体”是“思想总体”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和根据。从“具体总体”存在的直观和表象，到经过思维加工以后变成有序的有系统的“具体总体”，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从研究方法向叙述方法转化的基本过程。另外，仅就思维而言，仍然可以讨论抽象和具体，在这种理解中，抽象是指对事物某一方面的规定在思维中的反映，具体指的是思维对事物各方面规定的相对完整的反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重要引文中，马克思的“抽象上升到具体”，要在叙述方法限度内去理解，它至少包含下述含义：从实在和思维的角度讲，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是从抽象上升到实在， 不是类似现代经济学中的演绎方法从抽象规定上升到现实，是上升到思维具体;从认识的角度讲，是从简单、片面、浅层的思维范畴，上升到复杂、全面、深刻的思维范畴的综合。

　　此外，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关键之处在于“关于人的各种复杂规定的历史前提和物质基础上”理解 “人的各种规定”。所以，从单一视角，还是从“更多视角”，或者从“各种规定”出发考察人——比如从各种角度理解的人口，都是抽象的层次和抽象结果的结构问题，从“历史前提和物质的前提”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的“人的各种规定”才是目标。

　　对完整的包括研究和叙述方法在内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而言，在研究方法上，它是一个从具 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反复运动的过程。详细地说，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从当前的事实出发，但是这种研究会得到一些简单的范畴，这些简单的范畴构成的复杂的体系，上升为更复杂的思维具体，这种

　　思维具体被用来更深刻地理解现实，并在同现实的对照和检验中再次踏上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之路。如果我们可以用“第二次“来形容这个新的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的话，这个时候的具体，就既包括了经济的现实，也包括人们先前对经济现实的理解形成各种思维具体，《资本论》既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 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在这两种意义上理解的。

　　只有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完整的方法时，我们才会明白在把《资本论》解释为存在论时，对马克思的那段引文的解释中的更大问题，存在于那种解释的第二层含义中。“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 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7]这样理解马克思，概括地说，等同于把马克思解释为一个马克思自己极力批判的人。这里的“关于人的各种规定”是什么呢?马克思说，研究经济，可以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积极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托生产部分的分布，输出和输入”。[14]24这都是在谈人口，这都是关于“人口”的各种“规定”。“关于人的各种规定”，在马克思那里是从现实出发，研究进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是马克思说的“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 ”，这里的具体只能是思维具体或思维总体了。[14]24在理解了马克思的含义后，我们再来看作者第二层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有关人的思维总体出发，能 达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⑩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论述，源自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思维总体和具体总体的关系的不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使用的抽象的多重含义的无知或混淆。关于人的各种规定，仍然是“思维具体”，而不是感性事实，或现实前提。所以，无论使用多少语言上的迂回，这句话在不加入更多隐含前提的情况下，指的都是从“有关人的复杂的理论”出发，这有助于对人的具体的理解。

　　五、从无伤大雅的空谈到颇为有害的扭曲

　　在论证《资本论》是存在论时使用的“锤子思维”造成的恶果，还会在这类论证特别倚重的“引证”这种证明方式中，以脱离时代背景和文本语境，而纯粹根据自身行文需要对引文内容进行解读中表现出来。在我们看来，这已经是从空谈进入到“有害的扭曲”阶段了。我们以两个引证为例来予以说明。

　　在《“现实的历史”：< 资本论 > 的存在论》一文中，有一处引证，作者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经作过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比较：‘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是把‘人’归结为‘物’，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 ‘物与物’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物’的‘存在’ ”。[8]

　　认真读过《哲学的贫困》的读者，都不难理解，在其中的很多场合下，马克思是在比较李嘉图和蒲鲁东的背景中，批判蒲鲁东的，不仅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给了李嘉图非常高的评价，比如说李嘉图 “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积极社会的理论”、李嘉图的语言“简单明了而又准确”，另外，马克思还强调说，李嘉图“把现代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17]89-93而且在《资本论》中，还说李嘉图是“最伟大的最后的代表”。马克思说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说：“降低帽子的生产成本，即令需求二倍、三倍或四倍于前， 其价格最后总会降落到新的自然价格上去。降低维持生活的衣服食物的自然价格，因为降低人类生活 资料的成本，即令劳动者的需求大大增加，工资最后还是要降低的。”[18]

　　李嘉图的这段，实质在于解释供求并不会影响自然价格，李嘉图在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之间进行了 一个类比。马克思概括性地把这个类比说“人变成帽子”。这还不是事情的全貌，马克思在引用完李嘉图之后，接着说“当然，李嘉图的话是极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和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如果法国的作家们“责难李嘉图和他的学派言辞刻薄，那是由于他们不乐意看到把现代经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戳穿。”[17]94

　　那么马克思说，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是指责李嘉图把人归结为物吗?只要还保留一点基本的学术诚实，我们就必须承认，在李嘉图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的“把人变成帽子”同“把人归结物”之间存在极大的论证跳跃和理论空白。在我们看来，这里出现的只是一个“粗糙而浅薄的曲解”而非什么“生动而深 刻的比较”。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能想到的基于研究的理性源由，大概只剩下因为成文的需要，把有利于自己认知的语句强行塞入一个简单说明结构的结果了。

　　类似上面这种情况的引证，在另一些地方，则以另外的面貌出现。不过在这种新形态中，不再是歪曲，而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所用引文作者本人给出引文中表达的理论判断时，已经明示的前提。在《< 资本论 >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一种对阿尔都塞的引文的评价。作者在引用了阿尔都塞说：“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后，[19]24评论说，“这表明，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以研究‘现实的历史’为实质内容‘构建’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2]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当大家去把阿尔都塞说的话作为《资本论》是某种类型的哲学的一个引证时，一定要小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我们愿意再多费一点点力气，就会在阿尔都塞说下这句话的不远处，读到如下内容：“既然不存在无辜的阅读，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我们属于哪一种有罪的阅读”[19]2, “我们是作为哲学家来读资本论的”。[19]2-3这还不是全部，阿尔都塞接着进行了一个重要的比较：把作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阅读《资本论》，同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进行了比较，基于我们关心的问题，来看看阿尔都塞是如何比较这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阅读的：“作为经济学家阅读”是怎么做的呢? 是“把《资本论》的论述同一个在它以外就已经确定了对象加以比较，而不对这个对象提出疑问”。 [19]3而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的特点何在呢?要“对一种特殊论述的特殊对象以及这种论述同它的对象的特殊关系提出疑问”，即要对“论述——对象的统一提出认识论根据问题。”[19]3到这里阿尔都塞并没有讲自己阅读《资本论》的全部前提条件或理论假设。因为，即便是阿尔都塞解决了认识论问题，仍然存在 一个具体的阅读方法问题。所以阿尔都塞说自己要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方法”，“症候读法”，并分析了两种阅读方法。[19]21认为第一种阅读方法“看不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看和忽视的同时存在所提出的问题，即看和忽视的相互联系的问题”;在第二种阅读方法中，“可见领域和不可见领域之间的必然的却是看不见的关系。这种关系把黑暗的不可见领域的必然性规定为可见领域结构的必然结果”，[19]12有了这种方法，在看本身中“有没有看和看的同一性”，[19]14“它的沉默是它特有的话”，[19]15为了“看到这种看不见的东西”，[19]22“沉默是它特有的话语”[19]15。其实，症候读法，“与其说是马克思的解读方法，实际上倒不如说是阿尔都塞所固有的解读方法更好一些。” [20]而且通过对《阅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两本著作的联系阅读，我们不难发现，阿尔都塞说的，用马克思的哲学阅读马克思时指的“马克思的哲学”，其实，恰恰都是阿尔都塞自己的“马克思的哲学”。

　　经过这种回顾，我们现在知道了阿尔都塞说的那句话得以成立的层层递进的前提:(1)在哲学家的阅读下;(2)在特殊的认识论中;(3)在特定的阅读方法下;(4)在阅读是生产的意义上。也就是说，阿尔都塞所谓“真正读到马克思的哲学的地方”的判断，是在一系列强条件下，在非常特殊的前提下成立的。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引证不仅什么也证明不了，反倒会成为对涉及其中的两个思想家同时存在错误认识的一种证据。假如在“沉默是它特有的话语”的意义上，认为《资本论》是“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 可以成立，那么在有关《资本论》的理论研究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太多了!但是，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者请牢记，这种令人轻松愉快的对《资本论》进行的无限可能的解读(在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的 意义上)，会成为一种学术鸦片，它会导致使用这种研究逻辑的学者们在迷醉中，把我们真正要坚持的 《资本论》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

　　结 语

　　前面的分析表明，主张《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的论证，是在模糊马克思的一些概念、曲解马克思的 基本方法、歪曲某些重要引文的前提下实现的。这类哲学化的论证，还存在以下典型特征：

　　使生动鲜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使《资本论》中浓郁的问题意识，消失不见。我们可以说，一个研究无论在抽象的层面，重复多少次《资本论》是对“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研究，也无法使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运行，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历史”。更无法去弄明白那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大量内容回答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忽视或未能科学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利润的本质和来源是什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不是价值规律的例外?具有不同有机构成的资本按同样的 比率获得利润是不是同价值规律相抵触?等等。

　　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辛苦地实现的政治经济分析，尤其是这种分析中蕴含的对马克思自己先前形成的哲学思想的应用和超越，还原为某种抽象的哲学称谓，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把真正具有重大意义 的哲学问题弃之一旁。比如，资本作为一种关系，是如何获得一种主体性的存在的?为什么它是一个自我增殖的矛盾?再比如，《资本论》涉及的整体，在哲学意义上，是一个类似房屋一样的结构，还是一个像黑洞一样的存在?一句话，这种《资本论》哲学化研究，既伤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

　　我们认为《资本论》是一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一基本判断并没有丧失其客观性。对资本论的创新解释，认为它实现了一种哲学革命，是一种存在论，是一种现象学、人类之学的所谓的创新阐释，除非真正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所谓的新哲学自身具体是什么(比如，它有哪些核心范畴，它的基本框架是什么)?二是这种新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否则，这类创新研究，只会带来认知混乱和理论伤害。

　　对于不愿意像马克思那样费大力气去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而仅仅基于自己个体的知识积累和学科归属，为了研究而研究的做法，我们不可能给出曼德尔在《为什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更好的建议了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正因为它在最高的意义上具有‘党派性(partisan) ’ 的 ，也就是说 ，它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不仅是要解释世界 ，更要改变世界并解放工人阶级， 正是因 为这些理由，马克思主义绝不容许在进行社会分析时偏离最严格的科学客观性。只有以科学为基础的解释现实的理论，才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有力武器。若为了‘派系偏见(partisanship) ’而侵犯科学客观性，那就意味着上开枪前把火药浇湿。潮湿的火药是打不了胜仗的。” [21]

　　注 释：

　　① 有学者提出“如何阐释《资本论》这种独特的‘存在论’的问题，并认为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哲学的“何以存在”与“让其存在”，《资本论》的独特的“存在论”是“使其存在”。[9]暂且不说这是否完全是原作者的理解，这种解读，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大得多。假如《资本论》真的是一种独特的“使其存在”的存在论，那么“使其存在”的“使”的主体是什么呢(是上帝、人、意识、政党或一种抽象的社会结构吗)?

　　② 这里，请读者自行思考为什么作者在应用这句完整的话时，要拆分为两个单句表述。

　　③ 这里的抽象的含义取下文抽象的第二种含义。

　　④ 理论和实践、理性和人道、个人和集体、生产和分配、解释和改造、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经验和超验，……从这些角度，都可以对马克思的思想展开归类和组合，我们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值得提倡的倾向，这种倾向恰恰是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滞后的原因之一。

　　⑤ 我们可以在此处，给习惯简单分类组合的人们提供一些有关对比的分类，这里作者使用的是“彰显价值的对比”，还可以有“导出问题的对比”，以及“挑起愤怒的对比”……

　　⑥ 马克思用的是“抽象的‘人’ ”，而非作者使用的“抽象的人”，请体会“对人的抽象”与“抽象的人”的区别。

　　⑦ 也许只有康德意义上的“超验主体”算得上是“抽象的人”，算是“抽象的人”。

　　⑧ 非霍布斯或卢梭意义上的抽象的、根本性的契约。

　　⑨ 我们并不是在否定这些认识框架的历史或现实意义。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也存在天然的研究分工。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再说多少遍也无助于推进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⑩ 这里的具体，仅仅在思维这个单一维度中理解具体和抽象的关系时成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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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工程”专家。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常务理事;首都经济学家论坛执行副主席;北京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执行编委。

　　常庆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