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思潮探析

　　第二，就对外战略而言，特朗普政府减少国际介入，逃避国际责任，体现出明显的收缩态势。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消耗过多，这与其“美国优先”原则相悖。因而特朗普要求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投入，这在白宫提交的2018财年预算案中得到清楚体现。根据这一预算，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用于海外应急行动、维和行动、对外援助、国际组织及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等项目的资金被大幅削减，国务院和财政部对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和气候投资基金(Climate Investment Funds)的注资被彻底废除。主导气候变化项目和可再生能源计划的美国环境保护署则成为被削减最严重的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对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海外干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预算案体现出的政策倾向在特朗普的政策宣誓和具体行动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强调：“我们不谋求迫使他人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但会让美国模式成为闪亮的榜样。”同时，特朗普对盟友在安全上的搭便车行为十分不满，虽然已不再宣扬盟友无用论，特朗普仍多次公开要求盟友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买单。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对美国与北约成员国及日韩的盟友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签署关于“能源独立”的行政命令则是特朗普为推翻奥巴马时期的气候政策、逃避国际责任迈出的重要一步。

　　第三，在国际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秉持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强调，国际贸易要以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工福祉为第一考虑，但在特朗普看来，当前的国际贸易和自贸协议完全背离了这一点。一方面，许多自贸协议对美国经济是十分不利的，美国制造业因此遭受冲击;另一方面，不公平的贸易协议在美国国内造成业内人士和行业精英的利益凌驾于广大劳动工人之上，严重损害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因此，特朗普强调“只有保护才能带来繁荣富强”。在就职后的第四天，特朗普就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3月底，特朗普连发两道行政令，要求官员们拿出一项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方案，同时加强对他国贸易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4月底，特朗普又命令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全面审议美国所有的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以及与美国未签署自贸协定但对美存在巨大贸易顺差国家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虽然打着维护公平贸易的旗号，其实质却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主义。因而在2017年3月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坚决反对在公告中继续使用“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

　　第四，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始终坚持强硬政策，全力打击非法移民。在特朗普看来，非法移民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因为非法移民的涌入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且导致美国人就业更加困难。上台后，特朗普几乎完全按照竞选时的承诺，开始了收紧移民政策、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先是签署两道行政命令，要求行政部门在美国内部严格执行移民法规，终止对非法移民“捉了又放”的做法;在美墨边境建造一道隔离墙，以有效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之后又签署了被称为“禁穆令”的行政命令，要求暂时停止向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七国的国民发放签证，并暂停接收难民。遭到联邦法院冻结后，特朗普又签署了修订版的“禁穆令”。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下，“禁穆令”得以暂时生效。同时，为了配合行政令的执行，特朗普要求将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增加28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将被用于修建隔离墙和执行移民法令。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奥巴马政府和上台不久的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都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但是，两者又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地方：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色彩明显强于奥巴马政府;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倾向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如其反全球化、反移民的立场和对民众利益的强调。当然，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只是具有孤立主义倾向，而不能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或已经回归孤立主义，因为此孤立主义倾向与传统孤立主义对外政策已经大不相同。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早已无法借助地理优势将自己隔绝，也不可能完全将威胁拒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已经全球化，因而其不可能再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种不结盟、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孤立主义。与之前两次的孤立主义回潮一样，金融危机后的孤立主义其实是某种“有限制的国际主义”，其与国际主义的争论已经“不是要不要回到传统孤立主义，而是美国干涉世界的程度问题”。

　　四 新孤立主义兴起的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新孤立主义的兴起固然要以美国历史悠久的道德优越论和固有的地缘政治优势为基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主义统治美国的背景下，此次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必然有其现实的动因。

　　(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首要表现就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国际权力分配向新兴市场国家倾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0%左右。但进入21世纪后，这一数字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30.88%下降到2008年的23.31%，之后有所反复，到2015年回升至24.45%;相比之下，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8.11%增长至2015年的22.50%;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则从3.63%增长至15.04%。??同期美国的制造业实力也不断下滑，其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16%一路下降至2015年的12%。

　　由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和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也明显下降，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呈现多极化的趋势。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是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同时，在二十国集团的推动下，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股东，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均成为前十大股东;在世界银行，中国同样成为第三大股东，印度和俄罗斯的投票权也明显提高，成为前十大股东。

　　当然，在经济领导力下降的同时，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全球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但过去十几年美军在中东的行动却反衬出了美国领导力的衰落。究其原因，军事力量的作用在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当面对非传统安全和非国家行为体时，军事力量的优势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碎片化日益加深的时代，军事力量优势对美国领导力的贡献必然大打折扣。

　　(二)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实践结果令人失望

　　自由国际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性的对外政策，美国战略学界通常称之为“自由霸权”战略。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的定义纷繁复杂，但其核心思想是明确的，即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并“推进建立基于国际制度、代议制政府、开放市场和尊重人权的世界秩序”。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终结，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政策体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在缺少大国制衡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和随意，其外交实践的结果也令民众大失所望。

　　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借口，先后发动了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军虽然推翻了两国的独裁政权，也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但却很难用“胜利”界定战争的结果。一方面，阿富汗和伊拉克非但没有被改造成中东地区的民主样板，反而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并为恐怖主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环境。另一方面，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并为两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统计，两场战争共造成6713名美军士兵和国防部非战斗人员死亡，超过五万名士兵负伤。美国用于两场战争的直接拨款超过1.6万亿美元， 而算上其他相关费用的总花费约为4.8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两场战争导致美国全球战略的失衡和国际地位的下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甚至将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同布尔战争对英国的影响相提并论，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由此走到了转折点。

　　正是吸取了小布什政府的教训，奥巴马政府在对外干涉问题上异常谨慎。获得安理会授权后，并在英法等欧洲盟友和国内干涉主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奥巴马才决定参加北约部队对利比亚政府军的空袭行动。但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局势并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乱上加乱的恶性循环。尤其是2014年8月以来，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使得利比亚再次陷入长期的内战。同时，利比亚的权力真空也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机会，利比亚的“伊斯兰国”成为该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和西奈半岛之外的最大分支，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Ansar al-Sharia)等新的恐怖主义组织也在不断生长。

　　在自由国际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对外干涉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美国国内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态度也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基层民众中间，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不愿介入国际事务;而在更为专业和理性的外交精英中间，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类外交政策目标的认同度的降低。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对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成员进行的民意调查，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进行排序时，“提高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的优先性从2001年的48%下降至2013年的25%，同期，“在其他国家保护人权”的优先性从43%下降至17%，“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的优先性则从44%下降至12%;同时，外交精英们也倾向于认为，造成基层民众孤立主义倾向的最主要原因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战争疲劳。

　　(三)美国国内挑战增多

　　自由国际主义在国际上遭遇挫折的同时，美国国内社会经济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沃尔特认为“今日之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国际上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是美国不断积累的债务、破败的基础设施和萧条的经济”。这代表了相当数量美国人的看法。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较快，一直维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但经济数据的平稳增长掩盖了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深化，美国的制造业越来越多的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也受到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冲击，这必然导致美国制造业领域工资下降、就业机会减少。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因而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民调中，虽然受访者总体上认同美国参与全球经济是好事，但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公司大规模走向海外实际上是伤害了美国经济。第二，美国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生活的变化，相反，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阶级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2009年到2013年间，美国总的收入增长中的85.1%为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有，这1%的人收入增长了17.4%，而剩下的99%的国民收入仅增长了0.7%，前者是后者的25倍;相比之下，1979年到2007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总收入增长的53.9%，其收入增长幅度是剩下的99%国民的10倍。皮尤中心的研究也显示，1970年到2014年间，富裕家庭占有的美国总收入的比例从29%增长到49%，而中产阶级占有的比例从62%下降至43%;2000年到2014年间，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了4%，他们的平均财富在2001年至2013年间减少了28%;同时，美国家庭属于低收入阶层的比例从1971年的25%增长至2015年的29%。

　　债务问题也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经济具有债务驱动特征，其经常项目收支长期保持逆差，联邦财政长期保持年度赤字。”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没有遭遇过大的债务危机，因而对债务问题的重视不够，导致美国对外负债急剧膨胀。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统计，2008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外债总额(Gross External Debt)达到13.78万亿美元，比2003年第二季度时的6.57万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经过金融危机后的调整，美国债务增速有所下降，但仍超过同期GDP的增速。截至2016年底，美国的外债总额已达到18.33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净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NIIP)是一国对外总资产与对外总负债的差值，能综合反映一国在海外的资产负债情况。2000到2008年，美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从负1.54万亿美元下降至负4.00万亿美元，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下降至负8.32万亿美元，即美国对外净负债为8.32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大致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适度的债务能够驱动经济发展，但不断膨胀的对外负债可能引发美国的信用危机，不仅拖累美国经济发展，而且将从根本上侵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美国的基础设施大多修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很多基础设施已跟不上现实的需要。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ASCE)2017年的评级报告，美国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被评为“D+”级，与2013年相比没有明显改善，比1988年首份评级报告中的“C”级还略有下降。在基础设施的16个大类中，除铁路被评为“B”外，其他各类的评级都在“C+”和“D-”之间。其中，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路和航空的评级为“D”，公共交通系统的评级则为“D-”。??基础设施的落后不仅给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已经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估算，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未来十年美国每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每年将减少3400美元;到2015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因此而缩水四万亿美元。

　　(四)美国国内人口结构的变化

　　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多个方面影响美国人的孤立主义情绪。首先，就种族结构而言，外来移民的增加导致美国白人对全球化和移民的排斥。早在2004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认为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正日益威胁到作为美国国家特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外来移民已经开始影响美国的身份认同和白人的政治地位，其中尤以拉美裔人口威胁最大，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人口规模正迅速扩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的统计，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的拉美裔人口从3530万增长至5050万，增长率高达43%，占总人口比重从12.5%增至16.3%。同期，美国白人人口从1.946亿增长至1.968亿，增长率仅为1.2%，占比则从69.1%降至63.7%。截至2016年7月1日，美国的拉美裔人口为5750万，白人人口为1.981亿，在2010年的基础上分别增长了13.86%和0.66%。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美国白人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少数民族”。与身份危机同步到来的是经济上的损失，特别是对于广大中产阶级白人，外来移民的增加可能抢占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造成他们的失业或收入减少。因此，美国白人在近几年体现出明显的反全球化和反移民的倾向。

　　下图为不同年龄段美国人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的态度?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Uncertain, Divided over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April 2016, available at: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5/2016/05/05-05-2016-Foreign-policyAPW-release.pdf, pp.33, 35.

　　其次，就年龄结构而言，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年轻的美国人并没有老一代那么强烈的对国际主义的支持。正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所言：“慕尼黑、珍珠港、欧洲重建、铁幕，这些强烈历史记忆在过去50年时间里一直是美国国际主义的知识和政治基础”，而没有经历过这些重大事件，甚至没有经历过冷战的年轻美国人不太可能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倾向。当然，由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影响，年轻美国人也不太可能是坚定的孤立主义者。但他们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在理论上支持国际主义，但在实际上却很少采取国际主义行动;就像他们明白保持体形的好处，却仍然不愿意进行体育锻炼”。当考虑到国际主义要付出的成本时，这一倾向就会变得更加明显。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年轻人对美国介入国际事务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差别，甚至比老一代更支持美国参与全球经济，但当被问及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时，担心美国介入过深的年轻人比重明显高于老年人;当被问及对派出大规模美军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态度时，持反对态度的年轻人比重明显高于老年人(如上页图所示)。这样，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记忆的远去，美国人对国际主义的支持正在减弱，在实际上更倾向于新孤立主义。

　　最后，就地区结构而言，传统上倾向于孤立主义的地区人口增长更快。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美国国内各个地区在国家对外战略上往往产生矛盾和冲突。因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变化，历史上美国各个地区对于对外干涉和扩张的态度也经历了数次调整和转变。大致而言，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和西部内陆地区在意识形态上较为保守，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减少国际介入、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东北部、中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上较为自由，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自由国际主义。此外，虽然被称为“军工产业带”的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在军备采购和研发上获益颇丰，也积极支持高水平的国防开支，但是，“当美国在只有有限利益的地区发动战争时，这部分选民却极其缺乏热情。” 近些年来，南部和西部内陆地区的总体人口增长明显快于东北部、中部和西部沿海地区，且总人口数上的优势日益明显。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4.3%和13.8%，而中部和东北部的增长率仅为3.9%和3.2%;2010年，南部和西部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7.1%和23.3%，中部和东北部所占比重分别为21.7%和17.9%。到了2016年，南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7.9%、23.7%、21.0%和17.4%。这样，由于人口的增长，孤立主义倾向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内陆地区变得更加明显，在全国范围内，反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力量也显得更加强大。

　　简而言之，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国内挑战增多、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实践失败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当然，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美国毫无节制的对外干预导致其国内挑战增多，加速了国力的相对下降;国内挑战增多也是导致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国家资源在对内和对外战略上如何分配的问题，自由国际主义导致美国在内外战略上的分配失衡，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对这种失衡的纠偏。

　　结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兴起了一股新的孤立主义思潮。美国民众体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学界也掀起了探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又一个高潮，同时，持孤立主义立场的总统候选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而且呈逐渐加强之势。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既是源于对自由国际主义实践结果的不满和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也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趋势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所以，新孤立主义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长期倾向，而非昙花一现的现象。当然，就对外政策而言，孤立主义只是一种倾向，即它主张的是有限度的介入国际事务，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对外政策正在回归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传统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是对不介入或少介入国际事务的政治思潮和政策倾向的统称，不同的孤立主义者可能因国际环境的不同和对国际事务感知的差异而提出不尽相同的政策主张，从而造成不同时期的孤立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这就为研究者比较各个时期的孤立主义提供了可能。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进行比较，战前的孤立主义是主动的，因为美国是刻意地避免介入;战后的新孤立主义则是被动的，因为美国是在过度扩张后的收缩。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孤立主义视为一个整体，就领域而言，传统孤立主义和奥巴马的孤立主义倾向都是政治军事上孤立，经贸上积极进取，而特朗普则是政治军事和经贸上全面收缩;就地域而言，传统孤立主义是在欧洲孤立，在亚洲和美洲则奉行干涉主义，奥巴马是在欧洲和中东收缩，在亚洲积极介入，特朗普则由于执政时间尚短，地域侧重暂时无法判断。表面上是具体政策倾向的区别，其实质却是不同时期美国对其国际地位、安全威胁和核心利益定位的变化。因此，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美国国际地位和国际战略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