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琰，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摘 要]工业体系是国民经济强有力的支撑，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意义重大。虽然我国工业经济建设起点低，发展过程中又几经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基本建成了一个独立、门类比较齐全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工业体系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同旧中国以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前30年工业体系建设积累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腾飞、国家安全保障，以及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新中国;工业体系;发展;历史贡献
工业体系是国民经济强有力的支撑，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意义重大。新中国走过的70年承载着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的光辉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前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经过“三年恢复期”和4个“五年计划”奠基期，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迸发出强大活力，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国家，我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配套生产全世界所需的工业产品，有利地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应当看到，“钢铁不是一日炼成的”，正是改革开放前工业体系建设从0到1的艰辛探索，才有了如今这样的大好局面。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前30年新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创立和发展脉络，在同旧中国和世界情况对比中，总结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的成就，分析改革开放前的建设成果对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规律及其成就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工业经济体系逐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又饱受战争创伤。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资本控制和垄断中国的工业经济命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外国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发展缓慢，机器设备和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产值微乎其微。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卷资撤离，并对大陆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国民党败退时，更是将能带走的席卷一空，包括许多先进的机器装备，带不走的就进行轰炸或销毁，使得国内工业生产陷于瘫痪。加上日本侵华战争与内战，导致工业生产设备、交通基础设施遭到大量而直接的破坏，农业经济凋敝，工业生产力水平降至历史新低。
就是在这样一个濒临绝境、百废待兴的工业经济局势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工业建设奠定基本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担负起了带领全国人民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任。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恢复、发展工业生产的主要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工业经济体系，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该方针于1949年9月正式被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采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按照《共同纲领》制定的经济政策，党和人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工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以及个体手工业，分别采取了正确合理的改造方案，“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种种侵略特权，没收全部官僚资本，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全体人民共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作为人民政权陆续接管城市的重要任务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的，到1949年底基本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又开始对在大陆的美、英等国企业分别实行管制、征用、代管、转让等，将关系国计民生和垄断性的外资企业全部转归国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经济阵地。在接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企业过程中，人民政府通过派驻军代表，充分发动和紧密依靠工人群众，了解企业情况，学习管理生产，清理查点物资，维持工厂正常生产和运营。至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至56%，居主导地位。
第二，积极扶持并引导各种工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有步骤地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经济计划。政府采取供给原料、委托加工、收购产品、发放工业贷款等措施，扶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使之在短期内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掌握私营工业企业的经营许可、原料市场、产品销售市场和收入分配，引导企业按国家计划需求，规范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制止和打击资本家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等破坏活动，展开“五反运动”，限制私营资本的消极作用，工人阶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引导个体手工业经济与国营经济建立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占全国工业总产值23%的个体手工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此，党和政府主要根据自愿原则，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发展合作事业，成立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手工业生产指导委员会等管理机构，计划和指导全国手工业生产。同时，扩大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对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供销渠道，从而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发挥其为国民生计和国营大工业生产服务的作用，并推动私有制的个体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转变，为之后手工业合作化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废除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使广大劳动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翻身做主人，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一方面，公、私企业中建立起平等的劳资关系。在国营企业内部，实行民主改革，确立了广大企业职工的地位，巩固和健全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比如，吸收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建立厂长领导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会在公私企业中普遍建立，代表工人监督和执行政府法令所规定的各项条例，保障职工的工时、工资、福利和劳动安全。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出台了各项生产改革规定。比如，提出增产节约目标，鼓励技术创新和新的工作方法，开展生产竞赛，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制度等。这不仅明确了企业职工责任，还进一步激发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企业生产效益有了很大提升。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党和政府正是由于注意从实际国情出发，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方针和政策，在依靠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同时，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有步骤地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工业经济体系，使得我国的工业经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从140.2亿元增长至343.3亿元，涨幅145%，年平均递增34.8%，主要工业产品达到或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煤炭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机床生产能力一般提高5—6倍，棉纱、棉布的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61%和76%。钢铁工业主要产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超美国、英国、法国战后4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此基础上，国家从财政收入中挤出51多亿元的生产性投资，用于修复当时遭到严重破坏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并举，建立起新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雏形
经过3年艰苦奋斗，我国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但落后的经济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绝对主导地位，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7%，我国没有发达的大工业，仍然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及重型、精密的机器等。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实现工业化，是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的必然要求。从1953年开始至1957年，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我国展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工业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逐步建成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并举，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我国国情，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我们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两种方法(一是无偿剥夺，二是赎买)对官僚资本实行强制剥夺政策，而对民族资本推行从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公私合营的和平赎买政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自1953年起，我国主要采取将私营企业利润按一定比例，逐年分给资本家红利的方式，赎买他们在企业中拥有的生产资料。该方式一直延用到1966年，从而将私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都转归国有，企业生产按国家计划和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另一方面，针对个体手工业存在的分散、落后、盲目、保守等消极因素，为了更好地发挥手工业价值，党和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期试办手工业合作社后，于1953年明确提出并推行手工业合作化任务，循序渐进，使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过渡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发展为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基本完成。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合计占99.1%，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领导力量。自此，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工业经济管理体制。这是在我国经济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工业，实施“一五”期间大规模工业体系建设方案的战略选择和客观要求。
第二，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集中力量做好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逐步建成一批门类较齐全的基础工业，包括电力、煤炭、石油、化学、钢铁、机械、冶金、通信、国防等，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从苏联引进重点工程的成套设备和技术，除了受国际环境影响，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因素外，确实是在自身力量都很有限的状况下，能够让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发展生产力，建立起一批配套工业生产体系的战略举措。但我们基本上是在学习苏联技术和计划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的。其一，我们党采纳了正确的建设方针，集中全国主要财力、物力和人力，5年工业总投资250多亿元，统配全国70%以上的物资，抽调各条战线的优秀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建设队伍，充分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其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有利于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厉行节约，增加财政收入，积累资金搞建设。其三，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服从大局，积极支持、拥护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三，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建立起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的雏形，我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开始改变。一是工业生产迅速增长。1952—1957年，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了128%，平均每年递增18%，发展速度远超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煤铁钢纱布等工业产品产量快速提升。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比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初步改变了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结构。二是工业经济效益好。轻、重工业比例协调，工业净产值年平均递增19.6%，物质消耗下降0.7%，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8.7%，职工年平均工资增加6%。三是工业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提高，一批新型制造业、能源业、金属冶炼业等配套工业体系建立起来。由此，新的现代工业产品应运而生。如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石油勘探技术取得重大进展等;钢铁联合企业、煤矿企业、化工厂、水电站、火电站等一批基础工业企业建成;东北等8个工业基地形成，鞍山、武汉、包头钢铁基地建成，内地工业落后状况得到一定改观。四是职工生活水平提高。继经济恢复期工人地位提高、翻身做主人之后，这一时期，国营单位职工就业率、收入、福利待遇有了很大提高。1957年比1952年的就业人数增长55.1%，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42.8%。职工住宅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享受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的职工人数大幅增加。国家新建职工住宅面积5年共计9454平方米，为职工支付劳动保险金、医疗费、福利费共计103亿元。
三、“大跃进”时期党民一心，攻坚克难，革新技术，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
“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党的八大具体规定了“二五”计划中工业生产建设的基本任务：“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与此同时，1957年，国务院还确定了改革高度集中工业管理体制方案，将中央各部所属企业下放至地方管理，让地方工业建设自成体系，以此纠正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暴露出的某些弊端。然而党由于在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不足，走了弯路，“二五”计划实际演变为从1958年到1965年的3年“大跃进”和5年经济调整的曲折发展历程。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因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在工业生产方面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大办地方工业，造成了高指标、高消耗、低效益，加上自1959年起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经济合同，撤走全部专家，致使1959—1961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产值下跌，国家出现财政赤字，人民生活发生困难。然而，这期间全国人民大搞生产建设的精神品质难能可贵，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也不容抹杀。
从主观方面来说，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路线方针，迫切想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地位普遍提高，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局势鼓舞下，普遍拥护党、支持政府实现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的有力表现，也是发挥主人翁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大跃进”期间，尽管生产条件十分艰苦，但广大职工生产热情高涨，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敢想敢干，以“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创造出一大批革新成果。
从客观方面来说，“大跃进”给予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深化了对于经济建设要按照国情和经济规律办事，走稳步发展道路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初陆续出台的毛泽东关于“鞍
钢宪法”的批示，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以及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措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那段设备简陋、原料不足、生活物资短缺的艰苦岁月，全党、全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压倒。大家团结一心、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以冲天的干劲革新技术，开创出一个个“第一”的奇迹。如第一座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运转，标志着我国开始跨入原子能时代;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诞生，成为国人心中农业机械化的形象代表，为农业耕作，为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大庆油田的建成，使我国脱掉了贫油国帽子。此外，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试制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第一台内燃机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台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投产，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等等。这些技术成就为我国航海、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电力、钢铁、电子、化学、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果断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在工业方面，重点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统筹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巩固新的技术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1961—1965年的工业经济调整贯彻了这些方针，使工业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具体举措包括：一是降低绝大部分重工业产品指标，对生产中原材料资源不足、消耗高、质量低劣、成本高和长期亏损的企业，采取关、停、并、转以及精简职工等有力措施;二是加强煤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产品、木材等重要原材料的生产，着重增产农业迫切需要的化肥、农药、运输、排灌机具，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三是成立第四机械工业部，加速电子工业发展;四是重新集中统一各政府部门对工业的管理权限，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业生产从1963年开始回升，1964年形势继续好转，1965年达到全面好转。诚如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经过调整，工业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我们还新建和改建了一批工业企业”。
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成效卓著。到1965年底，工业经济不仅得到了全面恢复，而且完成了原定的“二五”计划中的生产建设目标。我国初步建成了一个有相当生产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且结构基本合理的工业体系。一是工业产值显著上升。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1394亿元，比1957年增长1倍。3年内，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17.9%，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全面增长，物质消耗年平均降低1.5%，工业净产值年平均递增21.3%。1965年的工业净产值比1957年增长一倍。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财政收支状况明显改善，从原来财政赤字转为年年有余。二是工业结构趋于合理、完整，生产能力大大加强。不仅农、轻、重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工业体系内部的机械、能源、加工与新兴工业都有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机械工业形成门类齐全的制造体系，我国主要机器设备自给率已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我国由缺油国变为石油输出国;化肥、农药生产发展迅速;新兴的电子、原子能、导弹等高新技术工业有了突出发展。1965年，我国已能生产各种雷达、广播电视、无线电通信、电子计算机设备。1964年10月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工业技术达到新水平。此外，这一时期，我国引进了国外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进一步填补了工业生产空白。三是人民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工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产品不断丰富，使职工收入和各种日用消费品不断增加。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62年的663元增长至1965年的744元，涨幅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