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派在实践中找到真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近十几年，随着中国发展壮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进入新时代，中国将超越单方面学习借鉴甚至照抄西方模式的阶段，探索一条新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新的发展模式——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李玲在公开的文章和采访中，较少使用经济学专业术语，常常是以通俗的语言讲清道理，比如“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应该把医疗作为赚钱的行业”；“有多少医生就会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没病可以整出病来”；“在公立医疗体系中，给医生的激励就是让他怎样以最少的钱给老百姓看好病”。她把社会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用很简明的语言表达得很清晰，使人明白个中道理。

李玲从来没有放松对西方学术前沿的跟踪，她要求学生密切跟踪国际上卫生经济学的前沿文献，并且用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和市场设计等为医改做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然而，李玲并没有深陷在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当中，特别是没有为西方经济学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她密切关注到，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研究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和市场设计等突破传统的市场和产权制度理论。对此，她给予高度重视。她经常问的一句话是：

【“西方已经在反思市场弊端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走弯路吗？”】

李玲回国之后，一方面通过深入的调研了解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既研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又超越其缺陷，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创新中国发展模式，在医疗卫生改革，就体现出她对这一思路的应用。

李玲关于医改的研究，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除了由于医疗关系国计民生，更主要的是她敢于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对GDP的迷信、对私有化和市场的迷信、对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迷信，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虽然因此她受到了当时一些知名学者的激烈抨击。

面向公益性的改革，必然要触动大量既得利益，但是李玲具有中国学者的风骨。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她支持的安徽、三明等成功的医改试点，因为控制了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超额利润，触动了一些灰色利益链，因此多次受到有组织的舆论攻势。面对这种状况，她丝毫没有退却，甚至当别人为此替她打抱不平时，她也保持乐观的心态，更多地去思考如何通过思想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扭转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现状。让她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医疗改革中探索出来的以人民为中心、注重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系统性、以反腐破除既得利益等经验，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体现，并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而经过多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和年轻人认可和支持公益性医改方向。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健康+”时代。李玲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个人生活得健康幸福，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提出“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国，其战略意义非常深远。“健康中国”开启了新的里程，它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的看病就医问题，而是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将是集东方文明的智慧、政治制度优势以及信息优势之大成的一种制度。

作为一名教师，李玲一直倡导建立中国学派。2003年，她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时分管教学，就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要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所谓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就是北大培养的人才能够到世界顶级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经济。自2003年回国到北大任教，她坚持每学期给北大本科生开设课程。结合国际前沿理论和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她自编教材教案，突破现有的教科书局限，探索如何将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与经济学理论结合，用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在美国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

江宇：2003年您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管教学时，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的经济学派，培养自己的经济学博士，您为什么刚回国就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派呢？

李玲：其实，我系统思考中国学派并不算早，但是认识到中国发展经验的特殊性还是比较早的。在美国学习时，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但我每次回国都发现有新的变化，问题都在不断解决。比如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都很快得到解决。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总是解决不了市中心那点治安问题。巴尔的摩市和厦门市是姐妹城市，我曾陪同巴尔的摩市长访问厦门，在同厦门市领导会面时，我感到两边市长差别很大，时任厦门市领导对本市做了全面介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如数家珍、脱口而出；而美国的政府官员是个职业工作，市长能够管理的事情非常少，不越雷池一步，出国访问也不参观企业，更不会招商引资，因为不归他管；中国的官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从政当成事业，是竭尽全力推动城市发展；美国虽然很发达，但体制机制好像生锈了，动弹不得；而中国一代代人就像接力赛，都在推动国家往好的方向、往进步的方向走。这大概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奥巴马虽然是喊着“change（改变）”的口号进入白宫，但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奥巴马无所作为。美国的政治制度面临深刻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传统与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变，而这种变又有其内在连续性。十九大把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整个贯通了。建党第一个三十年，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跃迁，改革开放也是在不断变化，顺应时代变迁，现在的改革和80年代又不是一回事，我们一直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制度的内核就像装了AI（人工智能）发动机，不断自我演化，与时俱进。

江宇：这与前苏联的体制僵化、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李玲：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的联系比前苏联密切得多，而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虽然硬实力都在那里，但是没有韧性，没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的危机感非常强。典型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和美国对前苏联的冷战。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是不全面的。美国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真正放开吃饱是80年代之后，也就是现代化种养殖技术发展起来之后。

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认为前苏联当年就一定没有应对能力，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必然的。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但副产品是美国失去了竞争对手，骄傲自大，故步自封，慢慢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也生锈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美国时，中美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那时候中国连一寸高速公路还没有，更没有互联网、高铁。到了90年代，美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迟早会像苏联一样崩溃，不足为虑。

但是，在美国还是有一批学者能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例如我的导师，这是我的幸运之处。我们一到美国就谦卑地说，中国被耽误了好多年，我的导师却说，你们没有那么差呀，看看资料，你们比印度好得多呀。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也很腐败，高速公路上警察拦住就要钱，后来改了不让当场收钱，问题就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时间，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发展还是乐观的。

医改争论的背后是道路之争

江宇：您决定回国工作时，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不看好中国的，您是怎么思考的？

李玲：本世纪初，我从马里兰州立大学拿到终身教职，那年秋天我去凭吊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葛底斯堡战场，山峦叠嶂，层林尽染。葛底斯堡之战奠定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林肯提出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在葛底斯堡演说里的名言。那次凭吊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思考，我应该回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回国之后，我感到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用物理学的话说，是从美国这样一个惯性坐标系，换到一个加速运动的新坐标系，能够和祖国共成长。

江宇：您回国之后，就深度参与了医改的实践。您对中国道路的许多认识，是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李玲：中国的医改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论争，体现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

当时，医改面临许多争论，一种是认为市场化不够，市场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一种是认为市场化过头了，政府没有尽到责任。面对医改的争论，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对基层的调研以及对历史的研究，希望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

首先，我们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医疗体制的历史。新中国前30年创造了健康奇迹，没有哪个国家花那么少的钱解决了基本医疗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依靠新药、新设备、专业化、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发展中国家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就会导致大多数人看不起病。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农村发展了赤脚医生，农村也养得起。更重要的是，依靠共产党联系群众的工作传统，把基层百姓组织起来，打人民战争，群防群控，让每个人都成为健康的生产者。所以，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1978年已经是68岁了，这给了世界卫生组织极大的鼓舞。

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转型，农村集体经济削弱之后，合作医疗就失去了基础；医疗卫生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为城市，由预防为主转向了以治疗为中心，又进一步演化到以盈利为中心。医改的两种意见争论，体现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

江宇：提出公益性的方向之后，您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可否在此具体谈谈。

李玲：当时我提出的观点包括：公立医院改革是这次医改的重点和难点；政府要真正落实办医和管医的职能，公立医院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终止多头管理，联动整合、协同推进，由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必须遏制公立医院的“趋利性”，办公立医院不是为了让它到市场上去挣钱、自我生存发展，而是要它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老百姓的健康，公立医院必须回到公益性的原点；解决药价虚高、以药养医，要从产、供、销、医院、医生一整个链条，五个手指头按下去；一定要保障医务人员的待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农村定点培养初级的医疗卫生人才，要让他们在农村为老百姓服务的收入高于到城市里就业的收入；民营医院应该尽可能做非营利性的医院。

江宇：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比较早地做出了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徽和三明的医改，您为什么高度关注这两个典型？

李玲：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抓典型引路，是共产党传统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具体在医改当中，基层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分别是由安徽和福建三明这两个典型带动的。

2009年，安徽省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抓手，推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和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的彻底变革，真正建立了公益性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安徽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明确了政府责任，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体制机制，使得医疗卫生投入转化为安全、方便、有效、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安徽医改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探索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优势推进改革的路径。因而，安徽医改成为基层医改的模板。

2012年之后，公立医院改革是在福建三明这个小地方率先突破的。福建三明是全国首个在公立医院进行综合改革的地级市，它以彻底取消药品加成、整顿药品流通使用秩序为切入点，以大幅提高医务人员合法收入、建立公立医院考核评估制度、完善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为支撑，以加强领导和配套改革为保障，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这一改革真正触及了利益链条，扭转了公立医院的核心体制机制，回答了“怎样破除旧机制、怎样建立新机制”的问题。2013年我发现了这个典型，多次去调研，也向有关领导同志做了推荐。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三明医改做出明确肯定。

江宇：从全国来看，2011年基层医改完成之后，为何公立医院改革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李玲：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核心，是一切医改措施最终的落实者。公立医院改革相对滞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无法明显缓解。公立医院改革有很多难点：第一，如何破除药品和器材流通环节既得利益、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药费上升。这背后是医药流通使用领域长期形成的利益链。第二，如何提高和规范医务人员待遇，有的观点认为，应该“养事不养人”，医院就应该靠收费维持运行，但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给患者造成了沉重负担和大量浪费。第三，如何形成分级就医体系，各级医院出于自身创收的需要，难以形成稳定的合作转诊关系，基层医疗队伍不能满足需求；第四，各部门要形成合力。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公立医院改革信心不足，仍在犹豫、观望、徘徊。有的认为基层医改已经实现“保基本”了，公立医院可以缓缓再说。有的认为政府只要“购买服务”就够了，公立医院怎么改无所谓。随着经济和财政增速下降，一些地方的主要精力放在“保增长”上，担心搞医改增加财政负担，而没有看到医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如果不抓紧公立医院改革，财政负担才会越来越重。一些地方对改革有畏难情绪。实际上，基层医改和部分地区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有了成熟的办法，阻力主要在于思想认识和现实利益。只要下定决心，公立医院改革就能够尽快突破，破除以药养医，明显降低医疗费用，改善医疗质量，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

江宇：最开始您的观点还是被归为“少数派”。后来，是如何让别人接受您的观点的呢？

李玲：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医疗这个领域确实是市场失灵的，需要政府去干预，但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医疗卫生改革。在前现代社会，医疗服务主要靠伦理和道德来保障；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医疗服务变成商品，产生了异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抵御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障和公立医院。苏联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新模式。

医改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体现了方向道路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建立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态。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可见，公益性的医疗体制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必然产物。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地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也不能简单地走市场化路子，它关系到公平正义。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演化出解释医疗卫生公益性的理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就提出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另一方面，必要的理论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理论进展的把握。医疗卫生领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经济部门的规律，而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发展和这一领域相关。在海外任教的近十年中，我一直从事与卫生经济、公共部门等领域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回国后，也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每周都有和学生们的学术讨论周会。实际上，按照真正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我并不是“少数派”，甚至是“多数派”。

但理论毕竟是灰色的，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认识，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去做调查研究。在美国和我国香港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有很多体验和调查不同医疗卫生体系的机会；我经常会去相关部门和医院调研，比如去医院挂个号，切身体验一下。我基本走遍了国内大部分省区，每到一个地方，我还是习惯去大大小小的医院看看。在调研中，我接触了很多医改的决策者和操作者，他们从自己工作的现实出发，对医改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他们的实践和探索，给了我最接地气的启发。在中国，只要激励机制正确，基层干部、院长和医务人员就能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