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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帝国主义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

2019-11-27 00:4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3473| 评论: 0|原作者: 牛田盛|来自: 美国《每月评论》

摘要: 福斯特认为,人类世帝国主义是导致人类世危机的罪魁祸首。在晚期帝国主义阶段,生态帝国主义、能源帝国主义和水帝国主义使人类世危机不断恶化。人类世帝国主义既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也极有可能是导致人类和地球灭绝的阶段。
福斯特认为,人类世帝国主义是导致人类世危机的罪魁祸首。在晚期帝国主义阶段,生态帝国主义、能源帝国主义和水帝国主义使人类世危机不断恶化。人类世帝国主义既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也极有可能是导致人类和地球灭绝的阶段。新的物种意识的形成和反抗灭绝运动则是解决人类世危机的主要途径。福斯特对帝国主义批判从人类世的视角展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深刻认识帝国主义反生态、反人类、反地球的本质,探寻摆脱人类世危机的非资本主义路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因其缺乏对革命实现主体的深入科学分析,福斯特关于解决人类世的帝国主义问题的革命方案徒具理想性。

牛田盛:人类世帝国主义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福斯特对帝国主义的最新批判述评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每月评论》主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长期以来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2019年他和汉娜·霍利曼、布雷特·克拉克在《每月评论》第3期上发表《人类世的帝国主义》一文,借用地质学的人类世概念,从新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批判,揭示人类世与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人类面临危机时的所作所为,以及人类世危机的解决途径。本文拟对该文主要观点加以述评。

一、人类世及其危机

福斯特等人在这篇文章中首先介绍了何谓人类世和人类世危机,指出了人类世危机的根源。一般认为,“人类世”(Anthropocen)的概念最初是地质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Crutzen)和生物学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在2000年提出的,目的是描述地球突破或告别“全新世”(Holocene)后开始的一个新时代,以强调人类活动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地球的存在处境。不过福斯特坚持认为这一概念是苏联地质学家阿列克谢·巴甫洛夫(Aleksei Pavlov)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1] 其实,人类世这个词是谁提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世这一最新的地质年代是否真的存在。2019年5月21日,国际地层学委员会第四纪地层分会下设的人类世工作组经过投票确认了人类世在地质年代中的存在。该工作组将人类世定义为“人类对地球系统的现状、动态和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地球历史时期”[2] ,同时还将20世纪50年代确定为其起始时间。这一认定标志着人类世在国际范围已成共识,结束了地质学界一段时间以来对人类世是否存在的争论。

接着,福斯特等人说明了所谓“人类世危机”就是人类活动造成了地球系统的危机。地球环境的大规模变化是地质学家划分不同地质年代的主要依据。从科学的观点来讲,“人类世”表明地球上的变化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突破了以前所有地质时代。如果说过去被视为划分大的地质时代的变化发生在数百万年间,那么现在由于人类活动,它们正在发生而且就在几十年或至多几百年间。在这方面,人类世代表着对随着最近的冰河纪结束而在11000~12000年前开始的相对稳定的全新世的彻底突破。人类世工作组和广大地球科学研究者认为,人类世时代的到来是20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推动的变化“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的产物,而这种变化是与经济学家有时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从造成地质年代变化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是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海洋酸化、物种灭绝(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氮和磷循环中断、淡水枯竭、森林减少和化学污染等等大量直线增加的时期,其结果是地球生态危机或地球系统危机。

福斯特等人还认为,20世纪中期是冷战时期,因此人类世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热核武器试验造成人造放射性物质在世界范围内扩散,随后嵌入沉积物和冰川中,成为人类世地质标记的重要部分。总之,20世纪中叶人类经济活动的大加速导致了对诸多地球界限[3] 的突破,造成了各种“人类世断裂”。2015年1月,多国生态环境专家在美国《科学》杂志联名发文称,9个“地球界限”中已有4个被突破,其中还有2个是“核心界限”。

但是福斯特等人强调,与其笼统地说当前的人类世危机是人类引起的,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或全球化资本主义造成的。福斯特等人指出,“今天可以毫无疑问地说,造成这一地球危机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指数增长,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增长。”资本主义没有利润、财富或消费“够了”或“多了”的时候。在这个体系中,地球环境不被视为一个有固定界限而人类必须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在其中一起生活的地方,而是被视为一个可以在为无限追逐利润——且其中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拿走了——而不断扩张经济的过程中加以利用的领域。按照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经营活动不增长就灭亡;同样的,这个体系不增长就灭亡。因此,“资本主义促进了‘经济理性的疯狂’,从而破坏了人类与环境的健康的代谢关系。仅仅批评资本主义是一种抽象的经济制度还不足以应对今天的环境问题。相反,还必须研究被划分为对立的民族国家的整个世界的积累结构。如果不解决在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区分为中心和边缘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或全球化资本主义,我们的地球问题就无法真正得以解决。”[4] 所以,今天必然提出人类世帝国主义的问题。

二、人类世帝国主义的主要行径

20世纪后期以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学批判成为西方左翼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这个领域的重要代表,福斯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借用了“新陈代谢裂缝”(又译“物质变换裂缝”)“生物文化圈”“生态债务”等概念和理论,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根源、表现、特征、本质和危害等进行系统分析,有力地证明了生态掠夺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反生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本性。而《人类世的帝国主义》一文则是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继续和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他和霍利曼、克拉克运用“帝国主义租金”(Imperialist Rent)“物质足迹”(Material Footprint)“海洋掠夺”(Ocean Grabbing)“能源帝国主义”(Energy Imperialism)“水帝国主义”(Water Imperialism)等概念,进一步深化了他对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

“帝国主义租金”本是萨米尔·阿明所创造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是指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以垄断租金即帝国主义租金的形式出现。阿明从依附论或“外围—中心论”的视角切入,指出外围或南方国家创造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资本以帝国主义租金的形式拿走了,这种租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而产生的租金,另一部分源自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侵犯其相关主权。前者可以用交换价值来衡量,后者却不能如此,因为它涉及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5] 基于阿明上述分析,福斯特等人指出,第二种形式即使用价值从外围转向中心的过程就是一个生态帝国主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开采经常毁掉那些贫穷国家,它们不仅面临着资本对自己领土上的“自然界馈赠”的攫取,还要担负资源开采的高昂生态成本。全球南部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无论是黄金、鸟粪、石油、咖啡还是大豆,都被跨国公司系统性地不同程度地洗劫,其结果是给这些贫穷的依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和经济双重损失。

关于“物质足迹”,福斯特等人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晚期帝国主义阶段[6] ,垄断金融资本日益占据统治地位,其生产主要采取了全球商品链的形式。这些全球商品链与物质原材料资源从贫穷国家到富裕国家的长期加速转移相结合,形成了更大的“物质足迹”[7]。福斯特等人通过定量分析发现,2008年全球共开采了大约70亿吨原材料,其中40%用于同其他国家的贸易而不是本国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富裕经济体贸易中的人均进口原材料当量(Raw Material Equivalents)最高。在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带动下,成熟经济体的整体趋势是“资源密集化诸过程的外部化过程”,这使它们越来越依赖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消耗当量进口。与此同时,与出口有关的开采资源总物流中的大约2/3主要作为加工废弃物和辅助物资流留在资源出口国,往往产生相当大的生态破坏,被归类为经济外部性。[8] 显而易见,发达国家较之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物质足迹,普遍造成外围国家的生态成本过高,而且在不平等生态交换主宰的条件下,自然资源的好处主要流入富裕国家。

福斯特等人指出,过去几个世纪,生态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攫取和剥削方式对地球南方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直接进行生态掠夺,现在它们已经把掠夺的手伸向了全球公域即海洋和大气层。1982年海洋法通过以来,世界上的海洋有将近一半处于民族国家管辖之下,大部分处于“经济专属区”以内。有80个小国,英国美国等大国拥有的海洋面积比它们的领土还大,这促使了海洋资源的掠夺。由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拥有掠夺这些资源的资金和技术,这也使它们在海洋开发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国家还经常运用近年来越来越多实行的海洋管理私有化制度所提供的经济杠杆控制和利用外围国家,其结果是近些年来出现了海洋掠夺、小国和小渔民被拒之门外,只允许跨国公司进入并过度开发渔业和海底资源等现象。“小岛国常常出卖其国际船队捕鱼权来换取一点点补偿。”[9]与此同时,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允许各国和公司为了自己的私利在公认为海洋公域的国际水域开采石油、天然气、海底表面与地下矿物和贵金属。生态帝国主义的“海洋掠夺就是一个封闭海洋公域的过程”[10]。

生态帝国主义还占用全球大气公域,福斯特等人引用相关数据证明了生态帝国主义在碳排放问题上的极端不负责任行为。人类世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这种变化迫使国际社会以大气中可接受的最高碳浓度水平所决定的碳排放限制为基础制定明确的气候预算。按照这个预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如果达到450ppm,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2℃,气候变化将不可逆转地失控,而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414ppm[11]。据此,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呼吁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这样做至少有50%的机会把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限制在1.5℃,否则,到2035年地球温度将上升2℃。碳排放量是累计的,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欧亚大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排放已经占到全球排放量的大约61%,中国和印度加起来占13%,俄罗斯占7%,世界航运空运占4%,其他占15%。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依然我行我素,在向大气层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福斯特等人指出,从全球南方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用化石燃料发展经济的大气空间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所占用,留给南方国家发展其经济的余地很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原则上赋予富裕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更大责任,规定它们应在累积排放量较少的发展中国家之前大幅减少其碳排放量。然而美国人均排放量仍然是全球平均值的三倍左右,其总体排放量仍在继续增加,这给欠发达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碳债务或碳义务。

全球变暖会加剧全球经济不平等。福斯特等人引用有关环境研究组织的研究成果指出,气候变暖对不同纬度的国家影响不同,“受变暖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并不是最应对变暖负责任的国家”[12],低纬度国家受到温度上升的影响最大,高纬度国家受到的影响较弱。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原因,低纬度国家一般比较贫穷,因此气候变化的结果之一是它会加剧已经存在的全球不平等,南方国家会首先受到气候变化的灾难性打击;气候变化将使一些贫穷国家变得更穷,一些富裕国家则变得更富。

气候变化的其他因素也使南方国家受到比北方国家更大的影响。比如,有一些小岛国和地势低洼、人口密度大的国家,都受到因气候变暖而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的威胁等等。

三、人类世危机生态帝国主义的战略图谋

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或人类世危机,帝国主义国家考虑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包括生态霸权地位,而不是在减少和防止威胁方面做出努力。福斯特等人指出,北方经济和军事力量结构在指出地球南方比北部在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有更多的脆弱之处的同时,一方面探讨这些脆弱之处如何在南方造成新的全球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探讨如何利用它们来增加帝国主义的支配地位。美国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只要研究一下对化石燃料和水这两个领域的自然资源控制权的竞争,就能清楚地看出人类世帝国主义的这种战略再定位。

福斯特等人认为,美国政府在承认气候变化现实的同时,首先关注的不是如何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而是如何在面临地球危机的情况下加强美国全球霸权的手段。其设想是全球变暖的初期,美国受到的直接打击将比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要少,这时华盛顿可以在全球混乱和灾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集中利用其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推进其“全面主导”议程。

首先,从帝国主义对化石燃料的控制来看。福斯特等人指出,美国的军事、帝国和经济是同美国大的化石燃料公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导致它形成了一个新的能源帝国主义战略。在这个战略中,美国在控制世界能源方面的显著地位和最大限度地开采化石燃料的要求被置于今天国家安全目标的核心位置。随着水力压裂法革命的成功和美国石油天然气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奥巴马政府取消了对美国原油出口的限制,美国已经成为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对石油依赖的减少,它开始加大对与它对立的石油大国如委内瑞拉、伊朗和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特朗普政府则试图取消对化石燃料行业的限制,这已经导致了美国化石燃料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扩张,美国正在成为世界上石油天然气和化石燃料的主要生产国。

福斯特等人列举了一系列数字表明美国正罔顾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大举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管道扩张。自1996年以来,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扩张已经增长了两倍,一半以上正在进行的管道扩建项目位于北美。北美预建和在建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扩建计划目前达到2320亿美元(全球超过6000亿美元),北美整个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扩建超过1万亿(全球超过2.9万亿)。美国的管道热潮主要是面向出口,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扩张远远超过了国内消费的需要。仅在美国,这些管道所产生的天然气产量到2040年每年将增加超过5亿吨的二氧化碳,超过2017年的水平。[13]

正是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和管道扩张的背后,特朗普政府无视所有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确定了新的帝国主义全球能源主导战略。正如特朗普在2017年6月宣称的那样:“我们将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将向全世界、全球出口美国能源”,尤其是亚洲。化石燃料行业拯救了美国的“最高统治权”[14]。美国的能源政策不仅要扩大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还要扩大全球煤炭生产。

在水力压裂法革命成功之后,美国政府正在推行一项整体能源主导战略,其实质可以被视为以地球生态破坏为背景并在全球争夺化石燃料。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坚持捍卫美国对化石燃料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化石能源反增长观点的批评,只字不提全球变暖本身,更没有说明全球变暖在人类世危机中的首要意义。

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坚持认为,“能源主导”战略可以确保美国在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各个方面的中心地位,它以“释放”其丰富的化石燃料资源为基础,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反击不利于美国经济和能源安全利益集团的反增长能源议程的关键。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美国正在与其竞争对手国家进行争夺全球霸权的重大斗争,据称,它的丰富的化石燃料为这一斗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优势。福斯特等人指出,美国生产和出口的燃料越多,它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就越高,这正是这种产出最大化为何已成为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政策主要支柱的原因。这种“能源政策的军事化”的出现与其说是因为忽视了气候变化或人类世的到来,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赌博,即化石燃料是增加帝国主义权力的手段,压倒其他一切考虑,它需要被锁定,这样任何替代能源革命都将是不可能的。

福斯特等人对此讥讽道,按照美国能源帝国主义的逻辑和行径,人类该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9年 5月28日,美国能源署发布新闻稿居然荒唐地把天然气改名为“自由的气体”(Freedom Gas),把二氧化碳分子叫作“美国自由的分子”(molecules of U.S.freedom)。

其次,从帝国主义对水资源的控制来看。福斯特等人指出,全球变暖对世界各地人民最直接和最深远的影响之一是全球面临水资源问题。[15] 连特朗普也认识到“水可能是我们下一代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在这些背景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分析师们关注“谁来控制水龙头”的问题,并敦促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方法来确保美国在水方面的战略利益,整合政府和私营部门在世界各地的努力,领导对抗中国等竞争对手的侵蚀。他们强调水的中心地位和对关键淡水资源的控制,以增强其软实力和巩固其地区霸权,特别是在水资源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这种关切既体现在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所发布的《全球水安全》(Global Water Security)的评估报告中,也体现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017年《全球水战略》中。《全球水安全》概述了世界各地河流流域对美国利益构成的特殊风险和机遇。它强调一些国家水问题带来的威胁“对美国很重要”,它们会阻碍经济增长和美国的政策目标。该报告还阐述了这些问题给美国带来的机遇,美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可以帮助解决水问题,美国的企业可以向因淡水资源稀缺而不能自给的地区增加农业出口而获利。报告强调,美国积极参与解决水资源挑战将提高美国的影响力,并可能阻止其他行为体在损害美国的情况下实现同样的影响。而《全球水战略》则强调“以水为契机”的突出主题,指出“水是推进核心民主价值观的切入点”。参与全球水问题是私营部门的一个盈利机会,也是“鼓励全球机构和组织推广符合美国利益的最佳政策和方法的一个途径”[16] 。水危机被视为通过战略性对外援助增进美国利益的重要机会。

尽管美国政府提出了上述战略,但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分析家和其他人认为美国政府做得还不够。他们建议,为了推进水外交(Hydro.diplomacy)这一战略,总统应该建立一个公私水冲突预防中心来协调行动。他们警告说,如果不全面参与水问题的行动,美国的地位必然下降。如果在这方面听之任之,“气候变化对亚洲水资源安全的影响可能会促使中国的邻国与这个控制水龙头的国家更紧密地站在一起,而这可能会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推动该地区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多极领导结构”。[17] 他们批评美国国防和安全政策制定者忽视了亚洲水安全的影响。

四、人类世危机的出路

在充分揭露人类世帝国主义的种种反生态、反人类、反地球行径的基础上,福斯特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帝国主义代表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全球裂痕,是一种有组织的反对生态革命的反动力量,试图锁定化石燃料系统和导致环境最大程度退化和人类剥削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18] 。

面对当前迫在眉睫的人类世危机,出路首先是要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福斯特等人认为,“任何不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批评都不足以应对我们目前的时代危机”,“任何面对人类世危机的现实尝试都必须从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批评开始”。[19] 换言之,解决人类世危机即地球环境危机,首先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积累置于首位,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今天地球命运转折点的根源。资本主义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这一事实使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过时,因而需要展开一场致力于生态可持续性和实质性平等即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福斯特等人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起点,但分析不能简单地停在那里:它必须直面现实,即现在在世界范围内运作的普遍垄断金融资本以及将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深刻而系统的划分,气候变化只会使这一划分更加恶化。正是在这个更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资本主义作为21世纪的实际历史制度而存在,我们必须反对它。

在文章最后,福斯特等人运用“物种意识”(Species Consciousness)和“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这两个概念,提出了反对晚期帝国主义的主客观路径。他们认为,主观方面的途径就是人类意识转向,在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并与其他物种平等的基础上形成“物种意识”。客观方面的途径则是反帝国主义革命和生态革命的双管齐下:“面对当前的存在危机,如果没有从大量受苦的人类中汲取力量的反帝国主义革命,就绝不会有真正的生态革命。”因此全球生态运动必须是一个把无数灭绝运动[20] 解放出来的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的运动。在文章最后,福斯特等人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地指出:“穷人将继承地球,否则就没有地球可继承。”[21]

五、简要评论

当前人类世的相关讨论已经跨越自然学科,广泛存在于人文社科领域。人类世的问题意识,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文社科学者对于生态的再思考。福斯特等人的《人类世的帝国主义》一文,正是从人类世的崭新角度对帝国主义展开再批判的产物。人类世的到来以及人类世的危机都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解决人类世的危机也只能从反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入手,因此其逻辑线索清晰,且颇具鲜明的时代特征。福斯特等人对人类世的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反思,秉承传统马克思主义一贯的阶级分析、批判精神和殖民论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特别是21世纪帝国主义反生态、反人类、反地球的本质,以及探寻摆脱人类世危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具有重要启示。

另一方面,对于地球未来怎么办的问题,福斯特等人只是寄希望于建立“物种意识”和开展“反抗灭绝运动”这样缺乏科学理论论证的偶然性方案,他们的政治主张中既缺乏对社会运动实现主体的深入科学分析,也缺乏关于推翻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可行路径的探索,导致其关于解决人类世问题的革命性激进方案只能是一种“希望政治”,徒具理想性。

注释:

[1]John Bellamy Foster, “Marxism in the Anthropocene:Dialectical Rifts on the Left”,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VOL.6,NO.3,2016,p.393.

[2]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0.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0.

[3]2009年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m)等一批科学家通过量化方法确定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即地球9个界限,在这个界限内,人类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经济。它们包括:气候变化、海洋酸化、海洋氮磷超载、淡水资源、土地利用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化学污染、悬浮颗粒浓度、臭氧消耗等。

[4]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1.

[5]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 2019(Volume 71,Number 3).

[6]“晚期帝国主义”是福斯特在《每月评论》2019年第3期发表的《晚期帝国主义》一文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讲的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而晚期帝国主义则是指现在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阶段,而且晚期帝国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历史终结。

[7]“物质足迹”(Material Footprints)是为满足一个经济体最终需求所使用的采掘原材料的总量,是对原材料自然资源进行全球分配的度量,是评估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的综合指标。

[8]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3.

[9]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4.

[10]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4.

[11]ppm,大气浓度单位parts per million的缩写,意思是“每百万分中的一部分”,即表示百万分之几,或称百万分率。

[12]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5.

[13]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0.

[14]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0.(Sovereignty)

[15]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2.

[16]John Bellamy Foster,Ha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4.

[17]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4.

[18]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5.

[19]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5.

[20]“反抗灭绝”是英国的一个草根环保团体,自2018年成立以来一直进行以进监狱为标准的激进抗议活动,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引发政府的关注和行动。

[21]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6.

【牛田盛,南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副教授。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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