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对的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制度的失败
在福柯的解释中，新自由主义既远离凯恩斯主义，也远离自由放任主义。正如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国家之所以说是一个干预主义而非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是一个受市场支配的经济秩序的化身，它关注的是该秩序的延续并将其拓展到整个社会。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相关方面并不奉行干预主义的话，那么它在将商品原则运用到社会生活所有其他方面时就体现出了更多的干预主义，如在教育、社保、人际交往、医疗保险和生存环境等方面。
在这种理想化的、经过重组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中，国家是市场的化身，只有在它代表价值法则的时候才是至高无上的，用哈耶克的话说，价值法则实际上等同于“法治”。按照福柯的说法，哈耶克所说的“法治”就是指实施“与国家方案完全相反的正式经济立法”。其目的是建立“游戏规则”，防止任何偏离商品交换或资本主义竞争逻辑的行为，同时将这些关系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国家则成为市场霸权的最终保障。福柯认为，这一原则在M.波兰尼的《自由的逻辑》一书中得到了最明确的阐述：
【“现有自发的管理秩序就是管理经济生活中的自发秩序……而法律制度所要形成和执行的是生产和分配体系正常运行必须遵守的规则。”】
因此，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即阶级—财产形式的至高无上性，受到一种商品化的法律规则的保护。“新利维坦”失去了在以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它不再是凌驾于商品交易领域之外的力量而只能服从并执行市场的逻辑。福柯认为，这就是M.韦伯（Max Weber）的理性法律秩序，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将国家内的经济关系强加于个人。与此同时，国家被赋予通过垄断合法使用武力以维持这种新私有化秩序的职责。
A.博斯（Abraham Bosse）为T.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所作的著名前言，描绘了个体如何将由其自身组成的主权移交给君主。今天会不会出现一个理性的法律巨人，他披着由公司内部结构组成的外衣，取代大众进行决策。主权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将不再是一手握权杖一手握剑，而是一只手握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最初是为了保障奴隶的权利，但后来变成了公司人格的基础），另一只手握巡航导弹。新自由主义的“利维坦”是一个越来越具有单一功能、遵循单一市场逻辑的国家，仅从这些方面来看，它是绝对的，代表着一种绝对主义的资本主义。
当然，绝对的资本主义并非没有矛盾，其中五个方面的矛盾最为突出：经济、帝国主义、政治、社会再生产和环境。它们共同引发了一系列普遍的系统性问题。分析这种经济危机最好的方式是从马克思批判资本运动规律的角度出发。从经济上讲，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结构性产物，如今这种资本通过商品链在全球运作，由位于世界经济中心的跨国公司的金融总部控制，这些总部控制着国际资本流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验证了这种新的绝对的资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性。过度积累和停滞仍然是该体系的核心经济矛盾，由它而产生的企业兼并和金融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然而，这一系列现象只会使21世纪的资本主义头重脚轻，加剧早已存在的长期失衡和危机倾向。
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是指全球劳工套利和商品链体系，它们与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严重的垄断相结合。这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系统地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南北之间的工资差别大于其生产力差别，也就是说，它利用了世界上南方新兴经济体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一事实，使自身成为了当今全球供应链和价值捕获体系的基础。这些国际经济条件标志着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出现，而新帝国主义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全球不平等、不稳定和斗争。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而变得更糟，战争有可能扩大甚至扩大到无法控制的局面。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制度是国家和市场的一种新的协作方式，国家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日益服从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国家的众多部门，如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机制等，都不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而是受金融资本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人民越来越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不相容的实体。这就形成了超级富豪之下的三个主要社会阶层（中上阶层、中下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中心的社会框架中，中上阶层主要由专业技术阶层构成，他们对任何有损政府形象的抨击都深表怀疑，因为他们的地位不仅依赖其经济阶层，还取决于维护其政治权利的一般制度。相比之下，中下阶层主要由小企业主、中层管理人员、公司白领和销售人员等组成（尤其是白人、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和原教旨主义宗教群体），他们通常反政府、反资本主义，怀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他们认为，国家偏袒他们的两个主要敌人：中上阶层和工人阶级，前者被认为直接受益于国家，后者则被视为因种族因素而不断获利。中下阶层包括C.W.米尔斯（Charles W. Mills）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备军”。在危机时期，当捍卫资本主义利益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时候，富人就动员他们的后备军，而这些后备军本身就代表着社会中极不稳定的因素。工人阶级大体上是美国人群中收入最低的60%，他们是最受压迫、最多样化的人群，因此也是分化最严重的人群，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资本的敌人。
与过去一样，今天资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工人阶级。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由工人阶级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组成的外围国家，情况都是如此。当他们能够与其他下层阶级结合，成为由工人领导的联合体的一部分时（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是99%”的真正含义），工人阶级就是最强大的。
问题在于，剩下的1%发现自己似乎没有政治基础，而政治基础对于继续新自由主义即绝对的资本主义的事业来说是必要的。因此，从美国特朗普到巴西J.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种微妙关联性，他们是想让这个体系的后备力量发挥作用，他们的目标都是争取白人、农村人、宗教人士、民族主义的下层中产阶层来支持资本家，组成一支政治意识形态的军队。但这充满了与右翼民粹主义相关联的危险，威胁甚至终结自由民主国家。
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种族、社区和阶级矛盾构成了主要危机，这些危机已经超越了在工作场所进行剥削的狭窄范围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结构之中，包括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家庭、社区、教育、卫生系统、通信、交通等。对社会再生产场所的破坏，加上工作条件的恶化，使恩格斯所说的“社会谋杀”卷土重来，这些年来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国家的预期寿命缩短就是明证。正是在这些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贫穷女性化、种族资本主义、无家可归、城市社区衰败、移居开发、金融掠夺和生态退化等各种问题都显现出来，进而带来了阶级、种族、社会再生产以及环境等各方面的斗争。如今，作为对绝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回应，这些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在了一起。
绝对的资本主义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是目前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且最为严重的矛盾，这也引出了21世纪人类与地球关系中的“死亡螺旋”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改革，很快就被环境污染所取代。在绝对的资本主义中，绝对、抽象的价值占主导地位。在一个以金融财富为核心的体系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直接联系被割裂。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与地球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迅速扩大的裂痕。
四、毁灭还是革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米塞斯用破坏主义的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的作用。在他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以至于他在《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五卷用了整整50页来论述这个问题。他写道，“社会主义不是建设，而是破坏。破坏是它的本质。”在米塞斯看来，破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把现有条件消耗到极致而不顾人类社会的未来，而他所理解的未来存在于资本积累之中。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才是米塞斯所痛斥的那种绝对破坏主义的典型。虽然技术变革继续推进，但资本积累（投资）却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收入及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全世界的工人都在经历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物质条件的下降；人类的居住地，整个地球正处于危险之中。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绝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而这一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却是最恶劣的剥削、征用、浪费和掠夺形式。
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的力量将很快侵蚀工业文明，威胁到人类生存。在当今年轻一代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其中许多最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殖民时期的爱尔兰所进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看待今天地球面临的危机。在这里，“灭绝”（Extermination）一词最恰如其分。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1846年后的英国资本家随着爱尔兰大饥荒和《谷物法》的废除被卷入了“一场消灭佃农的残忍战争”，爱尔兰大量依靠种植土豆自食其力的农民“被碾得粉身碎骨”。爱尔兰的土壤养分随爱尔兰谷物一起出口且不计回报地来满足英国工业的需要。因此，大饥荒之后的几十年被恩格斯称为“灭绝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人在这里使用的“灭绝”一词，在当时有两个相关的含义：驱逐和消灭。“灭绝”就这样总结了当时爱尔兰人所面临的可怕状况。
19世纪中期爱尔兰问题的根源是与殖民制度相关的“更为严重的代谢性裂痕”。1846年以后，负责给土地施肥的贫苦农民逐渐被赶出农场甚至被消灭，整个脆弱的生态平衡被破坏了。这又刺激了进一步的清场、驱逐农民、整顿农场，以及为满足英国肉类消费而用牧场取代耕地。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所说，爱尔兰农民面临着“毁灭还是革命”（ruin or revolution）的抉择。
今天，类似的情况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各地自给自足的农民发现自己的生存条件受到全球帝国主义势力的破坏。此外，生态破坏已不再限于土壤，而是扩大到包括气候在内的整个地球系统，使地球上的人类普遍受到威胁，并加深了处于最脆弱环境下人们的灾难。20世纪80年代，E.P.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撰写了著名的“关于毁灭的注释——文明的最后阶段”，分析了地球上的核威胁和环境威胁。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几亿甚至上亿的人群之中，21世纪受到生态、经济和军事/帝国等物质破坏的威胁，已不再是秘密。无数的物种现在处于灭绝的边缘。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导致工业文明本身面临崩溃，就连世界银行也表示，当今缓解气候问题迫在眉睫，需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因此，过去R.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提出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口号，“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现在看来还不够充分，而应该用“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毁灭主义”或者马克思所说的“毁灭还是革命”来取代。
这种新自由主义对绝对的资本主义的推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世界走向毁灭或破坏。在这种破坏过程中，资本家和国家前所未有地勾结在了一起。但是人类仍然有一个选择：开始一场保护地球的长期生态革命，去创造一个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的、满足公共需求的世界。这就是21世纪的生态社会主义。
【作者：J.B.福斯特（John B.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译者：卢地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0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