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剩余吸收问题的中国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分析 市场经济体现出来的生产目的：一切为了利润而生产。这种经济体系内在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每一个生产者都追求更大的成本与售价之间的差额；单个或者少量的 生产者有可能实现他们的目的而不至于引起严重问题，但是，如果所有的生产者都同样如此，则必定会导致一个长期后果——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给产品实现带 来困难，总利润必然地体现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永久性差额。单个厂商的成功策略为所有沿用之后必然导致失败，这是另一个经济领域中间最常见的“合成谬误”。 生产大于消费带来的结构性困境，其实就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所说的“剩余增长规律”和“剩余吸引难题”，他们在《垄断资本》一书中间，追溯了美国 经济中间经济剩余份额的增长及其吸收难题，转而增加在品牌广告宣传和销售及服务网络布设方面的人力物力投放，他们指出这个现象内在于市场经济的本质，从根 本上改变企业竞争的规则（企业不再“打价格战”），导致整个经济体系中间“非生产性工人数量”急剧增加（相对于生产性工人就业于生产链条而言，这些人是就 业于产品实现链条上），即便是这样的话，经济剩余还是不能顺利吸收，结果需要美国政府长期维持一个高昂的军备采购数量，这个数量要足以吸收美国经济中间生 产大于消费的“剩余份额”。 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国家维持一个高额的社会福利支出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跟美国的军备开支一样，是为了解决 “剩余吸收”难题，不过是由政府在经济体系之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去创造居民的“购买力”来维持产销平衡，这必然地导致政府债务日积月累到最终无法偿还 的地步。欧债危机说到底，不过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体现，长期的产销失衡要求政府在经济体系的外部解决剩余吸收难题，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符合这个 功能性的要求，但后果就是债务积累到缺乏偿还能力的地步，这在一定时间段之后就必然要爆发出来。大体而言，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大搞福利国家制度，大 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与此同时，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及各种衍生理论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换言之，欧债经过了60余年的积累，终于到了无论如何都 还不起的地步了，政府的债务危机体现的是经济结构内在的产需不平衡的结果。 其实，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的局部 反应，1980年代美国经济“三高”（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已经暴露出“长期的财政扩张政策”所积累的后果。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之后的调整 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应这个问题的，当然，英美在经济政策上的调整，给经济学带来的政策辩护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了，凯恩斯及其相关衍生的经济学理论“背 时”了，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符合新的政策辩护需要开始“走运”了。 与欧美诸国相比，中国“改开搞”年代 所出现的问题，性质上完全一样。毛时代尚不存在“剩余吸收”问题，而是存在着一个相反的问题——“短缺经济”问题，其经济学含义是毛时代民众手里的购买力 大于生产量。毛时代搞了30年的高积累政策，1952-1978年平均积累率为30.44%，这个积累率得以实现，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长期维持一个“廉 价政府”使得社会管理成本对于“经济剩余”的消耗相当小；二是共产党在革命后消灭地主富农资本家发财致富门道，结果导致经济剩余能够顺利集中起来，在减去 低廉的管理成本之后，能够积累相当可观的生产性投资。同时，由于人均粮食产量难于突破温饱水平，稀缺的土地资源长期需要集中于生产粮食，所以各种轻工业原 料难于增产不具备大量投资的条件，因此，投资就大量集中于重工业方面。到了1970年代末期，重工业形成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可观，这是改开搞年代各地大量 兴办企业的依托所在，大量新工厂的兴办是对重工业装备能力的一个检验。 “改开搞”年代的开端，政府曾经短时间实行过所谓的“消费补课” 政策，1979年给农产品提价22%，给城市的工人发放奖金和提升工资级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加购买力，弥补产需缺口的功能性作用。同时，强行要求地 方政府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并且以此作为官员考评和升迁的标准，这极大地膨胀了毛时代就已经存在于官场的“投资饥渴症”。“改开搞”年代由地方政府兴办的 三轮企业，其产能很快就超过本土的原料供应和市场容量水平，导致全局性的溃败，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解决了“生产大于消费”的“剩余吸收难题”。有一个“合 成谬误”的说法，就是形容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能够成功的门道，如果被所有人或者多数人抄袭的话，就必然带来失败。希望通过兴办企业带动本地经 济发展，如果中国只有少数地区这么干，而企业产能又不超过原料供应水平和市场容量的话，显然就具备成功的条件；但是，在中央政府政策驱使之下所有地方和部 门都同时办企业，结果只能是一起失败。如果毛时代重工业积累的产能还很低，那么显然“改开搞”年代就算是要大办企业，由于基础薄弱能够投资的能力也很有 限，特定时间段所能够建设的新工厂数目有限，就能够客观地限制“合成谬误”的生成，恰好，重工业水平足以支持非常大规模的投资能力，结果导致在很短时间内 产能膨胀就大于原料供应水平和市场容量，这就必然地导致“合成谬误”的快速兑现。 从三轮投资失败的后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时代的重 工业优先政策已经积累了扩张产能的条件，此后经济政策需要关注的不是如何积累资本和扩大投资，而是要关注如何提升原料供应水平和相应地兴办轻工业，同时关 注民众的购买力提升，确保产能与需求的平衡。在邓小平主政之后，“改开搞”诸政策的实质是把官员们的政绩需要与投资扩张联系起来了，结果是把原本就相当严 重的“投资饥渴症”正当化了。这种政策的内在后果是：把新形成的国民财富通过地方政府和官员之手，主要地用于投资新工厂，而新工厂的总产能扩张往往短期内 就超过全国市场容量乃至于全球市场容量（例如纺织业），结果不可能不导致全局性失败。只有改开搞年代初期，从政治需要出发作出的“消费补课”政策，客观上 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经济体系内部“吸收剩余”的能力，保证了生产发展同时民众得到实惠。 相反地，邓小平等人在“翻两番” 愿望的自我暗示之下，通过“政绩考评标准”把“投资饥渴症”正当化和长期化了，结果导致一个结构性的剩余吸收难题——产能扩张远远大于购买力上升，结果导 致全局性的投资失败。投资新工厂的愿望是靠官场的“政绩饥渴症”和“投资饥渴症”来支撑的，结果投资失败得不到丝毫反省与合理解决，巨额投资及其全局失败 结果成为“中国特色的剩余吸收方案”，以失败的投资来吸收经济剩余，GDP数字的增长多数与国民购买力提升不发生联系，而是体现为投资膨胀及其失败和消 费。在邓小平等人一方面批判毛时代高积累忽视民众生活的同时，一方面膨胀投资和积累，1978-2002年平均的积累率为39.4%。这还是在完成工业化 第一阶段的高积累需要之后，积累率反而比毛时代还高出30%。最近几年，投资占GDP比重已经高达丧心病狂的60%以上，2010年积累率竟然高达 69.88%。与此同时，GDP数字中间国民消费所占份额从1978年的48%，下降到目前低于30%。 由于国内有效购买力不足，近些 年来每年都有3-7%左右的“净出口”，这也算是剩余吸收的一个方向，而大量外贸盈余除了支付跨国资本的利润之外，还剩余3.2万亿美元主要存放于美国， 而美国通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和货币贬值政策（已经有三轮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潜在地削减对华债务。而且，中国官方银行持有的外债数字过大，仅 仅由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就已经导致了大约6.5万亿人民币的亏损（据余云辉数字：央行的美元平均成本大约是8.34元/美元，目前已经升值至6.3左右， 由此形成了巨额的净亏空），这还没有计算汇金和外投在美国证劵市场的巨额亏空。 在三轮投资失败之后，政府转型确实实现了，此后政府投资 不再集中于生产型企业，而是转向公共工程，投资于公路的热潮由此兴起。在很短时间内，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就冲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全部公路里程及其通过量 急剧上升到严重过剩的地步。政府工程和房地产行业的膨胀，撬动了整个经济结构，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钢材、水泥和建材行业。2011年中国消耗了 8.9亿吨钢材、20.9亿吨水泥。 如果从政府投资方向看，“改开搞”年代可以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相同的是政绩饥渴症和投资饥 渴症没有变，变化的是投资内容及其对于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在创办工厂阶段的三轮失败投资中间，剩余吸收的行业和产能部分有利于装备行业和建筑业， 而到了公共工程阶段，吸收剩余则集中于钢筋混凝土；在政府与民众关系上，投资新工厂并以长期就业条件吸收新工人，虽然有最后无可避免的失败，但是政府投资 行为还是与民众的就业扩大相关。等到政府投资于公共工程之后，一方面是政府拒绝承诺长期雇佣条件，还溯及既往搞“买断工龄”强行实现工人的雇佣化，另一方 面是从拉高地租找出路开辟地方财源，急剧提高了城市的生存成本。这两者都恶化了政府和民众关系，前一个政策得罪了蓝领工人，后一个政策得罪了小资白领。 与欧债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也积累了很大的赤字，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债务起步较晚，大约是从199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积累赤字的，赤字时间 段只有欧债国家的一半左右，所以看起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温家宝出台了两个重大政策，一是提高出口退税以补贴海外消费 者，一是提出4万亿的政府工程方案（由于硬性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实际上撬动的财政扩张数字远大于此）。这也是忧虑“剩余吸收难题”而开出的药方，这两 大政策都带有预防危机的“前瞻性”和“预防性”，实质是通过提升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政府投资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剩余吸收难题”。不管对温家宝个人如何看 待，但是，中国式的剩余吸收难题的解决方案，增加净出口和政府开支，都是“实际的可选方案”；在一切照旧的情况下，这两个政策选项至少比增加本国民众购买 力的政策适用起来更加方便。 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爆发欧洲式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是严重存在；由于外汇储备和财政赤字方面严重问题的双重积累，也许不需要欧洲国家那么长的时间，就能够制造出比欧洲严重得多的问题。这是值得认真反思和对待的“待发生事项”。 四、薄熙来事件：三十年“改开搞”积累的社会矛盾与共产党执政地位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深入思考，很多政策都是在共产党领导和特色社会主义名义下做出的，其恶劣政治后果会不会自动成为“党内普世派”的无形资产，借以追求在中国实现他们的普世价值目标？ 撒切尔夫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推荐给各位网友参考：“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我听江泽民和朱镕基讲，在他们同撒切尔夫人的会见中，撒 切尔夫人同他们都有争论。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私有 化。”（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今天中国已经实现了远高于蒋介石时代的私有化，根据《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 造》一书披露：公私合营之前的蒋介石时代国有企业比例高达64%。 依照老田的看法，薄熙来历来是右派，不过是右派中间比较聪明的一位。 他在大连的实践中间，率先回应了朱镕基1993-1994年财政信贷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源萎缩”困境，同时，也最为清晰地认识到三轮投资失败的后果是不可 逆的，借此推动了官场眼光向“非竞争性行业”的转移——从提高地价入手增加财源然后向政府工程投资以减少“失误”，首先最为明晰地揭示了官场潜在利害关系 结构的变换，推动整个官场认识的快速转型。此后，政府投资基本上与劳动力就业不发生密切的联系了，政府也不再忧虑劳动力就业及其收入问题，而是把劳动力托 付给市场和资本。薄熙来在商务部长任上，2004年在巴黎指出“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虽然只是一个“陈述句”但是也代表他本人对于中国的 “依附性国家地位”的认可。薄熙来在重庆的种种作为，如果说真的与党内普世派构成不同政见的话，显然，只有从薄熙来的作为推导出一个潜在的结论“为了保持 共产党执政地位必须实现什么样的转型”之后，才与党内普世派构成不同政见。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改开搞”三十年积累起来的矛盾有关，假如薄熙来真的是 这么看的话，显然，他再一次比其他官场同行早一步看到问题并试图提出针对性的政策议题了，就跟他曾经提出的“经营城市”理念一样。 薄熙 来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官员，不可能是左派，这原本无需多费口舌；问题在于：现在体制内外的普世派竟然把他打成“左派”和“文革余孽”，这是极为可笑的，姑且 不论薄熙来在北京四中读书时就参加了“联动”成为骨干的历史事实，而且在现有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即便是薄熙来把所有政策空间用彻底又能实现多大的 变革呢？假如弄掉薄熙来是出于政见不同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本人已经被政敌视为“改旗易帜”的现实障碍，这个事情从反面可以做一个推论性的判 断：看起来党内普世派对于政治形势稳定性的乐观程度远低于网络上的左派——他们可能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越过思想宣传斗争阶段需要开始引入组织手段的时候 了。薄熙来事件作为一个政治和政策的检验案例，其深刻内涵还有待于通过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来观察。 （责任编辑 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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